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尔马耶夫到耶鲁任教时，年已六旬。他最有兴趣的是研究“设计背后的社会与理论意涵”，远胜过盖房子。他的观点深深吸引了福斯特。“切尔马耶夫是知识分子。你可以把东西做得很美很炫，但他想知道的是你为什么做这个案子。他把对话与讨论看得比画图重要。”
切尔马耶夫觉得福斯特很有潜力，想鼓励他念完硕士后继续留在耶鲁当研究员，还拿《社区与隐私》[Community and Privacy]的初稿给他看。这本书是切尔马耶夫与克利斯托弗·亚历山大[Christopher Alexander，1936-]合著，讨论聚落模式，及这些模式与当代小区规划的关联。
《社区与隐私》[这本书的平面设计非常精彩，由切尔马耶夫之子伊凡操刀]不太像学术书，反而很类似同年出版的蕾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是一本宣战之书。这本书开头“以热情、仰慕与谢意”献给格罗皮乌斯；内文之始则引用肯尼迪总统在国会演讲时，掷地有声的一段话，那正是福斯特赴耶鲁前的春天：
十五年之内，我们的人口就会增为两亿三千五百万人，到二〇〇〇年时将达到三亿。这个成长大部分会在郊区及其周边，而我们现在就必须先打好基础，为将来建立适合居住、效率高、环境优美的小区。
与市中心相连的土地，已经充斥着都市开发案，以每年一百万亩的惊人速度成长中。但我们看到的结果，只是郊区杂乱而无效率的扩张、市中心无力与萧条衰退继续搏斗。中高收入的家庭大量移入市郊、零售业流失顾客，也有很多公司的办公室外移，腐蚀了城市的社会经济基础。
我们的住房与小区发展政策，必须达成三个基本的全国性目标：
第一是更新都市，第二是让全民都有好屋可住，第三是鼓励蓬勃发展与高效率的建造业，成为整体经济繁荣成长的重要元素。
这一类的讨论，为福斯特对未来都市开发的见解打下基础。在切尔马耶夫看来，真正的问题在于大众文化，或他所谓的“亨利·米勒”[Henry Valentine Miller]笔下的‘空调恶梦’中，耀眼却带着杀伤力的混乱状态。
他曾以带点末世观的笔调这么写道：
几乎每个城市里，以悠闲步行参与都市生活的乐趣，已在车辆造成的紊乱中失落。或许真有一天，当大量的旅行与传播在我们不经意间大幅扩张都市环境，一度活力十足的都市生活，将消失无踪。甚至可能有一天，无用的闲暇与无意义的移动，将多到剥夺观察、欣赏都市原生艺术的体验。在无秩序的混乱状态下，你无法理解这类活动，也无法体会人类无分贵贱都能从周遭感受到美的喜悦。
他称这种情况已经糟到“连家庭主妇都在抗议都市的现况”。
切尔马耶夫针对城市面临的各种危机，提出几种对策。“隐私能让我们重新有机会亲身体验，把健康与卫生带回大众文化的世界……隐私是我们亟需，也是人类所居地最重要的事……交通与噪音必须被视为入侵者。人类必须亲手设计、打造自己的生态系。”
对于都市规划的问题，他认为是“都市体系，用一堆没完没了的示意图，来解释节点与网络”。
这是相当有力的宣言，主张从都市的角度来理解设计，而不是从单一的建筑物看设计，这论点对福斯特造成了重要的影响，最先反映在福斯特的学术作品上。在切尔马耶夫的鼓励下，福斯特和一群同学参与了“明日城市”的竞标，这是他在耶鲁的最后一个案子，以《社区与隐私》讲的许多观点为基础，为他后来的发展点出了方向。他从切尔马耶夫的论述中，开始逐渐酝酿对都市规划的想法。切尔马耶夫写道：
