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年本地有几位先生起了这么一个念头，就是要试看一下是否德国的戏剧，除了在一个所谓“总管”的人统制之下，还有可以改善的地方：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会瞧准了我，并且想到以为我或能对于这一番事业有所帮助。我一向就是在市场里待沽，然而一向总是闲著；从来就没有人愿意雇用我，当然就是因为没有人知道怎么用我，一直到这些朋友为止。再说我一生就是这样，对于所有的职业老是不太感觉兴趣的。我从没有坚持要作某一件事，甚至连自荐也没有过；不过只要我认为在某一点上，人家也许会因为一种偏好而选择了我，那么不管这件工作是多么细小，我也是来者不拒的。
至于我愿否参加这改良本国戏剧界的工作，这问题是很容易回答的。需有斟酌的只有这两点；我到底能不能？和我怎样才能作得最好。
我既不是一个演员，也不是诗人[26]。
的确，有些人时常捧我，认为我是个诗人。不过，那都是因为他们错认了我。净仗着我几篇冒失写作的戏剧体的实验，他们不应该就下这样大度的结论。手持色笔、调和颜料的人不见得都是画家。那些作品中最早的写成时，正是人们十分欣悦的把幽默和轻松当作天才的表现的时候。比较新近的作品里面，即使有什么不错的地方，我也全知道那不折不扣全是批评的功劳。我觉着自己胸中没有那活跃的灵感，像喷泉一样，倚仗着自己的力量冲向上方，倚仗着自己的力量射出大量新鲜壮观的水柱：我老是得借重唧筒和水管把他从心里挤出来。我简直是又可怜，又寒冷，又近视得看不见东西，要不是我学会了一点谦恭的去借用他人的珍奇，在他人的火旁取暖，同时以艺术的目镜增强我的视力。因之我一念到或听说什么关于批评的不利的话，总觉得有点不好意思，甚至于不高兴。它也许会将天才压灭，可是我可以大言说：我从它那里得到的益处简直和天才差不多远了。我就像是一个跛者，一有人来嘲笑我的拐杖，我就没法办了。
自然，就像拐杖可以帮助一个跛者，从这个地方移到那个地方，可是不能叫他跑，批评也是同样情形。固然我因了它的协助成就了一些作品（比那些才力与我相似而没有批评帮助的人总得强点），可是我得费那么多时候，别的事什么也不能干，不许叫任意的消遣来打断我的工作，我必须把整个阅读过的书籍都丰在脑中，我必须能安安静静一步一步的把我以前对于风俗习惯和感情所发表的言论全重温一遍。你要叫我来作一个拿新玩艺娱乐戏院中的观众的人，可以说世界上再也没有比我更不适合的人了。
果尔东尼[27]替意大利戏剧界所作的事——一年供给它三十篇新剧——我因之不能替德国干。不错，即使我自己会作的话，我也一定不干。我一向是不信那些初起的念头的，不像德拉卡撒和老山狄一辈子老不改。因为即使我还不至于认为它们是恶魔（不管是实在的也好，设喻的也好）的主意，我也总是觉得初起的念头倒底是初起的，你要喝汤最好的部分也不会是总在面上飘着。我自己初起的念头比起一切别人初起的念头来，也是毫不见佳：跟一切别人的念头全一样，那还不如在家里蹲着好。
最后大家同意了，也要在我身上用一用批评，就是那使我工作得那么慢，或者，要按一些比较心直口快的朋友们来说，那么糟糕的东西，批评。这就是写作本文的起源。
我觉得这个意思倒不坏。它使我想起希腊人所谓的“剧报”，一种短的报告，就连亚里士多德也曾肯替希腊舞台下过一番功夫来写。它又使我想起：很久以前让我笑过的那位饱学的卡骚伯努。那位先生向来是特别尊重坚固有根据的科学的。他认为亚里士多德写作“剧报”的主要目的，就在纠正时间先后上的错误。老实说，要是亚里士多德没事净讲什么某几篇作品诗歌的价值啦，什么它们对风俗的影响啦，对观众高级趣味的养成啦，而不常提到奥林比亚大竞赛，它们举行的年月，以及当时监场的市官[28]们的名字，那就是亚里士多德大丢其脸了。
