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音乐家聂耳逝世60周年祭
每一个中国人对自己国家的国歌都会感到亲切、自豪。那么这首响遍了世界的名曲是怎样诞生的呢？
一 影片《风云儿女》的主题歌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原是1935年5月24日在上海首次放映的影片《风云儿女》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
当时正是国共两党尖锐对立的十年内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的东北，逼近平津，国民党政府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对江西中共苏区发动第五次军事“围剿”，红军开始二万五千里长征；在白区对以鲁迅为旗手的左翼文艺也疯狂进行文化“围剿”，不断有革命文艺战士被捕与牺牲。但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左翼文艺运动在广大群众的支持和参与下，仍然迅猛向前发展，田汉领导的左翼戏剧和音乐活动四处开花，夏衍领导的左翼电影工作生气蓬勃。
为了扩大左翼文化在最富有群众性的艺术形式——电影的阵地，1934年春成立了由党的电影小组领导的上海电通影片公司。该公司拍摄的第一部影片《桃李劫》（袁牧之编剧与主演）中，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主题歌《毕业歌》深得群众的喜爱，广泛流行。在这前后，聂耳还为田汉作词的《开矿歌》、《苦力歌》（后名《前进歌》）、《告别南洋》、《春回来了》、《慰劳歌》、《梅娘曲》、《打长江》、《采菱歌》等电影与话剧谱写了多首歌曲。
应电通公司的约请，田汉1934年秋末写出了描绘知识分子由象牙之塔，断然走向民族民主解放战场的电影故事《风云儿女》，以作为对左翼电影运动的支持。因田汉工作繁忙，公司特请夏衍将电影故事改写成电影文学剧本，调集了许幸之、吴印咸、袁牧之、王人美等人进行拍摄。
田汉交出《风云儿女》的电影故事后，有一天突然间文思喷涌，临时又找不到纸，匆忙之中，只好把《风云儿女》主题歌的歌词，写在了当时所能找到的香烟盒的衬纸上，转交给了电通公司。田汉原来准备把这首歌写成多段歌词，没想到他只写完了第一段，1935年2月19日即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入狱，未能再写下去。
聂耳从电通公司的孙师毅处得知影片《风云儿交》需要谱曲，这年1月底就主动跑去找夏衍“抢工作”。夏衍给他看电影剧本，聂耳早已知道这个故事，很快就找到最后的那一首歌，他念了两遍歌词，就对夏衍说：“作曲交给我干。田（汉）先生一定会同意的。”
聂耳当时的工作十分繁忙：1月为影片《新女性》（孙师毅编剧）作曲，组建与训练联华声乐团，为话剧《回春之曲》（田汉编剧）作曲。1月31日起连续三天参加上海舞台协会的公演，2月2日（除夕夜）在影片《新女性》的首映式上，登台指挥身穿女工服装的联华声乐团唱《新女性》组歌。2至3月为影片《逃亡》（阳翰笙编剧）写作《逃亡曲》（后人将其改名为《自卫歌》）、《塞外村女》，为影片《凯歌》（田汉编剧）写作《打长江》、《采菱歌》（后因故未用于该片）等歌曲。
据《风云儿女》的导演许幸之回忆，聂耳说他创作《义勇军进行曲》，大约花费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来构思，实际写作只用了两个礼拜。这样聂耳大约是3月下旬才开始写作此曲的。
田汉为《义勇军进行曲》写作的那一段歌词只有6句：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血肉来筑我们新的长城。
中国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了，
每一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我们万众一心，
冒着敌人的大炮飞机前进！
