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俄罗斯战争伤亡人数的官方统计数据称有870万名苏联士兵死亡，但医学界认为更可能是1100万名。这些数字不包括近1000万的平民在**侵略行动中丧生。另有860万平民死于疾病和饥荒。总之，苏联损失了大约16％的公民，约2700万人。
在战争结束后，我回到波兰，听说了我的家人们的命运。我的父母和我的三个弟弟在特雷布林卡集中营丧生。德国人也抓住了薇薇。他们都在特雷布林卡的毒气室结束了生命。
我一直都没有机会告诉我的父亲他是多么的正确，我很抱歉曾质疑过他。我离开时也没有跟他说我爱他。我原以为他软弱又怯懦。现在，我才意识到他是多么强大，强大到足以承认自己面临着致命的危险而且这令他感到恐惧。我的父亲救了我，我希望在他最后的日子里这个想法能让他在苦难和恐惧中感受到一丝宽慰。
我在波兰已经一无所有了。于是，我移民到了以色列，在特拉维夫附近的一个绝密的生化武器实验室工作。特拉维夫是一个地中海沿岸城市中逐渐发展着的“小宝石”。没有一个我爱的人能和我一起欣赏这阳光下波光粼粼的海面。我感觉不到丝毫快乐，只有失落。我兑现了我的承诺。薇薇，我回来找你了，只可惜我来得太迟了。
我深深地感谢红军给了我这个机会，让我可以抗击那些残害了我的家人还谋杀了我深爱的薇薇的怪物们。我不忍心去想他们是如何剃掉她那有光泽的秀发，又在她的胳膊上纹上编号，然后把她赶进毒气室的。对于他们来说，薇薇或许什么都不是，可她却是我的全部。
我下定决心只要我能插得上手，就绝不再让如此大的权力集中在一个人的手上。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以色列和美国有知识和能力，而俄罗斯却没有。因此，当俄罗斯的间谍管理者找到我时，我便答应了成为一名苏联间谍。
我很孤独，所以在1947年当我收到巴鲁克·利伯从美国给我寄来的信时，我欣喜若狂。他现在已经是利伯博士了，他还读过一篇我的研究报告。在得知我还活着而且在特拉维夫过得很好时，他非常开心。我们又重拾了友谊，每周都要通信好几次。我们常常往返于纽约和特拉维夫。巴鲁克的家人成了我的新家人，即使我们之间并没有血缘关系，但是现在他的全家人都叫我大卫叔叔。
当巴鲁克的儿子谢利出生时，我坐飞机到美国来参加这个小婴儿的割礼。我参加了他们人生中每个重大活动，当谢利的儿子本杰明出生时我也来见证了他的重要时刻。至少，我有权参加这些活动。本杰明以最高荣誉从医学院毕业的时候，我也感到非常自豪。本杰明说他之所以研究流行病是因为受到了我的研究的启发。他成了本杰明·利伯博士，是美国这个研究领域中的顶尖科学家。
与此同时，我和我的朋友巴鲁克共同完成了新流感疫苗的研究报告。我们变得更亲近了。我们是华沙的年轻人中仅存的生还者。我们俩都致力于绝密的生化武器项目。我效力于伊朗，他则在美国任职。我们两国的政府是盟友，我们经常进行联合研究。我和巴鲁克无话不谈，但是我对他还有所保留，我没告诉他俄国人的事。
当我把研究成果交给苏联时，我在预先约定好的一座特拉维夫建筑物的墙上用粉笔写下暗码从而和我的上级进行了会面。我在一个俄罗斯东正教的教堂里屋见到了他。我们喝了伏特加又吃了鱼子酱后，我给他解释了研究中几个需要注意的部分。俄国人授予了我苏联第二高的荣誉——劳动红旗勋章。
我从不把自己当成间谍。我没有从这份工作中拿一分钱。我做这份工作只是因为我认为这么做是对的。武器需要被共享。否则强国将不可避免地成为强盗。科学知识领域的不平衡是非常危险的。至少我是这么想的。我认为我在防止***主义的滋生。
昨天在特拉维夫我想起了二等兵帕维尔·亚历山德罗夫，因为比起医务人员带来的那个被曼韦斯咬伤的二等兵丹尼·费舍尔，他那斑疹伤寒的遭遇看起来似乎没那么可怕了。费舍尔刚到我们医院就发起了高烧。我们把他隔离了。他溃烂的伤口看起来十分肿胀而且已经感染了。伤口渗出了黏液，我在这难闻的味道前退了一步。我们进行了取样分析。即使是超级病菌，一个食肉细菌，也不可能造成这么大的伤害，而且看起来也不会腐烂得这么快。
