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米兰达分手，意味着更多的时间我不得不宅在家里——我住的公寓就在罗切斯特城南部边界内那条热闹的希望山大道旁。那栋楼只有两层，外墙已经褪成了淡棕色，马路的对面就是公墓。我还和我的外婆碧翠斯还有她的第二任丈夫比夫住一起。房子是外婆的，而比夫所有的行装只有一条青绿色的针织浴袍。
我妈妈是名理发师，但她的工资没法儿承担贷款买房，所以老妈带我从小就和碧蒂——也就是我外婆，她喜欢别人这样叫她——住一起。她老也很乐意跟我们作伴儿，而且这样一来就有人吃她那道几乎已经成名的花生黄油香蕉三明治了。她自夸那道三明治是解决所有问题的良方，但实际上她除了加热即食的电视便当和圈形意大利面之外啥都不会做，三明治只不过是她掩人耳目的手段罢了。
碧蒂喜欢给我和比夫做三明治，有时她还会多做一些，送些给帮她修剪草坪的孩子。她还喜欢给我讲一些人，那些人要么病了，要么快死了，要么是最近死的。我从没听过那些人，更别说见过了。
她对疾病总有一颗炽热之心。
“大卫，你有木有听说雷·欧尔森得了哮吼？”
从咳嗽到肌萎缩侧索硬化症，碧蒂什么东西都喜欢拿“哮吼”来形容。
“没听说过。”
“厄休拉来信了，说是情况不太妙，而雷现在在斯克内克塔迪（美国纽约州东部的一个城市）某个医院里呢。
“真是太糟了，雷那人蛮好的。”
即使是我不熟的病人，我也喜欢把先他们当成好人来看。
“你说谁人好来着？雷吗？”碧蒂问。我点了点头。
“他彻头彻尾就是个混账。”她回道。
雷的事情就讲到这里。相比之下，我和碧蒂关系还不错，应该可以这样说。
我需要房子住，而她需要人帮她溜那头大腹便便的宠物猪。那头公猪名叫汪汪，虽然脑残，但对主人十分衷心，它从不拒绝碧蒂给它的三明治，但喜欢把每块草坪都弄得一团糟。
我们的邻居都是普通人，我小时候还还蛮喜欢这一点，但在这里呆的时间越长，我就越不喜欢这了。
这么多年过去了，希望山大道一点没变，还是那么普通。这里的草坪保养得还是那么好，房子还是端庄，街区的派对照样举行，闲话女王——蒙娜·芙斯的嘴还是照样动不停。她最喜欢传谁谁谁家吵着要离婚了，谁家的孩子是个瘾君子或者有肥胖症之类的小道消息。我溜猪的时候都总听到她讲话，碎碎叨叨着“诶，你们听说了没，本森把他们家孩子肯特送去减肥营啦”这样的话。除了蒙娜，我们社区的人都讲礼貌而且与人为善，老街坊们在这里住了几十年，现在有的要么快退休了，有的要么时日不多，而且有很多房子都被改造成了多单元的公寓，里面的租客平常不和我打交道，我也不认识他们。
我18岁去上大学的时候，从来就没想过自己还会回到这个社区。当时我的成绩只够我上布法罗城附近的一所叫乐普整脊的学院。这个学院不怎么有名气，早先由法国传教士创建，而学校的主要脊椎指压疗法和其它学科也没有得到官方的全面认可。但我还是把引擎弄得整个街道都听得到，牛气哄哄地开着我的福特野马，往梦想的康庄大道奔去。过了四个月的大学生活后，我觉得日子总体还是不错的。只是偶尔会泛起思乡之情，还有我的一名舍友自编自导成立“释放查尔斯·曼森社团”又拥自己为该团主席这样的小插曲。那时的我没有意识到，老妈不敌卵巢癌不久于人世。随着我外婆一通“大卫，快回家”的电话，我的星际探险不得不画上句号了。
