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流行于江浙地区的苏州弹词、苏州评话、扬州评话、浙江南词以及福建的福州评话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且以苏州弹词、苏州评话在上海的兴起与发展最具代表性。
自上海开埠以后，江浙一带的富豪纷纷移居上海，至民国时期，上海已是全国工业、商业、金融业的中心，形成了“十里洋场”的繁华世界，吸引了各地各阶层的人们涌入上海谋生。上海逐渐成为苏州弹词与苏州评话艺人的聚散中心，评弹艺人也视能进入上海书场演出为“跳龙门”，因为只有在上海书场的演出站住脚，他们到各地的演出才能得到认可。成名的艺人每天频繁出入书场，而一般艺人则难以进入上海演出。尤其是此时上海的社会大开民主之风，女子说书艺人大增。其中较早的有影响的女艺人，有评话、弹词兼能的王小红和专说评话的陶帼英，但当时她们上台说书，尚需着男装。众多前来上海求生存的弹词、评话艺人，促成苏州弹词和苏州评话艺术的激烈竞争，至20世纪30年代以后已是名家辈出、流派纷呈的局面，使苏州评弹又进入了一个繁盛时期。与此同时苏州地区的评话、弹词亦得到进一步发展。
民国前，苏州是评话、弹词演出最多的城市，但大多数艺人仅停留在人口不多的苏州城演出，则不够维持生计，因此他们还要到附近农村、集镇去行艺。由此评话、弹词的听众便从以市民、手工业者为主扩展到广大的农民听众。其时，弹词与评话虽是并行发展着，但评话的观众较弹词更多，发展也更快。民国后，弹词与评话在上海虽然都得到较快发展，但具有较高文化修养的上海听众，更喜欢音乐性强的弹词，为此在民国年间，弹词的发展速度超过了评话。
一 苏州弹词在上海的兴起与发展
苏州评话与弹词清末在上海主要流行于茶楼与书场，入民国后，苏州弹词在上海的风行又进一步促进了新式书场的建立，这就是旅馆、饭店、舞厅开设的书场。较早开办书场的旅馆，是民国九年（1920）福州路的长乐旅馆书场；较早开设书场的饭店是民国十七年（1928）开业的东方饭店书场；较早开设书场的舞厅是始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的新华舞厅书场。在它们之后开设书场的饭店，有中央、新世界、远东、南京、中南、大中、大中华、国际等30多家；开设书场的舞厅，有会乐宫、惠尔登、仙乐斯、维纳斯、高士满、纽约、米高美、维也纳、大都会等18家。同时，在上海兴起的游艺场也纷纷开设书场。自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大罗天游艺场创办始，民国年间相继开办了楼外楼、天外天、新世界、大世界、小世界、神仙世界、花花世界等20多家游艺场。游人听弹词是娱乐的重要项目之一。每个游艺场最少有一个书场，而大世界游艺场竟有七个书场，每天日夜演出，其中固定的演出书场有两三个。先施乐游艺场有5个书场演出评弹。这些书场设备都比较好，规模也比较大，座位从一二百个到五六百个不等，听众文化层次较高，并多有女听众，书场也特别注意聘女艺人说书。众多的书场，吸引了众多的艺人，也为评话与弹词艺人提供了相互交流、切磋技艺的机会。在上海，苏州评话、弹词的书目、表演及艺人的服饰装扮等各方面，在这些演出场所开始发生了由俗趋雅的变化，而其演唱中心，也从民国年间起，从苏州转移到了上海。
（一）名家与流派。民国时期，苏州弹词在表演形式上有了进一步发展，除“单档”外，又出现了“双档”，尤其是男女拼档。在音乐唱腔上，广泛吸收了民歌和戏曲的曲调，丰富了苏州弹词的唱腔。艺人们发挥自己的特长，在继承前辈艺术流派的基础上，创造了各具独特风格的新流派。如刘天韵、杨振雄等是陈遇乾的继承人，同时又自成一派；俞秀山的继承者夏荷生、朱慧珍等也各成一家；对后人影响最大的“马（如飞）调”，造就了“沈（俭安）调”“薛（俊卿）调”；而朱雪琴的“琴调”又是在“薛调”基础上派生出的新流派；“周（玉泉）调”是从“马调”发展出来的，而“蒋（月泉）调”又是出自“周调”；后来又有徐丽仙在“周调”与“蒋调”基础上形成的“丽调”。苏州弹词艺术就是在继承流派、发展流派的过程中，不断翻新而得到了延续。这一时期的著名艺人有蒋如庭、夏荷生、徐云志、蒋月泉、魏钰卿、刘天韵、周玉泉等。
