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家的第一个书柜最显眼的地方，展放着周总理逝世后人民日报社编辑出版的一本纪念周总理的文集《五洲的怀念》。每天我都怀着幼辈孝敬长者的深情，向这本书封面上带着慈祥的笑容与外国青年欢聚在一起的周总理望上几眼，想一想每天都做了什么。每当有文章发表和新书出版，我总是把报刊和新书放到这本文集的前面，作为对总理的汇报。等下一次有新作问世时再把原来的换下来。每次这样做，我心里都感到格外的幸福与欣忭。
我这个人虽然没有出众的才华，但却总是能得到老师、领导的厚爱与赏识，他们常常要把好处给予我。正当中阿关系的寒气刺得我心灰意冷的时候，南斯拉夫与中国的关系又骤然热了起来。外文所原来没一个懂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的人，所里决定向南斯拉夫公派进修学者，填补南斯拉夫各族人民文学研究的空白。在此关键时刻，冯至、叶水夫两位老领导又想起我，要我趁年轻有为的大好时光（其实当时我已四十挂零，哪里还谈得上年轻），再掌握一种外语，开辟研、译南斯拉夫文学的新领域。
面对这次出国进修，我心里是十五个桶打水七上八下。全所有百余人，领导能选中我赴南学习，这当然是对我的信赖与厚爱，让我欣喜，感恩不尽。但是，常言说：人到四十不学艺。去了南斯拉夫待上几年，如果塞语学得呱呱叫，又多了一种本领，那当然好，符合周总理对我们的要求和希望；假如学不好，折腾了一通，只是个半瓶子醋，而阿语又忘了，岂不是鸟飞蛋打，得不偿失？！倘若是落得这样一个结局，我还能像现在这样讲得出一口流利的阿语，如同读中文小说一般阅读阿文小说吗？成为一个阿尔巴尼亚通的夙愿，还不得彻底落空？！越想越感到后怕，一时未敢抉择。不过，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党和国家的需要是至高无上的。尽管心里对阿尔巴尼亚和阿语恋恋不舍，但我还是凭几十年的党性，于1980年10月初到了南斯拉夫多瑙河畔的花园城——诺维萨德，开始学起第三种外语——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来。
对于塞语，原来我一点儿基础都没有，赴南之前虽然去外国语大学听了几次塞语课，但只是学了30个字母和拼音，等到出国时几乎全忘了。到诺维萨德后，一切从头学起。没有老师教，也没有一本可用的字典，怎么学？就在我整天愁眉锁眼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结识了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族大学生易卜拉辛。他在农学院学农作物管理，听我自由地随心所欲地与阿尔巴尼亚人交谈，感到很惊奇，向我流露出十分友好的真挚感情，并与我热情、友好地交往起来，同时还给我找到一本虽然有些破旧但丝毫不影响使用的塞阿字典。有了这本字典，我仿佛像小鸟出笼一样，欢快地尽情地飞翔起来。再加上自己不乏车夫之子肯于吃大苦耐大劳的庄稼汉精神，所以仅仅用9个月，我就把这个颠三倒四，如同野骡一般不驯服的塞语治驯服了。而且还受我驻南使馆之邀，多次为访南的中国作家、戏剧家、美术家当起翻译来。必须真诚地承认，在诺维萨德学习塞语的开始阶段，这位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族大学生易卜拉辛和他为我搞到的塞阿字典，起了非同小可的作用。这是我一辈子都要铭记在心的。
对我在南斯拉夫进修帮助更大、使我向周总理的期望靠得更近的人，是科索沃普里斯蒂那“复兴”出版社社长、著名作家雷法特·库卡依。1982年五一节过后，在诺维萨德召开的一次南斯拉夫全国儿童文学作家会议上，我有幸认识了这位个头不高但十分健壮、敦实，开口说话满脸都是笑容的库卡依。我们十分亲近地交谈了许多有关阿尔巴尼亚当代文学和作家的奇闻趣事，彼此留下了很深刻的难忘的印象。不久，根据他的推荐，科索沃作家协会正式邀请我到风景秀丽的避暑胜地戴强参加全南作家笔会并休息了两周。库卡依邀我和他住在一个房间里，这可是向一位文学行家里手讨教的极好机会，两周里，有关阿尔巴尼亚人民的历史、文化的种种问题，他都跟我聊了个底儿透。在兄弟般友好、亲切的气氛里，他和鲁戈瓦、阿里乌等著名作家、评论家一起还陪我参观了许多名胜古迹，访问过农民家庭，与在夏令营度假的少年儿童联欢，出席文学研讨会，接受媒体采访……通过这些活动和推心置腹的交谈，我对阿尔巴尼亚人民的历史、文化、民族心理、风俗习惯有了更深入的前所未有的了解与理解。尤其是他代表“复兴”出版社赠送给我的10多位阿尔巴尼亚民族复兴时期著名作家的精装本文集和厚厚的上、下两册《阿文词典》以及两本非常精致的《阿塞词典》《塞阿词典》，更为我的阿尔巴尼亚知识库增添了许多更新的内容。这批精装本的文学名著和字典，让我向着阿尔巴尼亚通的远大目标，又迈出了一大步。我深深地领悟到：此次到南斯拉夫，名义上是进修南斯拉夫文学，实际上是完成了南斯拉夫文学和阿尔巴尼亚文学两项进修任务。这是我始料不及的。对此我感到很惬意，阿语非但没有丢，反而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同时还学得了塞语和南斯拉夫文学新专业。我有时想，周总理如果还在我们中间，一旦知道了我的学习、工作情况，见到我会更用力地握我的手吧？
