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来，传统剧目整理、改编工作的成绩是很大的，很多原来具有一定落后因素的剧目，经过整理、改编，思想性和艺术性都大大提高，受到人民的欢迎，《十五贯》的改编，就是推陈出新的一个很好的榜样。但是在衡量、整理、改编传统剧目中，还存在着很多问题、很多偏向，传统剧目的教育作用问题，即是其中的一个。这个问题的范围很大，内容很多，我想结合具体剧目来谈一谈，有不够全面和错误的地方，希望得到指正。
一、怎样认识生活小戏的教育意义？
在我国的戏曲遗产里面，生活小戏很多。这种小戏，在大小剧种中都有，它们是我国丰富多彩的戏曲遗产的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们的情节一般都比较简单，主题不很重大，没有复杂的矛盾和尖锐的斗争；但是它们却善于娓娓地描绘一个恋爱故事，或生活中的某一件小事，细致地刻画出善良、风趣、健康、乐观和充满生活气息的特色人物，一般都有载歌载舞的特点。这些剧目主要是表现劳动人民的生活，与现代生活比较相近，程式不那么凝固，所以在表现现代生活题材时，可以给我们更多的借鉴。我们应该重视它们，并尊重它们在艺术上的这种特点。但是有的人却往往因为主题不重大，觉得没有教育意义而不予重视，甚至否定它们。
不难看出，这种否定是很笼统的。艺术作品对人的教育作用是多方面的。有这方面的教育作用，也有那方面的教育作用。所谓“没有教育意义”，是说根本没有教育意义还是说没有某一方面的教育意义呢？这是一个需要首先弄清楚的问题。最近在北京上演的滇剧《打瓜招亲》，是一出很惹人喜爱的戏。滇剧团在整理这个戏的时候，关于它的教育意义问题，曾有过不同看法的争论。有的人认为：这出戏的主题思想不积极，表现不出历史的本质，没有教育意义。另一种意见认为，它反映了当时社会矛盾的一个方面，在野的一批人要起来与统治阶级斗争……像郑子明、陶三春这样的人物是可爱的，他们为他们的事业物色力量，而他们的力量是在成长中、壮大中，这些力量是当时前进中的力量，是值得喜爱而壮大着的力量。显然，后一种意见是在反对否定这个戏的情况下提出来的，重点在于解释这个戏的“历史的本质”意义。这两种意见距离之远，虽然令人惊异，但却使我们弄清了一个问题：原来这里争论的有或没有教育意义，是说那种所谓“表现历史矛盾的本质”的教育意义。
我们且不谈这两种意见对与不对，先来研究一下观众为什么喜欢这个戏。他们所以喜欢这个戏，是不是从里面看出了什么重大意义？如果没有这样的教育意义，这个戏是不是对观众还有别的意义呢？
《打瓜招亲》是一出小喜剧。它的故事很简单：郑子明跟赵匡胤外出游玩，路过一座瓜园，看见年轻姑娘陶三春正和她的丫鬟们在园中练武，他不顾同伴的阻拦，就跳进园去，因为吃瓜引起误会，与陶三春比武，最后招亲。在剧本中，郑子明是个鲁莽的青年人，他的鲁莽和张飞、李逵的鲁莽不同。张飞、李逵的鲁莽，与他们爽直、急躁、疾恶如仇的性格结合着；郑子明的鲁莽，却带着青年人单纯和冒失的特点。这个特点贯穿于他的每个行动，引起观众的笑声。比如，他看见几个女孩子在瓜园练武，一点不掩饰自己喜欢她们的感情，就跳进园去了；他从瓜秧丛里钻出来否认偷瓜，可是自己没有发觉手中还抱着一个西瓜；他也不管自己这样一条又粗又大的汉子与姑娘们打架好看不好看，就在瓜园里同她们干起来。这个人冒失得叫人可笑，也叫人觉得天真可爱。郑子明和赵匡胤追到陶三春家里，看到了陶弘，有下面一段话：
陶弘 （三春父）这位壮士何人？
赵匡胤 是小侄义弟郑恩。
陶弘 郑壮士的好拳头！
郑子明 老英雄的好指头！
陶弘 啊？
赵匡胤 啊？啊？
陶弘 哈，哈，哈！
赵匡胤 嘿，嘿，嘿！
郑子明 唏！
这段对话也很有趣地显露出郑子明的冒失。陶弘笑得很得意，赵匡胤却笑得很尴尬，因为他和郑子明都吃过陶家父女点穴法的亏，郑子明这句冒失话，刚刚揭了自己的短处，使他觉得尴尬。郑子明看见同伴尴尬，发觉了自己失言的时候，才不好意思起来。这三个人的心情一对照，更显出郑子明的单纯可爱！他的单纯，有时简直像孩子一样。在洞房一场里，他对三春和丫鬟们吹嘘自己的本领，想吓唬吓唬她们，好叫她们服他。可是他吹嘘也吹嘘得那么拙笨、那么可笑，好像一个说大话的小孩子，说着一件别人熟知的事，还自以为别人一定能相信他。