聂耳根据谱曲的需要，经与孙师毅（聂耳的《开路先锋》、《飞花歌》、《新女性》等歌曲的词作者）商量后，才修改、补充成了现在这样。除了个别字、词画龙点睛性地改动，增加三个“起来”，突出了此歌的号召性，把旋律发展引向高潮，而且正位于全曲的“黄金分割点”。重复句“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使歌曲的结束部分由一个乐句，扩展成由两个乐句组成的乐段，增强了与歌曲前半部分两个开放性乐段的平衡感，并且有再现的性质。末尾的重叠句“前进！进！”成功地加强了全曲的结束感。
为《义勇军进行曲》这样几乎没有相同字数的诗句，又难以分段的自由体诗作谱曲，在三十年代，就是在今天也是相当困难的事。没有机会进音乐院校学习的聂耳，凭着常年来孜孜不倦自学中外音乐的成果、多种艺术实践中的融会与升华，再加上他的满腔革命激情与天才的创造，终于以短小动机贯穿发展的曲调进行，具有典范性的不对称长短型数列结构的曲式原则，在仅有九度的音域里，把《义勇军进行曲》构造成了有统一的乐思又富有动力性发展的严密整体。
聂耳动笔写作此曲时，完全被义勇军抗日救亡的感情激励着，创作的冲动就像潮水一样从脑海里涌现出来，简直来不及写。初稿只有两夜就写好了，之后花了两个星期来修改。聂耳曾将初稿试唱给许幸之、吕骥、司徒慧敏以及他80岁的老母亲等人听。聂耳回答许幸之的提问时，承认写作此曲时受了《国际歌》与《马赛曲》的影响，“不过它比《国际歌》更明快，比《马赛曲》更激昂”。全曲总共104个乐音当中，主和弦音（1、3、5）竟然有88个之多，只有16个是主三和弦外音（《国际歌》的119个乐音中，两者的比例只是55∶64）。但是五声音阶的调式与二、六级音的巧妙运用，又使得它十分民族化、并不使人感到单调、枯燥与西洋化。
1935年4月1日传来了国民党政府已将聂耳列入了黑名单的消息，渴望学习的聂耳决定趁此机会出国去考察、进修。党组织为了保护这位年轻有为的忠勇战士，同意他暂时出去躲避一段时间。4月15日聂耳乘船离开上海，《义勇军进行曲》的定稿是4月底才从日本东京寄回来的（收件人为孙师毅与司徒慧敏）。7月17日聂耳去世于日本藤泽市鹄沼海滨。
1935年5月9日《义勇军进行曲》在上海百代公司录制了唱片（演唱者为袁枚之、顾梦鹤、盛家伦等7人），5月11日《中华日报》刊出了此歌的词谱。5月24日影片《风云儿女》在上海首映。6月1日出版的《电通》画报第二期“风云儿女”专号上，在长城与义勇军的全幅背景图片里，刊出了《义勇军进行曲》的词曲。随着影片、唱片、歌谱、广播电台的传播，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的迅猛发展，“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的雄伟歌声处处可闻。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众多的演剧队与歌咏团更是把此歌传播到了全国的城乡僻野。
《义勇军进行曲》不久即从多种渠道远播到国外：1937年春天任光已在法国巴黎中国共产党开办的《救国时报》社教唱此歌，并指挥他组织的巴黎华侨合唱团在有42个国家代表出席的反***侵略大会上演唱《义勇军进行曲》等中国抗战歌曲；夏之秋率领的武汉合唱团，1938年冬天起在南洋为时一年半的抗战募捐巡回演出中，《义勇军进行曲》是经常演唱的曲目；1940年刘良模在美国教会了著名黑人歌手罗伯逊用中文演唱《义勇军进行曲》，罗伯逊经常在国内外用英文与中文演唱这首他喜爱的歌曲，并录制了多种以《起来》为片名的唱片。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1939年也将《义勇军进行曲》等歌曲译配成英文，编为《中国抗战歌曲集》（李抱忱编辑）向国外广为散发。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时，美国国务院曾将中国的《义勇军进行曲》、德国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欢乐颂》、法国的《马赛曲》、苏联的《联合国歌》、英国的《哈里路亚合唱》、美国的《美丽的美利坚》，预定为向全世界广播的庆祝节日的曲目。
二 被选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各民主党派团体的代表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从各地和香港齐聚北平（今北京），1949年6月15日起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商讨有关新中国建立的各项工作。负责拟定国旗、国徽、国歌方案的第六小组（召集人马叙伦）7月4日召开第一次小组会时，决定成立由郭沫若（召集人）、田汉、沈雁冰、钱三强与欧阳予倩组成的国歌词谱评选委员会。拟定了征求国歌词谱启事（草案），7月15日起在报纸、广播中公布了征求条例。对国歌的要求是：