或许有朝一日，城市规划师、设计师、鼓吹开发的人，还有各种专业人士，能够认清一个简单的事实：建筑物之间的空间，跟建筑物一样，都对都市居民的生活十分重要，然后采取相关的行动。若能谨慎规划土地总使用面积，达到最大使用率，市中心就能有最多的纵向多功能建筑物，供短期居住之用，一楼也可以当成家用住宅，给有小孩的家庭。这种位于一楼的住宅，在高科技的都市环境里，是相当活跃的部分。郊区做不到这一点。
福斯特和同学合作的“明日城市”案，可谓十分繁复的总体规划。他们根据切尔马耶夫的构想，思考如何在人口密度高达某个程度的时候，让都市在居民带来的活力和造成的混乱之间取得平衡，仍继续保有文明生活所需的要素。他们的心血化为一个非常专业的大型模型，几乎是今日福斯特事务所成品的水平，里面包括了几种特别的建筑提案，内容极为扎实。福斯特还把他在耶鲁第一学期设计的办公大楼做成模型，当成新都市的办公空间，“偷渡”进整个规划的模型里。办公区旁是高人口密度、反郊区式的住宅区，正落实了《社区与隐私》中某些示意图的想象。
有些学生对切尔马耶夫只重理论、一板一眼的作风不以为然。毕比的形容是：
他是极端的机能主义者，所以你做的每件事情，都得解释为“机能”上行得通。他先是不说话，轻蔑地哼个两声，然后开始没完没了批评人有多笨，你这时只有听的份。他不让你做设计，工作室有百分之八十五的图都是我们画的，最后他才会让你设计个什么东西，当然，还是机能性的建筑物。苦工都是我们做，他只会坐享其成，所以我们总是暗地里不爽。最后一关会是个奇大无比的模型，当时我们做的是体育场馆。这种案子一定要大家一起做，意义就在这里。我们再也不能单打独斗，那是天才的专利，而建筑师不是天才。
福斯特记忆中的耶鲁是个压力锅。实习医生无日无夜待命固然辛苦，但比起鲁道夫这种难搞的老师督促学生焚膏继晷，大概只算是小儿科。研究生工作室里有张沙发，大家熬夜时就轮流睡沙发补充睡眠，同时还要应付鲁道夫偶尔心血来潮突然开讲的午夜讲堂。福斯特后来在伦敦巴特西[Battersea]区的工作室正是这般二十四小时的步调，从不打烊。
在不断轮回的作业、工作与简报地狱中，阿博特、福斯特、罗杰斯这个英美三人组，只要一有空就外出旅行、探索美国，路上只要听说有什么重要的建筑作品，必定亲自跑一趟。
他们看遍了纽黑文附近的赖特作品，而且竟有本事说服大部分的屋主让他们进去参观。那时大家手头都紧，阿博特那辆甲壳虫的油钱，几乎都是他自掏腰包。有时他们投宿廉价汽车旅馆，三个人挤一间房间。到了赖特最知名的“落水山庄”，阿博特发现围篱上有道缝隙，大伙儿遂得以不买门票偷溜进去。结果出来的时候被解说员拦下，但那时他们已经把想看的都看完了，要他们买门票已然太迟。
他们开到纽约，在西格拉姆大厦地下室的四季餐厅酒吧，与斯特林共饮辛辣的马天尼。结果女侍发现斯特林把一只烟灰缸默默塞进大衣口袋，倒也十分镇定，默默地把烟灰缸算进他们的账单里。一行人参观了刚开幕，由赖特设计的古根海姆博物馆；窝在格林威治村烟雾弥漫的小酒吧听爵士乐。到了芝加哥，他们走访赖特恩师沙利文[Louis Sullivan，1856-1924]的作品，仔细研究后巷里可自动弹回的防火梯，当然也不忘去蒙纳德诺克大楼[Monadnock Building]和密斯的办公室朝圣一番。
福斯特看的不单是知名的大师作品，同时也用相机拍了加油站、露营车、喷洒农药的器具，还有一切足以代表美国工业风格的东西[为了省钱，他尽可能省着拍]。当年这种美国风格，在洋溢毫不掩饰的自信，启发了无数英国建筑师。
这一行人还开到费城，去听路易·康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演讲，他说话有点玄，像是“让砖头做砖头想要的样子”。但福斯特确实从他身上学到东西，那时他已开始将富勒处理几何学的方式，应用在摩天大楼上。
