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培凯
读书有感，不吐不快，是读书人的习惯。有相知的朋友，可以相互讨论，分享心得，是一大乐事，如陶渊明说的“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平素读书，却是经营孤寂事业的情况为多，像柳宗元诗句的境界，“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一个人在书桌前孜孜矻矻，独钓寒江雪，并不一定意在知识的渔获，而是习惯了寒风钻进蓑衣可以提神的宿命，面对苍凉的严冬大地，读前人生命感怀的记录，我读故我在，与古人共享历史孤寂的滋味。当然，读书不总是为了体味历史的孤寂，而经常能得到有用的知识。只要不是跟自己过不去，饮鸩止渴，浪费生命，去读当代流行的垃圾书，澄心静思，读读古书，都能有助思辨，让人理解知识结构的历史演化，思考文明发展的意义。读一本传世久远的经典，开卷总是有益，虽然一开始感到艰涩，可是就像聪明而有耐心的乌鸦，把分分钟钟当作小石子，扔进书籍的水瓶中，功夫不负有心人，早早晚晚，能够喝到书中的智慧灵水。
读书而得启发，就有感想，有了感想，就要记下，以免灵感像一阵风，转头就忘了，去似朝云无觅处。我读书的习惯，经常和古人一样，把感想以批语的形式，直接写在书页的天头地脚上。有时洋洋洒洒，一发不可收拾，占满了书页原有的留白，抹杀了书版设计的视觉美感。眉批、旁批还不够，胸中块垒还得继续宣泄的时候，就只好另写札记了。写札记与随手批语不同，不仅是记下吉光片羽，还得说出个道理，解释“问题意识”，为什么非得大张旗鼓，喋喋不休。想来古人也有同样的经验，读书而有感想，就在书上写批语，感想太多或有所辩驳，就需要写札记，由此而衍发成文章。有些札记，长篇累牍，非常认真，或许还有传世不朽的用心，像顾炎武的《日知录》、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就不是随手写下的杂感，而是博览群书，考证论辩，累积成学术研究的材料。
余生也晚，属于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婴儿潮”，成长在六十年代，不知不觉接受了现代学术的实证研究训练，又经历了七十年代质疑现代主义的文化反思。读书写札记，居然符合傅斯年所说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学术要求，不只是做一个书房里读书的读书人，还有了强烈的平民意识，不怎么信任士大夫阶级的学术霸权观点。图书馆里找文献还不够，还得“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讨论历史问题，非得到当时的历史场景去观察一番，想想不同立场的人有什么不同的处境，否则心里总觉得不踏实。记得以前读英国史学家柯灵乌（R.G.Collingwood）的《历史的观念》，里面说到他回到历史古战场，似乎听到了人喊马嘶，剑矢交击，在想像中身历其境，进入一种历史“幻觉”（hallucination）的状态。有人批评他，说这不是客观的历史认识，是“哲学幻觉”，把现代的个人想像注入了历史研究。我倒是觉得柯灵乌所说的“身历其境”研究法颇有道理，让我想到司马迁“行万里路”的经历。《汉书·司马迁传》说：“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夫子遗风，乡射邹峄；厄困蕃、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略邛、筰、昆明，还报命。”足迹几乎遍及当时所知的世界，可谓见多识广，通达世情，才能写成“究天地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
写札记，没那么大的野心，不过，研究一个小问题的时候，还是结合了自己的经历，以狮子搏兔的精神，全力以赴。把中国文史相关的札记收成一辑，从黄帝大战蚩尤说到陈寅恪有个间谍弟弟，有些故事十分迷人，却也汗漫无际，有似陶渊明饮酒诗序所说：“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纸墨遂多，辞无诠次。”自娱可以娱人，自乐也可以乐人，故不妨题书名曰《迷死人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