他对于爱情追求也是单纯、冒失而固执的。他第一次看到陶三春，就不顾阻拦跳进瓜园里去。这种突兀的举动，使赵匡胤也惊讶起来：这个从来不懂“琴瑟之道”的莽夫，为什么今天忽然对女孩子这么热烈起来？打败陶三春之后，他故意激怒赵匡胤，追到陶家去，一半是还想打架，一半是舍不得这个同他打架的姑娘。可是他完全不考虑追到她家以后会怎样。郑子明表示爱情的方式也很特别、有趣，他不会用甜言蜜语来表示对女孩子的倾心，却在打架的时候突然对陶三春说：“打不赢就嫁俺老郑吧！”这种看起来很可笑的、单纯的恋爱方式，却使我们感觉到比甜言蜜语要热烈、执拗得多。他的每一个行为都赤裸裸把整个灵魂摆在我们面前，使我们感到愉快和喜爱。
陶三春这个直率爽朗而纯洁的姑娘，也描写得很可爱。她惯纵，却没有一般姑娘所有的那种矫情、小性。她对爱情也很爽朗大胆，一面与郑子明打架，一面却早已暗暗对自己的对手倾心了，并且主动向父亲提出要嫁给郑子明。不仅如此，这个姑娘的不平凡处，却在于她能够透过郑子明的粗鲁、冒失，看到他灵魂里面美的东西。这种英雄惜英雄的心情，在她向父亲提出自己的婚姻的时候，表现得最明显：
陶三春 这个黑汉脸倒生得黑。
陶弘 又不要在他脸上绣花，你管他黑不黑。
陶三春 本领不错。
陶弘 是不错，看样子有点分量。
陶三春 人也直爽。
陶弘 直爽又怎样？
陶三春 年纪也不大。
陶弘 管他这些做什么？
陶三春 （撒娇）啊呀！
陶弘 太噜苏！
陶三春 爹！（附耳，羞拉飞鸿下）
爱情是普遍存在的生活现象，但它却像一面镜子，最能照出人的灵魂：是妍是丑，是虚伪还是真诚，是勇敢还是怯懦。陶三春爱郑子明，是爱他的本领人品，没有一点世俗利害的打算，没有卑污的感情。通过这种爱情，不仅使我们看到陶三春的大胆和直率，也使我们看出她心灵的纯洁和美丽。这个形象与郑子明的形象一样，也是美丽的、迷人的、惹人喜爱的。
通过对剧本的具体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观众喜欢这个戏，是因为看戏的时候，被郑子明、陶三春两个美丽的人物形象所感染，得到了美感的享受，并不是因为它有什么了不起的“教育意义”。要想在《打瓜招亲》这个戏里找出“反映当时社会矛盾的一个方面，在野的一批人要起义与统治阶级斗争”等重大的意义，望文生义徒劳无益，因为不是审美评判。赵匡胤、郑子明们，在历史上的确是有一定的功绩的，他们结束了唐末纷乱和战争的局面，统一了中国，这对安定人民的生活、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好处。可是这个戏只描写了一个爱情故事，并没有涉及他们在历史上的作用的问题。用历史事实代替艺术作品，用人物考据代替艺术分析，这种对待艺术作品的办法，是一种书呆子的办法。许多观众虽然不懂历史仍然喜欢这个戏，这个事实就有力地驳斥了把历史和艺术混淆不分的看法。
提到美感的享受，有的人就要害怕起来，以为这是单纯的娱乐作用。其实艺术作品的美，并不是一种纯粹形式的东西。美必须以真实地反映生活和以高尚的感情对待生活为基础，歪曲生活、感情卑劣的作品，人们是不会感到美的。比如老本《醉酒》和现在舞台上演出的《醉酒》，老本《拾玉镯》和现在舞台上演出的《拾玉镯》，比较起来哪个使人感到更美呢？不用说，现在舞台上演出的使人感到更美。从人物外部的造型来看，原来和现在是没有多大差别的，但现在的本子删掉了色情的成分，端正了人物的性格，更正确、更深刻地反映了生活，使我们感觉到比原来的更美。所以美感的享受，实际上也包括启发人们认识生活和用高尚的感情对待生活的作用。不用说反映复杂生活的戏剧，小而言之，一草一木，一虫一兽，一山一水，画家观察了它们，把它们画出来，或者是最富有生命力的一个动作、一个姿态，或者是最富有美感的部分加以集中突出，这样，我们便会感觉到比它们的自然形态更美，更能引起我们的兴趣和喜爱，同时也增进了我们认识自然的能力。看了《打瓜招亲》，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实际生活中的人们，也可以改变自己的气质，这就是通常所说的陶冶性情、潜移默化的作用。如果一定要在这类生活小戏中要求教育意义，也未尝不可以说这就是教育意义。认为没有重大的教育意义就简单地对其加以否定，是不对的。