我的工作人员给费舍尔输血、补水。他们开始给他使用抗病毒药物和抗生素。但是费舍尔每况愈下，而我们只能盲目尝试着治疗他。费舍尔的发烧和伤口的状况表明了感染的速度之快，反应之强烈，也许适得其反地使高侵袭性免疫系统产生反应了。
我们控制着他，以防止他死后可能复活的威胁。我们对任何复活可能性抱有侥幸心理，如果这也是曼韦斯那种病的话，他将和曼韦斯一个下场。我希望费舍尔要么康复要么死去，无论是哪一种方式都将会终结这个事件。尽管如此，作为预防措施，我们还是拴住了他的脚踝和手腕，并在他的头部和胸部绑上了束缚带。我们用宽带子缠着他的额头来固定费舍尔的头部。我们设置了安全监控，而且把四周都围了起来。
起初，费舍尔还有意识，而且也会害怕。我想知道更多关于曼韦斯袭击的事，问他能想起什么。虽然他烧的很高，但还是清醒的。
“他死了。只是躺在那里。我背对着他，面对运输车后面的士兵们，挡住了他们看曼韦斯的视线。我突然感觉有东西碰到了我的背部，然后我听到了我袖子被撕破的声音。我不害怕，只是很疑惑。他不是死了吗？我转过头，他夹住我的胳膊后面，撕下一大块肉，并一口吞了下去。然后他又压制住了我。我转过身，并试图用我的右手推回他的额头，但他太强壮了。他简直停不下来。”
费舍尔的眼睛睁得大大的，猛挣束缚带。他似乎又重温了那恐怖的一幕。
我试图安慰他：“你已经尽力了，颚肌是人体最强有力的肌肉。”
“他就是不肯停下来。”费舍尔重复着。之后他陷入了深度睡眠。
死亡的脚步近了。从来到这里那刻起，费舍尔就不吃不喝。他对口服营养剂也不感兴趣。他的血压下降。他断断续续地醒来，看起来晕头转向的。他似乎不再认识屋子里的人是谁。他的血管从血液循环减少衍变为有紫色的斑点。他呼吸变得吃力，嗓子里还有痰的声音。
巴鲁克·利伯博士和我见证了他生命的终结。巴鲁克于特拉维夫时间下午6：15宣告了费舍尔死亡。我松了一口气，但那只是暂时的。特拉维夫时间下午6：23，费舍尔复活了。他喉咙里发出了呻吟声，还发出了咬牙切齿的声音，他不停地张开嘴，上下牙齿磕碰在一起。他拉扯着束缚带，试图转头去咬利伯博士但没有成功。
我们想要研究费舍尔。但军方认为不值得以身犯险，他们一枪射穿了费舍尔的太阳穴，杀死了他。
究竟哪里出了问题呢？几十年间，我运用了许多新的治疗方案改进了多种疾病的疫苗，其中包括感冒以及我的老“对头”——斑疹伤寒，从而拯救了上百万个生命。在热带地区，鼠蚤传播鼠型斑疹伤寒。在克萨斯州的郊区和加利福尼亚州是通过猫蚤传播的。我曾前往非洲去研究如何根除它。
我在非洲的时间促使我研究了埃博拉病毒和其他病毒性出血热。也许你想不起来出血性的意思了，它其实就是血流异常。我要弄清楚为什么这个症状出现得那么快。即使这组病毒都会造成出血，可它们几个还是都很不一样。
这些病毒总是利用遗传物质，核糖核酸（RNA），而且它们的存活需要一个宿主。通常，他们开始以昆虫或动物为宿主，之后而且它们有时会从宿主那里传播给人类。有一些病毒（并非全部）会在人与人之间传播。通常病毒的传播需要某种接触，但并非总是如此。有些病毒是通过空气传播的。幸运的是，即使是通过空气传播的病毒也通常仅局限于宿主所在的地方，或者说至少曾经是这样的。
所有的这些病毒都是不可预测的，而且有些甚至是致命的。拉沙热是一种沙粒病毒，并通常是通过啮齿类动物的排泄物传播的。最可怕的是这些病毒都像埃博拉一样是线状病毒，当人类与感染者的血液、黏液、排泄物接触时就会传播。埃博拉很少通过空气传播。
埃博拉病毒特别可恶。我解剖过几个受害者的尸体。这种病毒不会杀死被感染的人。患者的免疫系统试图杀死病毒并且产生细胞激素风暴。病人会自己杀死自己。最严重的菌株有90％的杀伤率，而且会让人死得很惨。
每次我解剖一个埃博拉病毒的受害者的尸体，看起来都好像人的身体从内到外自己吞噬了自己。人体内的很多组织在患者死之前就死了。从最小的细胞组织到最大的组织，身体看上去好像从内到外的自身消耗。器官都液化了。肝脏、肾脏和大脑看起来就像果冻。
血管变得具有渗透性，一氧化氮使血液变稀。在死之前，患者的血压骤低，因为静脉和毛细血管渗漏血浆和血液。从病人鼻子和耳朵和眼睛甚至指甲会渗出血。