那之后，由于我实在没法儿集中精神学习，不得已退了学，搬回老家和碧蒂一起住，跟别人说我只不过想回来照顾她而已。这个理由当时听起来还蛮合情合理，甚至让人肃然起敬。但5年后，比夫和我外婆结了婚搬了进来，这个理由就有点扯蛋而且非常老套了，就像像我小时候住的房间里铺的长绒地毯和用大头针固定在墙上“亲吻乐队”的海报一样。我知道，如果永远住在这里的话，我是不可能真正长大成人的。而且每次撞见碧蒂和比夫嘟着嘴玩亲亲时，我觉得自己无地自容。还好他们俩绝大多数时候都呆在客厅里，坐在规格相配的“懒孩子”沙发上看有线电视的新闻，为媒体的偏见而斗嘴。
“今天我做了件不太光彩的事。”我说。“大卫，咱等等再聊，《因子》[1]就要开始了。”比夫回答道，“欧莱利就要和一个长得像弗兰肯一样的人PK了。”
“我今天在图书馆搜了我自己来着。我以前可没做过这种事。”
“大卫，没什么不好意思的。”碧蒂说，“我也经常’潲’了我自己。换条内裤就得了呗。”
虽然碧蒂的布鲁克林口音大部分都改了过来，但还是有所保留。她的方言很奇怪，“枕头”叫“赠头”，“燃油炉”叫“兰鱼儒”。
“瞧。”碧蒂说着伸出食指和拇指，然两指交叉扭在一起。“我下身已经失控了。想控制都控制不住。你要是动了三次直肠手术也会变成这样子。”她就是这么直率。“不是那个意思。我说的是网络搜索，用’谷歌’搜索引擎，你有听说过吗？”
碧蒂长得像像阿特·约翰逊和斯威夫迪·拉扎尔的爱女。她的小脸上老是戴着一副白内障患者用的面罩式太阳镜，掩盖脸上深深的皱纹和老年斑。她的毛发很多，从她脸颊、耳朵和鼻子上各个角度探出，每次她亲我都能感受的到。她的衣服都是自己做的：一件颜色亮瞎人的罩衫中间打个洞给烫了头发的头用，两边各一个洞给明胶状的手臂用。她的性格就和她衣服的色调一样，热情洋溢，充满活力，但她也可以严厉批评你，而且毫不留情。
“比夫，转到38台看下。”碧蒂说，“那个台正在放有正面躶体的电影。”
“比夫，你听说过谷歌，对吧？”我问道。
“没。”他一边按遥控，一边嘟哝道。“这个破按键老是卡着不动。”
对他们俩来说，苹果这一概念还只停留在水果上。“碧蒂，38台什么都没有。”比夫说。
碧蒂人生中最迷恋的就是电影和明星。这个兴趣在她还是艺校小姑娘的时候就有了。她给当时的潮流风向标克拉拉·鲍设计了一套浴袍让她在动作电影《小羊皮靴》里穿。
“哦，那查查《电视指南》看看今晚有没有放《小羊皮靴》。”碧蒂说。
“我不想再看《小羊皮靴》了。那部电影简直就是蠢到家。”比夫说。
“你才蠢到家！”
不在电视上调台找《小羊皮靴》的时候，碧蒂还喜欢给别人看她的假牙、乳房切除术留下的伤疤还有白内障，而且经常是三样一起秀。动过23次手术的她简直就像生化女将一样，她身上的器官不是被切除了就是被替换掉了，经历过这么多手术还能活下来，她还挺骄傲的。她一生中，有四种不同的癌症找上门来，最后全像做错事的狗，被人狠狠地训了一顿后哀嚎着落荒而逃。她的床头柜上放着的处方足以让拉什·林堡羞愧得脸红，但那些药片在她的眼里全是荣誉勋章；她也从来不因为吃药而羞愧难当，谈起她的患病史也是落落大方。最了不起的是碧蒂还能百分之百地自如行动，而且比我认识的所有人都更懂得享受生活。