有的人也许会说：生活小戏可以给我们美感的享受，这一点我承认，但是总没有那些主题思想重大的戏教育意义大。这个道理很对，也很明白，但不能由此引申开去，得出不要生活小戏的结论。山珍海味固然鲜美可口、营养丰富，值得我们宝贵，但也不必因此就特别去鄙视青菜豆腐，更不必把它们倒在路上。看了《白蛇传》，使我们仇恨野蛮残酷的封建统治，这自然很好；看了《小放牛》，使我们向往充满劳动友爱的和平的乡村生活，这也不错。总而言之，既不能简单地否定生活小戏，也用不着强拉硬扯地给它们找“伟大的教育意义”。还是让它们按照自己的特点，去发挥它们各自的作用吧！
二、外加思想性能不能提高剧本的教育意义？
上面已经谈到，戏剧必须要用典型形象来感染人，才能显示出自己的力量，发挥教育观众的作用。比如，我们常说，农民是善良的，他们十分珍惜自己用辛勤的劳动换来的果实。这句话的道理很对。如果再问一句，农民到底怎样善良，怎样爱惜自己用劳动换来的果实呢？那么从这句话的本身，就很难给我们有什么解答，因为它只说明了一般性的道理，却没有一个具体的形象摆在我们眼前。看了《借髢髢》的演出，情形刚好相反，整个戏里没有提到一句农民怎样善良之类的话，可是通过王嫂这个农村妇女形象的刻画：她热烈地梦想着、追求着，细致入微地爱护着她所心爱的髢髢，但终于还是借给了自己的邻居，使我们具体地感受到这个农民妇女的勤劳、坚韧和善良的性格。
这个例子说明，艺术作品的特点，是要通过形象的刻画来反映生活，来说明生活中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道理。所以一件艺术作品中，思想性与艺术性密切结合着，谁也少不了谁，不能截然分开。外加思想性却正违反了艺术的这个特点，把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生硬地割裂开来。抱有这种观点的人，往往不相信艺术形象的力量，以为只有那些“反封建”、“爱国主义”之类的概念才有教育意义，硬把这些概念塞到剧本里面，去“加强”它的教育意义。被这样修改坏了的剧本，不止一个两个，可惜这种情况，还没有引起应有的注意。我想用《打鸟》第二次修改所走的弯路作一个例子，来研究“外加思想性”的害处。
《打鸟》是一个花鼓戏剧目，原剧是有些色情成分的。经过花鼓戏剧团第一次修改，去掉了色情的地方，基本上成为一出优美的小喜剧。它描写了一对青年人的恋爱，嘲笑了不了解青年人心情和要求的妈妈——她费尽心机不让这两个青年人在一块，结果一对爱人在屋里尽情歌唱，却把她关在门外着急。这是一个十分有趣而善意的嘲笑。
本来，这样的嘲笑是有教育意义的。不要说旧社会有毛母这样沾染封建意识的人，就说今天，在我们的生活中，不是也有那种对青年男女的正当恋爱怒目而视的人吗？轻轻地刺他们一下，并不是没有好处的。可是有人觉得这样的意义还不够，想用毛姑娘的思想斗争来突出“反封建”的教育意义。于是在第二次修改本上，三毛箭去跳墙之后，修改者给毛姑娘加上这样一些表达思想斗争的唱词和表演：
心中喜欢会郎面，
他爱我，我想他，
二人当面实难言。
我妈妈出外去要我紧关门两扇，叫我好为难。
〔愁闷坐下，把鞋底放在桌上，看到门，起身欲开，至门边怕开，愁闷退身坐凳。
从这里加进去的东西看，毛姑娘的思想斗争是有了，可是“反封建”的“教育意义”加强没有呢？恐怕大大出于修改者的意料之外。这一段在舞台上表演起来非常别扭，与整个戏格格不入，观众看着难受，演员演着也不自然。原来，这种思想斗争为毛姑娘这个人物所不能有，是修改的人硬加在她头上的。
在原剧中，毛姑娘是一个天真稚气的小姑娘，整个戏都贯穿着她这一性格上的特点。戏一开头，就给我们一个鲜明的印象：
毛母 你在里头做么子啊？
毛姑娘 （在内）我在和老鼠子打架咧！
毛母 （自语）该死的，咯大个人了，还和老鼠子打架呵！（向内）你禾是（“怎样”之意）搞起的呵？
毛姑娘 它把我的梳头油都绊倒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