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乘除
孟子说：使一个国家称霸，使一个国君成名，又算得了什么？我认为要使齐国称王天下，就像自己把手掌翻过来一样的容易。我们现代的成语“易如反掌”，就是从孟子这句“由反手也”来的。孟子说得如此容易，我们可以说他的牛可吹大了。且看下文。
曰：“若是，则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后崩，犹未洽于天下；武王、周公继之，然后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则文王不足法与？”
曰：“文王何可当也？由汤至于武丁，贤圣之君六七作，天下归殷久矣！久则难变也。武丁朝诸侯，有天下，犹运之掌也。纣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遗俗，流风善政，犹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贤人也。相与辅相之，故久而后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犹方百里起，是以难也。”
孟子说使齐国称王天下，就像自己一翻掌那么简单。公孙丑听了，对他老师的话表示怀疑，他说：照老师这么说，使齐国称王天下，像把自己手掌翻过来那么容易，这就使我愈来愈糊涂了。就以历史的事迹来说，称王天下谈何容易，像周文王这等人才，当政差不多百年，他当时那样地厉行仁政，也并没有完成一统，还是靠了他的两个儿子——武王和周公继续努力下去，然后慢慢经过了百多年才成功的。
实际上，周朝统一天下，掌握政权达七百多年之久，这样深厚的基础，并不只是周文王父子两代奠定下来的，而是由古公亶父，乃至远溯至公刘，更向上推至后稷，这样好几百年一路下来奠定的基础。犹如秦始皇的并吞六国、统一天下，也不只是秦始皇的功劳，而是秦国在一两百年前就开始建基的。并不像后世来自民间的帝王，例如明代朱元璋那样，原来只是一个落魄的和尚，结果在民间突然崛起，做了统治全中国的皇帝，这是特殊的现象。这也就是古今时代不同、社会环境不同而产生的不同模式。
我们再看看“治世百年，殷之顽民未化”的历史记载。周朝的政权建立了一百年以后，前朝的遗民、殷商的拥护者仍然不肯接受周朝王道德政的感化。由此可见教化社会人心的困难，这是我们读历史必须注意的一个关键。以文、武、周公之德、之才、之能，“治世百年”尚且“殷之顽民未化”，便知天下事实在不像翻一下手掌那么容易。这也就难怪公孙丑“惑滋甚”，对他老师孟子“以齐王，由反手也”的话想不通了。
所以公孙丑说：你说王天下那么容易，那么文王也不值得效法学习啰？这是公孙丑用孟子的话反过来向孟子质疑。因为孟子是最推崇文、武、周公的，所以现在公孙丑这样发问，等于说：那么老师你比文王、武王，比周公还要伟大，还要高明了？
孟子对于文、武、周公、孔子，始终尊敬如一。他说：如果以文王来比我，那又不敢当。不过我说我可以使齐国称王，是另有理由的。当年文王、武王的情形和现在不一样，首先，文王、武王当年的对象是前朝商汤。商朝由汤王传到武丁，有数百年之久，其间有过六七位圣贤之君。五六百年间出六七个圣贤的君主，这是很难得、很了不起的盛世。我们算算历史的账，在以往的历史中，以武力最强、文化又发达的汉唐两代来说，汉代在汉高祖以后，文帝、武帝、宣帝之外，没有几个好皇帝。唐代在唐太宗以后也没有几个好皇帝，唐明皇算是半个，但是到他年纪大的时候也就糊涂了。还有一个唐宣宗，他也是做过和尚的，虽然他没有真的出家，但的确也剃了头，做了一阵禅和子，与黄檗、香严禅师都是要好的同参道友。有一次他与黄檗同住在江西的百丈山上，曾因同观瀑布，和黄檗联句作诗，不过也有人说和宣宗联句的是香严禅师，并非黄檗。这首诗是这样的：
千岩万壑不辞劳 远看方知出处高（黄檗起句）
溪涧岂能留得住 终归大海作波涛（宣宗联句）
后人看了唐宣宗的末句“终归大海作波涛”，认为是唐室衰微的谶语，因为唐朝自宣宗以后即天下大乱，接近尾声。还有宣宗做和尚时，题百丈岩的一首诗也很好：