杨筱亭（1855—1946）：苏州人。原为苏州评话艺人。后从师沈友庭学唱弹词《双珠凤》、《白蛇传》。在不断演出实践中，他将《白蛇传》后半部的回目进行了加工，重点放在《断桥》、《合钵》等回目。他把白娘子描绘成一位心地善良的贤惠妇女形象，小青则是一位对主人忠心耿耿的奴婢。杨筱亭刻画人物形象生动，书路细腻，自创“小杨调”唱腔，风格独具，深受听众欢迎。他将书艺传与养子杨仁麟。
杨仁麟（1906—1983）：8岁开始从养父学弹唱《白蛇传》、《双珠凤》，9岁便登台唱开篇，12岁就给杨筱亭当下手，父子拼档说唱《白蛇传》。16岁就独自放单档演出，闯荡于江、浙、沪的中小码头，后终在上海立足成名，成为说唱《白蛇传》的大响档。通过多年的演唱，他对杨筱亭所改的《白蛇传》后段又进行了丰富、完善与提高，即从“游西湖”起至“白娘娘出塔”止，其演唱历久不衰。听众赞他把《白蛇传》的下半截接活了，誉其为“蛇王”。
蒋如庭（1898—1945）：苏州人。师从金桂庭，早年曾与金耀荪、黄兆熊拼档。25岁到上海，与唐竹坪拼档演唱《三笑》，自31岁起与朱介生拼档，演唱过《描金凤》、《双金锭》、《三笑》、《玉蜻蜓》、《落霞孤鹜》、《落金扇》等书，其中尤以《落金扇》最为著名，享誉书坛。他的演唱以从容不迫、不煴不火、书路清晰为特征，擅长阴噱，起各路角色都极传神。尤以起旦角最佳，如以清脆的嗓音表现活泼的丫环红玉，多情的小姐陆庆云，均神情兼备、酷肖逼真，噱称“隔墙西施”。其唱腔较“俞调”的旋律更丰富，人称蒋派“俞调”。与朱介生拼档后，又称“蒋朱调”，在演唱中对“俞调”和“陈调”都有了发展和提高。
夏荷生（1899—1946）：浙江嘉善人。少年时随伯父夏吟道学说《倭袍》，后又拜钱幼卿为师，学说《描金凤》、《三笑》。20世纪20年代初，参加苏州会书，以《描金凤》中的“俊巧戏主”脱颖而出，此后红遍各个码头，与王斌泉、陈瑞麟一起被称为“码头三巨头”。他善用真假声结合演唱，高亢、激越、挺拔，唱腔低回婉转，形成了高低强弱自如、节奏明快、运腔抑扬顿挫鲜明的风格，人称“夏调”。他善演单档，以演唱《描金凤》、《三笑》著名。他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对《描金凤》有很多创造，故被誉为“描王”。
徐云志（1901—1978）：原名徐燮贤，苏州人。14岁从艺夏莲生，16岁即登台说唱《三笑》，以善起丑角祝枝山等角色而蜚声书坛。他善于攫取民歌、戏曲乃至小贩的叫卖音调，糅进弹词的唱腔中，20岁时创出了介于“俞调”和“小杨调”之间、具有浓郁江南民歌风的“徐调”唱腔。民国十五年（1926）他来到上海行艺，一举成名。他运用真假声结合的方法，创出了九种新腔，被上海听众称之为“糯米腔”、“迷魂调”。他把《三笑》中许多艺人删去不说的“大闹明伦堂”做了精心加工，久演不衰。
蒋月泉（1917—2001）：苏州人。19岁师从张云庭学《玉蜻蜓》，24岁又师从周玉泉学习《文武香球》、《玉蜻蜓》，曾与周玉泉拼档演出。业内人士称赞他“说噱得云庭之妙，弹唱有玉泉之神”。他经长期的艺术实践，在“俞调”和“周调”基础上创新，形成了韵律醇厚、寓铿锵于委婉、刚劲中见柔媚的艺术风格，被称之为“蒋调”。20世纪40年代先后与钟月樵、王柏荫拼档，“蒋调”风靡一时，流传甚广。
刘天韵（1896—1965）：山东人。自幼从师夏莲生学艺，10岁登台，艺名十龄童。他擅说表，注重塑造人物独特的性格，尤以表现人物内心活动见长，对《珍珠塔》一书的整理和改编做出了贡献。他宗“陈调”，但又有所创造，形成自己独具风格的唱腔。他经常演唱的拿手书目除《落金扇》和《三笑》外，还有《玄都求雨》、《义责王魁》、《三约牡丹亭》、《老地保》等。