通过显微镜检查的结果甚至更令人恐惧。这比艾滋病更糟糕。埃博拉使免疫系统停止制造抗体。这种病毒会疯狂地移动。当很多个病毒侵入一个细胞内，细胞便会死亡并发生爆炸。
我认为我知道一种可以让埃博拉变异的方法，从而使人类只能通过唾液传递病毒，并且仅当唾液进入血液时才会发生。这将阻止病毒迅速的传播。人类通常不会乱跑，互相撕咬，尤其是当他们可能会死于出血热的时候。人类将不得不停止亲吻感染者，不再共用餐具和水杯。如此一来，埃博拉病毒会更容易控制。
以色列政府并不把埃博拉视作威胁，所以他们不会资助我的研究。以色列反而给我对抗感冒病毒的资金，于是我又开始研究流感病毒。
我的研究是最高机密。我以前的上级自然死亡了，于是我又有了一个新的年轻上级——安东·阿别列夫。我把我所有的研究和想法都分享给他，他也把俄国的研究同我分享。当我的研究有了进展而且变得激动人心的时候，我和阿别列夫见得更勤了。
有一次我和阿别列夫见过面之后，我在特拉维夫的迪岑哥夫大道往家走的路上碰到了巴鲁克·利伯博士。我们共进了晚餐，然后彻夜长谈。我们都痛恨***主义。为了能信息共享，我决定招募他成为我们信息共享的新成员。最后，我把他介绍给了安东·阿别列夫。
当我向巴鲁克解释我的俄罗斯间谍身份时，他真的很惊讶，但是我很容易地说服了他。回想起来，那简直太容易了，他很迫切加入。但我并没有很关注这一点。我正为我的一个新想法而兴奋不已，我觉着我有了一个治疗讨厌的流感病毒的方法。这就是为什么我没有怀疑巴鲁克是一个双重间谍，他既为美国工作，也与摩萨德合作。
摩萨德是以色列情报组织，几年来一直有点怀疑我的身份，但仅仅是因为我曾经是红军军官。他们联系了他们的美国盟友，并且招募了巴鲁克来监视着我。经过几十年的监视，没有人怀疑过我是间谍。因为没有钱的踪迹可循。如果我没有在巴鲁克面前吐露身份，他们仍然会蒙在鼓里。
我曾游说我们的政府寻求合作并且资助我们的新项目。于是，巴鲁克被派来和我一起工作。无论我提出来什么设想，我都会全力完成。如果我用少量的老鼠进行了实验，那么我就想让Z因子的数值是1.0，最完美的分值。因此，我们的绝密研究的代号就命名为Z因子。
我们第一个任务是创造一种病毒，一种免疫性的超级病毒，从而阻挡流感病毒株。三年来，我们为此日夜奋战。我们发明了一种强大的新方法，为抵抗新型流感而创造了一种新型病毒，这样一来将有效地对抗迅速变异的流感病毒。这是前所未有的，是一个突破性的成就。新的流感疫苗可以通过手动注射给药。我与安东·阿别列夫分享了这些信息。
次年，我们完善了空气传播的超级病毒流感疫苗以抗击一种致命的新型流感毒株。我们用一批新的实验室鼠来进行测试，实验结果超出了我们在各个层面上的期望。空气传播的超级病毒和活细胞有着特别密切的关系。实验鼠们都还保持着健康，并且对目标流感毒株具有了免疫性。我们给整个团队都人工接种了疫苗后得到了同样的结果。
我和巴鲁克·利伯博士都为我们的新发现所具有的潜力而感到高兴和惊叹。我们找了十个来自以色列军队的健康的志愿者，让他们以免疫源为中心依次站在更远的地方，从而测试超级病毒的范围。
我们从100米开始，也就比99.97米稍微多一点儿。当我们测试到第十个士兵时，我们已经建造了一个32187米长的密闭隧道，士兵和免疫性超级病毒分别在隧道的两端。空气传播的超级病毒似乎会像导弹一样搜寻士兵的活细胞。超级病毒的范围看似并无止境。每名士兵都对流感毒株免疫了，并且没有产生副作用，至少我们当时是这么认为的。
在空气传播实验之前并没有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的超级病毒疫苗。但是士兵们注射过这种极具攻击性的空气传播的超级病毒疫苗之后变得与众不同。他们是极其强大的病毒携带者。一旦他们离开我们设置的密闭空间，免疫性就传播给了所有人。超级病毒疫苗几乎瞬间传遍全球。这种以空气传播的超级病毒释放方式对每个人都一视同仁，所有活着的人都能获得免疫。
我们有些担心，但是我们自问我们要担心到什么地步呢？我们无意中释放了超级病毒疫苗，阻止了致命的流感病毒，保护了全人类，难道不好吗？我们很幸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