大雄真迹枕危峦 梵宇层楼耸万般
日月每从肩上过 山河长在掌中看
仙峰不间三春秀 灵境何时六月寒
更有上方人罕到 暮钟朝磬碧云端
这都是他少年时代为了逃避唐武宗的猜忌，剃头出家去学禅时的作品。据《林间录》记载，他全靠太监仇公武的庇护，剃头出家去参禅也是仇公武的计划。这个姓仇的太监，大有类比丙吉当年保全汉宣帝的大功。唐宣宗说“日月每从肩上过，山河长在掌中看”，日月星辰都从他的肩头上运行过去，大地山河也在他的掌中一览无遗，这到底还是帝王的气魄。后世称宣宗为唐朝的中兴之主，因为他来自民间，深知民间的疾苦，和汉宣帝的情形相似，汉唐这两个谥号“宣”字的皇帝，和周代的宣王一样，都是中兴之主，还算是很不错的。
我们从后代历史上的事迹，可以证明孟子的话。一个朝代，在五六百年之间出了六七个圣贤之君，是很不容易的事。孟子又说：在商汤的时候，天下人心归向商朝，是经过很长很长的时间养成的，这种归顺服从的时间一久，一时是很难改变的。这可以说是人类的好习惯，也可以说是人类对历史的惰性。大而言之，一个国家民族对于自己历史文化的习性，是很难改变过来的；小而言之，个人的习性，也是很难改变的。想把一个旧的传统变过来，十分不易，而且传统愈久愈是难以改变。
接着孟子又说：所以到了由武丁领导天下的时候，能使诸侯都来诚心朝贡，好像也是轻而易举，像在手掌上运用的事情一样。即便到了末代纣王时，这位商朝最后也是最坏的一位帝王，虽然他很坏，但距离他的祖先、那位名王武丁“朝诸侯，有天下”的时代，并不太远。上代商朝世家忠臣，遗留下来的好风气、好政绩、好政体、好制度并没有变，所不同的只是纣王个人的暴虐而已。同时，纣王时代辅佐他的同宗之中，或是纣王的叔伯，或是纣王的兄弟辈，还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等许多的贤人。只是商朝到了这个时候气数已尽，刚好传到暴虐的纣王手里，如果是由商朝宗室的这些贤人中任何一个来当帝王，那么周朝就起不来，也不可能革命了。因为这个时候，纣王宗室的贤人们都还在全心全力辅助商朝，所以纣王虽那么暴虐，周朝也要等待时机。久而久之，等商朝的根基先自行崩坏、气势衰败的时候，周朝才能起来。除了历史文化上的时间因素之外，当时的实际情形是天下领土皆属纣王，人民皆是纣王的臣民，商朝人众土广。而文王当时不过只有方圆百里的一点点领土，以及少数人口。以这样悬殊的现实力量，对抗历史久远的殷商王朝，便可理解周朝的崛起是多么的不容易。
时势 机运 成功
“齐人有言曰：‘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镃基，不如待时。’今时则易然也。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过千里者也，而齐有其地矣；鸡鸣狗吠相闻，而达乎四境，而齐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于此时者也；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者也。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孔子曰：‘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当今之时，万乘之国行仁政，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时为然。”
刚才讲述孟子为公孙丑解惑的一大段道理，中间有好几处转折，有好几个理由。他滔滔不绝地一直说下来，公孙丑也插不上嘴了。如果以现在的谈话形式和技巧来说，一定是说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逐项加以分析。古人没有这一套，用不着这样一条一条排列起来，因为听的人一听就知道了。现代人讲话，如果不分别列举，听话的人会指说话的人不合逻辑，没有条理，不聪明。不知道究竟是古代的人不聪明，还是现代的人不聪明，这实在很难定论。