我原先倒是也很愿意给这篇文起个名字叫汉堡剧报的。可是这个名字听起来太特别了。现在呢，我觉得换的这个名字心里非常高兴。我在一本剧谭[29]里要写什么或不写什么，那是我个人的事；至少里昂亚拉齐在这方面没给我什么规定。可是一篇剧报该是如何模样，那些学者们认为他们是知道的，那管他们所知道的只限于台伦斯[30]的剧报，那本连这位卡骚伯努也叹为短小精悍的作品。可是我既不高兴把我的剧报写得那么短，也没法写得那样精悍；要是那些现世的卡君们看见，他们准得大摇其头，因为他们一看，我极少想到任何时间先后的问题——这在将来，当亿万别的书销声匿迹时，或许会使人对于某一点历史上的事实增进了解的。在路易十四或路易十五王朝的那一年，或是在巴黎，或是在凡尔赛宫，或是当着几位直系王子，或是没当着几位直系王子，演的是这篇还是那篇法国杰作。他们上我这篇文里来是要找这些东西，而使他们大惊懊丧的就是：一无所得。
不说这些，这几篇文字应该讲什么呢？关于这点，我已经在“弁言”里解释得很清楚了；至于它们事实上成就如何，我的读者们就会知道的。不只是我所答应了把它们作成的，还有一些别的；不过我想，并不是一些更坏的。
“这些文字必得一步步的跟随着诗人和演员的艺术所采取的步骤。”
写到这后一半，我心里有点别扭。我们演员倒有不少，可是没有演剧艺术。就算我们当初有的话，现在也是无影无踪了；这玩意早就丢了，非得重新起炉灶再建起来不可。要说大体上的规矩，在各种语言里我们倒是有不少；可是特殊的，人人全知道的，写出来清楚简洁的规矩，借之可以决定演员们在某种情形下演的是值得攻击还是值得赞美，这种规矩，据我所知，也不过就有两三种。就因为这点的缘故，所以凡是关于这一门的讨论总仿佛是那么左倾右侧，意义不清似的。本来这也不足为奇，你想一个演员，他没有一条幸运的箴规，怎么能不到处因之倒霉呢？老觉得人家夸自己夸得还不够，挨骂又觉得挨得实在太多，还别说有好些时候，他连人家倒底是要骂他还是要捧他也不知道。特别是别人早说过这句话了：从批评的观点来看，艺术家们的敏感性增高的程度，就跟他们艺术上根本信条的确定性，明了性以及数量所减低的程度完全一样。好了，这样就是为我自己和那一班艺术家请求恕罪而发的，因为要没有他们，我也就没有什么可请求恕罪的了。
可是我所答应作的头半部呢？这一半截至现在为止似乎还没有怎么太显露头角——再说这又怎么可能呢？栅门也就刚开，你就想看见那些赛跑的已经达到终点了；那终点又每一分钟都移得越来越远。要是观众们非得要问：“你们作出点什么来？”然后自己再以一个带有讥嘲性的“什么也没有”回答时，我禁不住也要回问一句：“观众们可曾作出些什么，使我们能够作出点东西呢？”也是什么也没有；哼，比什么也没有还要更糟一点。他们不但不帮忙使这项工作有所进展，连它本来能跑的道儿也不叫它跑了。要说到那好意的建议，给我们德国人建起个国家剧场来，我们这些德国人根本说不上是个国家。我并不是指政治上的情势，只是指心理上的特点。人几乎要说，这特点就是自己不愿意有自己的东西。我们仍然是一切外国东西最忠实的模拟者，特别对那些使人惊奇起来没够的法国人，我们老是最恭顺的惊奇者；所有从莱因那边来的东西都是美的，迷人的，可爱的，崇高的；我们宁可不承认自己有脸面和听觉，也不愿发现它们和别人的不一样；我们宁可让人家把我们说服，拿鄙俗当作不受限制，粗暴无理当作雅气，作鬼脸当作表情，铿锵的韵当作诗，噪音当作音乐，也不愿对他们的最高地位有任何微细的怀疑。这个可钦可爱的民族，这个世界第一的民族（他们时常很谦卑的这样称呼自己），在一切好的，美的，高尚的，合理的东西里，都由公平的命运手里接到他们分所应得的最高的地位——这一套老话已经是听俗了的，同时你要真把它应用到实事上，很容易使人痛心，所以我还是不谈的好。
因之我就不得不抛下本地剧诗人的艺术实在能成就的进展，而来研究一下，它事先必须要先作些什么，好能使它立刻以更快更大的踏步走完它应走的路程。这些踏步就等于一个走入岔路的人要回来，再走上正确的途径，眼中一直看见自己的目标时所要走的踏步一样。
