晚自习下课后，学院内特别安静，一大片营区内听不见车马喧嚣，连行人都很少，只有个别上夜班的家属偶尔路过。绝对的安静反显耳朵的喧闹，耳边传来那哗哗的落叶之声。而校门马路对面依然灯火璀璨，那是另一个世界，一条马路把军校内外隔成两个世界——校门对面是一个没有纪律，没有作息制度的世界。沿这条马路围墙内是纪律森严的军营世界。我在军校上学，我生活在纪律森严的军营里，我得严格遵守部队的一切规定。就像当晚，学院轮到我们学员队站夜岗，我们班负责学院大门警卫岗，就得着装齐整军姿笔挺地站在大门两边，时刻关注着每一个人的进出。
过了熄灯时间，学院所有的铁门紧闭，只留下一扇活动小铁门以方便个别人进入。我和侯恩龙负责东门岗，我和他一左一右对站小门两边。我和他相距不超两米，两人对望，没有言语，你看我，我看你，站成一对铁将军。
中原的深秋，早已凉意袭人，午夜的风有些生硬，吹来有些疼。马路对面很是热闹，有卖油条豆浆的，有卖煎饼面条的，还有卖茶叶蛋和玉米棒子的。
借助风，马路对面的包子味、油条味，所有味道一阵阵袭来。这些味道是个大合唱，它们把沉睡的胃唤醒，胃变成一个狂热的听众，在为马路对面欢快鼓掌，把我的胃拍成一个响鼓，咚咚地响。风再一吹，这些味道又变成一条无形的丝绒，软软地，一头系在马路对面，一头系在我们心眼上，紧一下、松一下地拽着我们的神经。
侯恩龙不断地用余光朝马路对面瞟，那眼睛，馋得像猫似的，贼贼地正在打量一条鱼，眼光一步一步朝它走去。我没看，我是班长，是这班岗的带班人，这班岗我是正岗，他是副岗，他有错，我连坐；我有错，一人担，我比他多担一层责任。我不能朝马路对面看。其实也不用看，风已经准确地告诉你一切。但我的心里除了包子、豆浆，油条和煎饼外，还有出发前教导员的叮嘱：“不能擅离岗位一步，否则严肃处理。”教导员是说一不二的人，教导员对军校规定执行得比谁都彻底，一点都不许出错，同学许峰连续两次外出超时最后被退学，王超抽烟被抓背了个严重警告处分，教导员对犯错误的每一位学员从不留情。
已到子夜时分，再过半个钟头就可以换岗了。按规定，换岗后，我们也不许到马路对面去买包子，只许原路返回宿舍休息。学校有规定，以围墙为界，以大门为限，谁擅自迈出一步，谁就越过了“红线”。越过红线肯定要受到处理。教导员的话是唐僧口中的紧箍咒，学校的规定是一堵看不见的墙，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有着无形的魔力，让人不敢轻易去试。
也有例外，一些纪律松弛的学员队，他们的学员就敢到马路对面买包子、喝豆浆。特别是夜静人稀的时候。同学间私下都知道。
侯恩龙一再用眼睛看我，并不断朝我打“眼语”，他用眼神告诉我去吧，再不去买待会儿换岗就没机会了。我也用眼神一再告诉他不行，绝对不行。但侯恩龙实在忍不住，他说当晚就没吃饱，他受不了包子油条的气味，他的胃在翻江倒海，他的胃到了非安抚不可的地步，他小声抗议：“我去去就来，有事我一人担着。”说着他就要离岗，准备向马路对面走去，向包子油条走去。
我立马制止，这不是一人做事一人担的事。教导员的话很明白，我和他是一条绳上的蚂蚱，他和我却不是一条绳上的蚂蚱，我比他多担一份责任。我不能眼睁睁看他朝马路对面走去，这等于我向马路对面走去没两样。我必须把他唤回，才不致受牵连。此时侯恩龙已走到马路中间，差几步就到包子摊跟前了，情急之下我朝他喊道：“你回来，我去买。”听了我的叫唤，他笑嘻嘻地回到自己的岗位上看着我，我一下陷入进退两难的死角，我内心有两个人在吵架：
一个人说：“去吧，跑过去，买两个包子就一会儿工夫的事，岂会那么凑巧被人发现。”
另一个人说：“不行，只要越过马路我就越过了规定的红线，发现或不被发现，都是事实的违规。”
在去与不去之间，最后是侥幸出来帮了倒忙，侥幸说：“去，不被抓就没事。”我听了侥幸的话，一步步地朝马路对面走去，朝包子走去，我走进了错误的禁区。我掏出两块钱，那位妇女掀开笼屉盖子，拿出四个热腾腾的包子给我，我拎着包子快速返回，我要返回原来的岗位去。我抬头一看，教导员已经站在我那个岗位上，他一边替我把那个空缺的岗位补上，一边冷冷地看着我，我手中拎着四个包子站在一旁左右不是。侯恩龙一脸铁青地站在那里，一言不发。教导员站在我那岗位上不离开，一直站到下一岗交班。他无声的语言告诉我：你已经没有资格站在这位置上，你站不好这班岗。我惭愧得恨不得钻进地缝里。
第二天，还没等教导员批评，我便把检查交到他手里，并主动辞去班长一职。从这往后，不管连队的包子多么好吃，我从来不吃，这是我的污点，我不能一次又一次地复习这个污点。
2014-09-03于平和小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