到这里公孙丑还是插不上嘴，孟子继续讲下去，应该是讲到第四点了。
孟子这里引用的话非常好。公孙丑是齐国人，问的是假如孟子在齐国当政将会怎样，又引用了齐国的两个历史人物管仲和晏子到问题中来，更讨论到齐国称王于天下的事。虽然孟子一开头就说了公孙丑“子诚齐人也”，仅知有齐国而已。说到这里，他还是引用了齐国的成语来说明他的论点。
齐国是姜太公（尚）之后，文化相当深厚。孟子说，你们齐国有句名言说：“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镃基，不如待时。”这两句成语是道家思想的结晶，经过孟子一引用，更变成后世的名言，成为哲学上一个不易的定理。
青年同学们，现在读《孟子》，对于这句话最好能够牢牢记住。我们幼年时读书，读到这一类美而又有至理的名句，便立刻熟读、立刻背诵，到老还是牢记不忘的。
这句成语是说，虽然你有聪明绝顶的智慧，但是客观环境还没有构成有利的形势，所以你还是没有办法成功的。也就是说，一个聪明人，因客观的形势不利，也是没有办法成功的。比如骑上摩托车，不能在刹那间就到达目的地，一定要车轮转动的那一股势，发生动力，才能到达。如果没有这个“势”，而空想到达，那只有进精神病院了。
你虽然有了无比坚固的基础，还是要等待时机，才能发生功用。所谓时机，也就是现代所讲的“命运”、“机会”。机会不来，你纵然有天大的本领，也是枉然。我们现在看电视蛮舒服的，可是电视机由发明而到成为全人类的需要品，就要一段时间和机运了。所以发明电视的人并没有发财，后来的人捡现成而做电视生意的，反而发财致富，这就是时机的关系。在他来说，虽有发明的能力，但运气未到。历史上很多发明家常有潦倒而死的结果，皆时运未通。可是后人利用他的发明，却大发其财。所以读了《孟子》这几句话，想到一些不逢时机的事情，不禁喟然而叹，却也不禁要点头一笑说，果然不错。就如以谈“空”为主的佛法，也是注重时机因缘，何况世事是一切有而不空呢！
不过，时机来了，不晓得把握，又有什么用？我常说第一流智慧的人，创造机会；第二流的聪明人，把握机会；而愚笨的人错过机会，失去了以后又不断抱怨。如同赶公共汽车，第一流的人，先买好票，先站在第一个位子等着，车子一到，首先上去，有舒适的座位。第二流的人，买好票，刚好能挤得上去。第三流的人，公共汽车开过了，他在后面跑步追赶，赶不上了，便在公共汽车后面的一团黑烟中大骂山门。不过世界上这一流的人居多，也许我们就在此辈之中吧！
古今中外，不知埋没了多少人才，都是因为自己没有乘势，或没有待时，或无势可乘，或时机早已过去，或是时机迟迟不来。这些也可归之于命运，所谓生不逢时，虽有才能也毫无用处。就好像算命的说命好运不好，命是帝王之命，可是始终轮不到你上座，一生倒霉运，又奈何？！
乘势与待时，确是事业成功的重要因素。不但个人事须乘势待时，家庭事、社会事、国家事、天下事莫不如此。即使有了智慧，有了基础，还是要乘势，还是要待时。
又如大家都知道宋朝有两位爱国诗人，一个是陆放翁（游），一个是辛稼轩（弃疾）。他们在少壮时代皆是意气凌霄、豪情万丈的人物，当时生逢乱世，国运艰难，也真有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的气概。
但到了他们的晚年，一切的豪情壮志，都归到孟子所说“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镃基，不如待时”的哲理名言之领域了。所以陆放翁有一首诗《书愤》说：
早岁那知世事艰 中原北望气如山
楼船夜雪瓜洲渡 铁马秋风大散关
塞上长城空自许 镜中衰鬓已先斑
出师一表真名世 千载谁堪伯仲间
辛稼轩则有一首题为“有客慨然谈功名，因追念少年时事，戏作”的词：
壮岁旌旗拥万夫 锦襜突骑渡江初
燕兵夜娖银胡箓 汉箭朝飞金仆姑
追往事 叹今吾 春风不染白髭须
却将万字平戎策 换得东家种树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