每人对于自己劳苦的工作当然都觉得很得意。我相信自己曾努力研究过剧艺，比二十个实地演习的人知道的还多，再说我总算也演习过一点，因此也就有资格来谈这桩事；因为我十分知道，就像一个画家总不爱让一个一丝不懂怎样挥动画笔的人来指摘他，诗人也是同样。我至少总尝试过一个诗人要产生的东西，同时要有什么我自己不能作的东西，我仍然可以判断一下，那东西能不能作。我承认自己的意见不过是众中之一，在我们当中还有好些也爱发表意见的人，但他们要是不曾学会亦步亦趋的模拟外国人时，简直就像一条鱼一样的噤口无言。
然而一个人可能研究半天，结果还是研究得大错特错。那么什么能确定的告诉我我没碰见同样的情形，我没有误解剧艺的本身呢？就是这个，我对于剧艺完全的了解就跟亚里士多德从希腊剧台数不胜数的杰作里所抽出的一样。我从这位哲学家的诗学里面的源流和基础获得了我的思想，不过在这里没有篇幅不能充分发挥。同时我毫不迟疑的承认（尽管在这个开明时代里人家会因此而笑我！），我拿它当作一册绝不会发生错误的作品，就像欧几里德的原理永无错误一样。里面的根本原则也像欧几里德的一样真确，自然不是那样易解，因此也就比欧氏书中所包括的一切更易于使人困惑一点，我特别相信在悲剧上，因为时间在这方面已经供给我们不少了，可以不容反辩的证明这点：就是悲剧只要离开亚里士多德的规矩一步，就等于离开尽善尽美的目标一步一样。
这点说定了之后，我就开始进行来仔细的批评一些法国剧台上最有名的模范作品。因为法国的剧台总算是完全依照着亚里士多德的规矩建造的；特别是因为别人老想劝我们德国人，说法国剧台只因为借着这些规矩才达到尽善尽美的地步，在那里他们往下一看，所有别的较新民族的剧台都是离得老远。我们自己坚信这点也已经很久了，以至于在我们这些诗人里，模仿法国人的简直就跟照古代规矩去工作的一样多。
但是这种偏见不能永远与我们的感觉相对而立。幸而因为几篇英国剧作的缘故，我们从迷梦里醒来了，同时得到一种新经验；就是悲剧，除了他们的柯奈依[31]，拉辛[32]所能供给的之外，还可以供给人一种截然不同的效果。然而我们仿佛是被这“真理”突然的光辉晕眩了似的，又跳回到另一座悬崖的边沿上去。那些英国戏剧，乍一看起来，仿佛在某一些规矩上有点缺欠，那些规矩就是法国人教我们研究得清清楚楚的。由此我们得到的结论是什么呢？就是这一点：不用借重这些规矩也可以达到悲剧的高峰；真的，要是人总差一点达不到高峰时，说不定是那些规矩的害处。
这个还可以让它将就过去！不过人们又开始把这些规矩和一切别的规矩全混起来了，特别是限制有天才的人，应该作什么，不应该作什么，准要被人认为村学究气。简洁说罢，我们已经达到这么一个阶段，把一切过去的时代的经验全玩笑似的抛开，同时宁愿请求诗人们，叫他们每人自己重新去发现自己的艺术。
如果我可以相信，我已经撞到那唯一的方法能停止这欣赏力的混乱时，那么我就会不揣冒昧，认为自己对于德国戏剧界有所建树了。在这一点上继续工作，我至少可以这样安慰自己，因为我所感觉兴趣的不过就是要打破这法国剧台描头画角的迷梦。说老实话，再也没有一个国家比法国人更会误解古代戏剧的规则了。他们在亚里士多德著作中找到了几句不关紧要的话，论到戏剧最适当的外表的配置，这几句话他们给拿来当作内部的实质，同时再加上好些限制啦，讲解啦，把这点内容给弄得疲弱不堪，以至由此产生的作品，迫于情势，决没有不是离最高的效力还隔着老远的，而那位古哲学家苦心造出的规矩，就为的是达到这种最高的效力。
我敢在这儿说这么一句大话，你们听了爱怎么想就怎么想！——让别人随便跟我提到那一篇伟大的柯乃依的作品，说我不能把它变得更好一点。来，我们赌什么？
唉不；我不愿意你们把我这句话当作吹大话来看。那么请注意我在这里附加的话：我毫无疑问的将要把它变得更好一点——然而我离着柯乃依仍然很远——然而我写出的仍然不会是一篇杰作。我毫无疑问的将要把它变得更好一点——然而我并不能因以就当自己怎样了不得。我所作的也不过是每个人全会作的事，只要他也像我一样的坚信着亚里士多德。
（原载《中德学志》1942年第4卷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