（甲）歌词应注意：①中国特征。②政权特征。③毛泽东思想。④新中国之远景。⑤限用语休，不宜过长。（乙）歌谱于歌词选定后再行征求。但应征词者亦可同时附以乐谱（须用五线谱）。截止日期为8月10日。
8月5日的第二次小组会上，国歌词谱评选委员会决定聘请马思聪、吕骥、贺绿汀、姚绵新四位音乐专家为该委员会顾问。到截止期共收到应征国歌约200件。8月24日的第三次小组会上，曾从中选出13件应征稿以备提交大会参考。又认为选出提交的歌词似未臻完善，拟仍由文艺专家继续拟制。（其后举行的第四、五、六次小组会上均未谈及国歌的事宜。）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1949年9月21日开幕后，筹备会议第六小组同日向会议主席团提交了关于国旗、国徽、国歌方案的汇报，说共收到国歌应征稿632件、歌词应征稿694首。经本组慎重研究，认为此次征集之稿件，足以应选者尚少，必须再行有计划地征集一次，非最近时期内可以完成。大会主席团决定此项工作移交给第一届政协的国旗、国徽、国歌、首都、纪年审查委员会（召集人仍然是马叙伦）继续办理。
因国歌的问题久议不决，9月25日晚8时在中南海丰泽园（毛泽东的住处）召开国旗、国歌协商座谈会。出席者有毛泽东、周恩来、郭沫若、沈雁冰、黄炎培、陈嘉庚、张奚若、马叙伦、田汉、徐悲鸿、李立三、洪深、艾青、马寅初、梁思成、柯仲平、马思聪、吕骥、贺绿汀共19人。会议开始时召集人马叙伦介绍情况说：政府就要成立，国歌目前一下子还制不出来，是否可用《义勇军进行曲》暂代国歌。
李立三、郭沫若、田汉等人认为此歌的曲调很好，歌词最好修改一下。张奚若、梁思成、黄炎培等人觉得该曲是历史性的产物，应保持它的完整性。周恩来也说就用旧的歌词，这样才能鼓动感情，修改后唱起来就不会有那种情感。经过讨论，大家一致赞成用《义勇军进行曲》暂代国歌。最后毛泽东、周恩来与大家合唱《义勇军进行曲》后散会。
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决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10月1日下午的开国大典上，雄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响彻天安门广场，并传播到国内外。
否定一切的“文革”一开始，田汉即被列为“文艺黑线”的首要分子被“打倒”。江青曾扬言“从《国际歌》到样板戏之间是一片空白”。因而有一段时间国歌被《东方红》与《国际歌》代替。其后“四人帮”曾组织了一些人创作新国歌，一直未能产生出合乎他们要求的作品。可是在迎接外国元首等重要场合又必须奏国歌时，相当长一段时间出现了“中国的国歌只能演奏（没有歌词），而不能歌唱”的不正常现象。
1976年“文革”结束后，有关领导曾再次组织词曲作家创作新国歌，仍不能产生杰出的旋律，只好在歌词上想办法。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1978年3月5日一致通过了用《义勇军进行曲》的曲调，集体重新填词的新国歌。新歌词虽然具备了“伟大的共产党”、“奔向共产主义明天”、“高举毛泽东旗帜前进”等内容，但是未能流传，也无法取代传唱了数十年的《义勇军进行曲》在国内外人们心目中的地位。
1979年3月1日，党中央为无产阶级忠勇无畏的文化战士田汉平反后，要求恢复《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的呼声日益高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根据众多人民代表的提议，1982年12月4日决定撤销本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国歌歌词的决定，恢复《义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原载《文艺报》1995年7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