成立“四人组”建筑师事务所
福斯特与罗杰斯还在耶鲁的时候，就动过一起创业的念头。罗杰斯在伦敦有个做园艺设计的朋友布兰奇，想在自己买的地上盖房子；加上岳父[苏的父亲]有位雕塑家朋友，正好在纽黑文郊区有栋房子，两人遂借来当设计工作室。
福斯特还留着一张那时的黄色制图稿，看得出这幢房子深受路易·康的影响，以巨大的烟囱当主轴，分为几个清楚的区块。不过因为布兰奇后来缺钱，这案子似乎也就不了了之。
一九六二年夏，福斯特从耶鲁毕业。典礼在校园中央草坪搭起的帐篷中举行，不过美国总统肯尼迪的到场，抢走了满室光彩。那正是古巴导弹危机不久前，肯尼迪到耶鲁来领荣誉学位，并以“美国对全世界的义务”为题发表演说。
毕业后的福斯特，在美国东岸又待了几个月。他凭着在曼大修过城镇规划的资历，在纽黑文专精都市更新计划的“佩德森与蒂尔尼事务所”[Pedersen and Tilney]找到工作，这是他头一个“不盖楼房”的实务工作经验。他协助该事务所在马萨诸塞州的某案，主张该区受附近空军基地所累、颓圮已久，顺利拿到联邦经费。
之后他开了MGA小跑车，从佛罗里达州到了旧金山，进入“安申与艾伦建筑师事务所”[Anshen and Allen]工作。那时该事务所的地域特色还很鲜明，想做出代表湾区个性的当代建筑，结果是常盖出大屋顶和长长的斜屋檐，似乎受了点日本建筑的影响。福斯特去帮他们做南加大圣克鲁兹校区的竞标。
他做了六个月后，罗杰斯的信来了。那时罗杰斯已经返英，而两人半途搁置的布兰奇案，居然透出一线曙光——布兰奇决定继续进行。而且罗杰斯的岳父看来还会介绍不少案子给他们。苏的父亲布伦韦尔[Marcus Brumwell]不仅开广告公司，也参与成立英国首间设计顾问公司“设计研究机构”[Design Research Unit]。两人要实现共同创业计划，现在正是时候。福斯特可愿意尽快回到英国，打造他们的未来？
“我猜要写这信的是苏，信都是她写的。”福斯特回想。尽管他很喜欢美国，但还是马上决定与罗杰斯共同放手一搏。“反正我总有机会回美国。”他说。于是他启程返英，这次绕了好大一圈。他头一次搭喷射机[也是史上第一款喷射客机]从洛杉矶飞到墨西哥市。“这架飞机实在太美了，从机舱里到外观都漂亮，让整个飞行的体验完全不同。”他从墨西哥一路到了西印度群岛，然后经布鲁塞尔飞回曼彻斯特，跟父母住了几天。他赴美留学的这一年半来，只偶尔跟家里写写信，不过二老见他才在旧金山上了一阵子班就回英国，还是相当意外，而且他马上又要去伦敦自己创业，他们就更担心了。“可能我没有把我的计划说得很清楚吧，他们以为我会在曼彻斯特待一阵子。”
“四人组”这个名称是他们再三推敲后的结晶。很多人喜欢拿自己的姓氏当公司名，而“四人组”恰恰与这种自恋自大唱反调，象征团队合作，也向力图重塑战后建筑议题的知名理论团体“十人组”[Team Ten]致意，或许同时也想和流行乐团沾点边吧。无奈“四人组”自一九六三年从温迪·奇斯曼[Wendy Cheeseman]在汉普斯特的公寓发迹起算，到一九六七年不欢而散为止，只撑了大约四年。解散那时，他们也快没有案子做了。这段期间他们做的案子不多，最知名的就是布朗威尔夫妇在康沃尔的溪屋，以及位于斯文敦的里莱恩斯电子工厂[现已拆除]，还有伦敦坎姆顿巷的数间民宅，此外，还有位于哈特福郡的“穿云屋”[Skybreak House]，是库布里克的《发条橙》的拍摄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