魏钰卿（1879—1946）：苏州人。从艺较晚，26岁拜姚文卿（马如飞之徒）为师，学说《珍珠塔》。他自幼酷爱弹词艺术，天资聪颖，加之勤学苦练，艺业精进。三年出师后，在江、浙各地城镇放单档演唱，受到听众的欢迎。民国以后到上海献艺，名声大噪，有“书坛文状元”之美誉。《珍珠塔》是一部重唱工的书目，是“马调”的代表作。他苦心钻研书艺，成为他的看家书。观众称：“魏钰卿说的《珍珠塔》，不是魏钰卿在讲话，而是方卿在讲话。”[1]历代传唱该书的成名者，都创有新调，魏钰卿在继承前辈唱调的基础上，不断钻研，创造了“下呼”的拖腔，加强了过门中三弦弹奏的音乐性，发展了“马（如飞）调”的音乐唱腔，形成了“马派魏调”，对《珍珠塔》演唱的革新做出了较大的贡献。成为民国时期上海评弹界的大响档。
周玉泉（1896—1974）：苏州人。原名天福。15岁从师张福田学唱《文武香球》。出师后，以单档说唱该书。几年以后又拜王子和为师，学唱《玉蜻蜓》，后还与师父拼档弹唱该书目。他集张、王书艺于一身，在说、噱、弹、唱等方面有很高造诣。他说表细腻，语言洗炼，冷隽诙谐，听众称其为“阴间秀才”。在唱腔上，他善于博采众长，在继承师传的基础上，创出了曲调朴直缓慢、节奏平稳、轻弹慢唱自成风格的“周调”。
薛筱卿（1901—1980）：苏州人，幼年向魏钰卿习唱《珍珠塔》，宗“马调”。在多年从艺实践中，他刻苦钻研演唱艺术，在继承“马调”的基础上，创出了节奏更加明快、吐字清脆爽朗，连唱迭句铿锵刚劲的“薛调”。他与搭档沈俭安柔媚沧桑的“沈调”呼应，相得益彰。沈俭安三弦过门弹奏独特，薛筱卿的琵琶伴奏被誉为“薛调琵琶”，他们二人的创造，将苏州弹词伴奏音乐推向了一个新的水平。为此，被人们称为“沈薛调”。薛筱卿为《珍珠塔》的发展做出了努力，他和沈俭安拼档演唱的《珍珠塔》很受欢迎，获“塔王”之称。
（二）作家与作品。民国时期，苏州弹词在江、浙、沪吴语地区的艺术活动很繁荣，尤其是一些名家都向上海汇集。上海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典型城市，受当时环境影响，苏州弹词在新书目的创作和改编上，也曾有过一些反映20世纪二三十年代社会生活的书目，如《啼笑因缘》、《秋海棠》等，但数量不多，反映的社会生活面也显狭窄。当时最受听众欢迎的是《杨乃武》。另外，根据古典文学改编的《西厢记》和《长生殿》，也是这一时期比较有影响的新书目。
1．李文斌与《杨乃武》。民国初年，苏州弹词艺人李文斌根据清末四大奇案之一的“余杭奇案”档案，以及在民间口头流传的轶闻传说，编创成《杨乃武》，又名《奇冤案》、《杨乃武与小白菜》。该书目通过杨乃武冤案平反引起官场斗争的描述，深刻地揭露了清末朝廷政治的腐败与黑暗。重点回目有《屈打成招》、《大闹公堂》、《胡学澜殉情枉断》、《杨淑英告御状》、《密室相会》等。其中的《密室相会》最为脍炙人口。书中刻画的众多人物，如葛毕氏、杨乃武、刘子和等，个个性格鲜明，栩栩如生。《杨乃武》自李文斌编演以来，不乏有人学唱，其子李伯康便是其中之一，并对该书目的发展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稍后于李伯康的严雪亭演唱此书自成一家，很有影响。
2．陆澹庵与《啼笑因缘》。1931年前后，陆澹庵根据张恨水长篇小说《啼笑因缘》改编，但内容与原小说有较大出入。作品写民国初期大学生樊家树与大鼓女艺人沈凤喜、侠女关秀姑、豪门小姐何丽娜之间的感情纠葛。由《游天桥》、《访关》、《别凤》、《逼凤》、《什刹海》、《何樊相会》等回目构成，一定程度上真实反映了军阀混战时期北京社会的某些现实生活。全书可连演三个月。该书最早由朱耀祥、赵稼秋演出，后又经苏州弹词艺人姚荫梅根据原作重编演唱，曾在上海连唱二百回书，轰动了曲坛。
3．王宏荪与《秋海棠》。民国年间，苏州弹词艺人王洪荪根据秦瘦鸥的小说《秋海棠》改编为长篇弹词演唱。故事叙述京剧名伶秋海棠与罗湘绮相爱遭到军阀的破坏，揭露了社会的黑暗及女艺人受压迫、受侮辱的悲惨命运。有《吴罗相会》、《毁容》等回目。
当然，弹词的其他传统书目如《三笑》、《珍珠塔》、《玉蜻蜓》、《文武香球》等，仍是当时常演曲目，也都出现许多名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