对于我来说，阿文书、塞文书犹如生命一样重要。为了能更全面、更深入、更本质地了解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的文学艺术，留南期间，自己开伙做饭，主要靠面包和面疙瘩汤为生，两年间没买过一次肉和香肠，省吃俭用省下的生活费，几乎都用在了买书上。诺维萨德“文化教育协会”大楼一层的旧书店（Antikvarnica）和贝尔格莱德“米哈依洛夫”步行街中部的旧书店，是我落脚最勤的地方，因为这里的书都是文学史上有定评的文学名著，而且书价便宜。因为常去，书店售书员都记住我了，甚至20年后再去，他们也和我一见如故，亲热得很。另外，我还收到了相当多的作家、学者的赠书。非常有价值而我又需要，但无法买到的书，我就向作者去要。老实说，为了不辜负周总理的期望，我成了书迷。进修结业回国时，全部塞文和阿文书整整装了40个纸箱子，我驻南使馆文化处为我一个人买了两间火车包厢。回到外文所，老所长冯至先生紧握我的手说：“听说你带回来几十箱子书，好哇，把钱用在买书上要比买家用电器好！”领导对我勤俭学习、刻苦敬业的精神表示满意，使我甚感欣慰。
从这时候开始（1982年12月），我成了全所唯一的一人承担两个国家的文学研究任务的东欧文学研究工作者。我的心绪甚佳，劲头十足，乘胜连续写出了《南斯拉夫当代文学》《南斯拉夫戏剧史》《南斯拉夫当代文学史》《阿尔巴尼亚当代文学史》并晋升为副研究员。
天下大势确实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1985年，恩维尔·霍查病逝后，冷淡了七八年的中阿关系又出现了转暖的迹象。1990年夏天，应阿尔巴尼亚对外文委的特别邀请，我作为阿尔巴尼亚学学者和作家，中阿关系冷淡12年之后的第一个中国客人，再次访阿一个月。根据中南两国科学院的合作协议，结束对阿访问，立刻又到南斯拉夫的塞尔维亚和马其顿访问一个月。访南结束后，又乘长途汽车到了保加利亚，然后再乘国际列车取道保加利亚、罗马尼亚、苏联回到北京。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前夕，利用近3个月的时间，完成了一次不寻常的完整的巴尔干、苏联之旅。对我一生的研究工作大有裨益。在阿尔巴尼亚我不仅耳闻目睹、亲自感受到了在十分艰难的境域里阿尔巴尼亚人民的生活状况和思想情绪，而且还拿到了一批很有价值的文艺书籍，其中资料翔实、内容丰富的《阿尔巴尼亚百科全书》和阿尔巴尼亚科学院语言文学研究所编的比砖头还要厚的权威性著作《阿尔巴尼亚文学史》，都是我多年以来梦寐以求的至宝，对我今后的研究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阿尔巴尼亚作家与艺术家协会主席，著名作家、诗人，我几十年的老朋友，影片《第八个是铜像》《广阔的地平线》的作者德里特洛·阿果里对我异常亲切、热情的接见和他代表作家与艺术家协会赠送给我的8名当代最著名、最重要的作家每人一套十分秀美、雅致的精装本文集（总共50卷）。可以说，他把阿尔巴尼亚当代文学的全部精华都打包送给了我。有了这批上乘之作，再加上8年前雷法特·库卡依代表“复兴”出版社赠送给我的民族复兴时期的重要作家的一套套文集，我的小小的书屋便成了中华全国珍藏阿尔巴尼亚文学名著最多、最全的圣地，此事让我感到分外荣幸与自豪。在塞尔维亚，伊·安得里奇（196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基金会赠送给我最新版本的《安得里奇文集》（17卷）。在马其顿，这个共和国的对外文委主任马·马戴夫斯基是个阿族作家、诗人，他代表对外文委赠我一整套阿文版的小学各年级课外必读文学读物和10多种塞文版的马其顿当代文学的精品选集。总之，这次出访阿、南，又拿到阿、塞两种文字的文学作品15箱。回国时全部行程坐的是公共汽车和火车，所有书籍总共装、卸10多次，有时两手各提一个50多斤重的书箱子一口气连跑带颠近百米，全部箱子要搬8次，搬运完了嗓子干得像着火冒了烟。10月底莫斯科火车站上飘着雪花，我却累得满头大汗，气喘吁吁。我的辛劳感动了苏联女列车员，一位叫娜斯佳的中年妇女，一边帮我往车厢门口提书箱，一边冲着我用赞美的口气说：“好样的！小伙子！世界上只有毛泽东、周恩来才能培养出像您这样的知识分子……中国肯定会强大的，瞧着吧！”啊！我是在为毛主席、周总理争光啊！这位善良的娜斯佳的几句话说得我心里热乎乎的，觉得自己肩上的担子非常沉重。
得到的这批宝贵的新书，给我增添了极大的喜悦、信心和力量，使我一回到北京，就全身心地投入到重庆出版社富有战略意义的伟大工程《世界反***文学书系》阿尔巴尼亚卷和南斯拉夫卷的翻译工作中。此书共有52卷，阿、南文学几乎占了两卷。出版社聘我为“东欧文学卷”的编委，具体负责阿、南文学卷的翻译与定稿并撰写序言。我自己翻译的作品的字数占两卷总字数的一半以上。字数之多，在整套书的所有译者中居首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