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至有唐，菁华极盛，体制大备。流传至今者，千数百家。自李、杜而外，王、孟、韦、柳上承渊明之遗绪，而开清淡一派；高、岑、王、李效法鲍照、吴均而有边塞之作。此外如李贺之悽咽，卢仝之怪诞，孟郊、贾岛之穷愁，张继、王建之绮丽，亦各有精神面目，出入于各大家之间。
备览一代之诗，取其宏博。唐诗与汉魏、六朝异，与宋、元、明、清异，固无论矣；即初、盛、中、晚，诗风流变，亦各自不同。故学诗者，若仅读李、杜、王、孟集，而欲知唐诗，不可得也。然则何以知唐诗乎？曰：“此有待于综编博采也。”选唐诗者多矣，然多率就己意，缀拾成编，嗜杜者抑李，嗜李者抑杜，喜王、孟者，斥高、岑为粗豪，学高、岑者，诋王、孟者为无骨。及至晚唐，其风益显，义山、飞卿之诗柔美流丽，晚唐大家也，而编诗者皆以其有才无行，而抑其诗。夫三百篇所以观诗者也，尚未尽雅正之音，况唐一代诗乎？古僬侥之国，人不满三尺，巨灵之族，身高数丈，何也？盖人之不同，时之不同，地之不同也。今诗至大历下，渐趋柔靡，风气使然，岂作者所能主耶？今欲求昌黎、少陵、嘉州、常侍等雄浑、悲壮、感事、伤时之诗于晚唐之中，亦犹求巨灵于僬侥之内也。
余幼喜唐诗，以为诗之正规，可以依据也。第简编纷杂，未知适从。德潜，清初名诗人也，其论诗主唐，而兼重李、杜，旁及各家，莫不取其长而抑其短。《唐诗别裁》一书，群推善本。以其上溯初唐王、杨、卢、骆六朝之靡，下及晚唐李、杜、温、韦诗余之始，莫不兼收并蓄，而其于诸名家外，更将旁蹊曲径，各树一帜之作者，亦一一收入，为可贵也。
惟读诗难，编诗尤难，德潜一书美矣，备矣，然纵览之余，意尚有未足者。盖古人论诗多好穿凿，《楚辞》美人香草之思，后人率多附会以忠君爱国之辞，屈子固有怨君伤时之意，而《楚辞》何至连篇累牍皆风刺王政之语乎？少陵奔走颠沛、饱经世难，其诗多愤世之思，义山通情于宫嫔、女冠，未敢明言，故其诗多缠绵之意。然必动辄牵入，即就席咏物、对景咏怀，亦必曰：“某诗指某事，某诗刺某人。”则何异于水月镜花乎？此其一。诗之体制不同，如花草随境而生，鲜妍各异，必取其一，而抑其余，识者不取也。今德潜论诗必取其归于风雅之正者，用心可佩，然尽屏韩偓、和凝、飞卿、端己香艳之作，亦有可议，盖诗之为物浸广浸盛，必欲以风雅绳之，犹以一药投百疾，欲求尽痊，焉可得乎？此其二。古时文人，能文未必能诗。班、马为文，洋洋万言，初未属诗。退之之文雄矣，奇矣，而其诗则生硬好奇，少唱叹之音，较之子厚不逮远甚，今徳潜因尊其文，而并及其诗，以为优于子厚。不知诗文异途，以其文而衡其诗，不啻以矩作圆，以规画方也，此其三。诗由古诗而绝句而律诗，乃渐入于准绳之中，虽云舍易就难，抑亦时代使然，犹之自四言至五言，自五言而七言也。今德潜必主古诗，以为其中错综变化，非律绝能及，其言良是。惟律诗之对仗工整，承转灵妙，绝句之优柔婉丽，一唱三叹，又岂古诗所有乎？譬如尺有所短，必尽主一体而绌其他，犹井蛙观天也，此其四。诗随时而变，不可执一观之。汉魏诗古朴，六朝诗华靡，及至有唐盛矣，备矣，而必谓唐诗优于宋诗，宋诗优于元、明诗，未之许也！何者？唐有李、杜大家，创一代诗风，宋有苏、黄、范、陆，虽不足以与之颉颃，亦一代杰士也！且诗至有宋，风气大变，好作近体，而屏绝古诗，与唐迥乎不同。必以观唐诗之法，观宋诗，而谓宋不如唐，非笃论也。德潜虽称渊博，亦不免于此病，此其五。
自汉苏、李唱和赠别诗以来，诗风进展，魏有曹氏父子，建安七子，晋有阮、嵇、潘、陆、张、左、陶、谢之徒，变前浑朴之诗风，而归之于严正，迨至竟陵八友，吴均、何逊创声律之说，则已启律诗之端矣！有唐一代，制作特盛，前有王、杨、卢、骆，近乎风骚之体，沈、宋、杜、苏约句准则之篇。王、孟继之而起，大抵祖述渊明，或得其清腴，或得其间远，[4]或得其冲和，或得其峻洁。直至中唐其风犹未衰替。韦苏州、柳柳州其著者也。边塞之作，汉魏虽兼或有之，未若唐之盛也，高、岑、王、李四家，皆长七言，雄浑高古。迨至李、杜二家，则写物穷其状，写情穷其思，歌行绝律，无不尽善。此唐诗之极也。李、杜之后，诗风渐平渐秀，文房、梦得、乐天、义山能拔于流俗之中者也。及至晚唐词起而诗衰，历宋、元、明、清而愈不振，至于现世，尤为衰废，新体诗家，各树一帜，互诋互攻，未知谁是。李、杜不复出，人皆自以为真李、杜，奈之何哉？日长无事，展读沈编，涉思及此，不觉慨然，聊复书之。
（原载燕京大学《文学年报》，1938年4月，第4期，
署名“吴兴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