每个星期六我都会开车把她送到市场购物中心，她一半的时间会在打折促销的鞋店里，和十几岁的售货员就一双1.99美元的帆布鞋讨价还价；另一半的时间，她会坐在熊猫快餐的用餐区边喝免费咖啡，边观察别人。观察人这种事她可以一声不吭地做上一整天。她还对米尔顿·伯、林赛·罗韩和凯蒂·库里克的头发有至死不渝的兴趣，她自己发展了一套说里吉斯·菲尔宾是爱尔兰黑手党的头的理论。她喜欢去韦格曼超市挑选无糖汽水，无糖布丁和成人纸尿布，货比三家后找到她最满意的。晚上，她会和比夫在一起坐在电视机前做刺绣，或者给我们当地的国会议员斯蒂夫·迪克西写信，因附近一家叫“蛋福”的中非餐馆服务太差而投诉他们。
“都没有人听我说话吗？我今天在谷歌上搜了自己的名字，结果什么都没搜到。没有一家媒体提到我的名字，没有校友新闻，没有文章，任何方面的提名都没有，都没有。谷歌还是全世界全面的搜索引擎，但上面竟没有任何关于我存在的记录。”我说。
“大卫，你有没有试过舒味思的无糖树莓汽水？”碧蒂问道。
“没，你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我问。
“意味着你错过了一种超好喝的汽水。”
“你们俩小声点，我都听不见比尔的说话声了。”比夫说道，“他马上就要挑战亚力克·鲍德温来场掰手腕比赛了。”
“意味着我默默无闻，意味着我的人生完全就是失败的。”我说。
“大卫，这种念头甩掉就行了。”比夫说道，“甩掉。”
“甩掉？比夫，这种东西不是甩得掉的。”
“那就编点丑闻把你自己搞出名。”
“我说的不是关节扭伤这种小事！”
“你是不是想跟我谈谈痛苦？”比夫问。
比夫是名二战老兵，乘战舰去法国时，私处被战友开枪击中。击伤的士兵被认为是“最伟大的一代”，而在这种部位受伤的只有他一个。后来调查判定是枪走火了，但他们解释不清另外一颗卡在他背上的子弹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当事人道了歉，比夫也因失去一颗睾丸而立即被送回美国。
“不是，我不是想跟你谈论痛苦，我只不过……”
“那很好。因为我知道真正的痛苦是什么滋味。你的蛋蛋有被人射掉过一颗吗？”
“比夫，当然没有了。但我在谈更重大的事情。”
“比我的蛋还重大？”
“这和你的蛋没关系。我在谈遗产。你有没有考虑过自己要给后代留下什么？”
“大卫，军队里有种说法：所有人都做出了贡献，其中有些人付出了所有，但很少人付出过蛋蛋。所以那颗睾丸就是我留给子孙后代的东西。我在诺曼底留下了那颗蛋。”
话题又这样被绕回去了。
“碧蒂，你呢？你有没有担心自己能不能做出点成绩来？”
“当然了，我每次起床都这样想。”
“她毁掉了我最后一辆福特皇冠维多利亚的前座。还记得那辆车吗？那是我最好的车。”比夫说。
除了被射掉一颗睾丸之外，比夫人生中最得意的就是他那辆用退休金买的福特皇冠维多利亚，而且他每三年就更新一次车型。没错，那是辆好车，也足够大，但以它的分量，可以称为人生中最大的成就吗？为什么他的梦想这么渺小？幸好我和他没有血缘关系，这也是我唯一聊以自慰的想法了。我知道谈论自己要给后代留下什么是一种任性和自恋的做法，而且还是跟只剩一颗蛋蛋的退伍老兵和一个三明治制作专家谈论，这一点就更为明显了。但我妈说我将来会大有所为，所以在找到答案之前我不能安于现状。
“我才没有糟蹋你那辆车的前座。”碧蒂说道，“你也掺和了，当初真不该把车内装饰弄成米色的。”“全是你一个人的错。我跟你说我了，我根本就控制不了下身。”从比夫第一天收到社会保险金起，他就每天穿着浴袍过日子了，看起来就像《帕特里奇一家》的鲁本·金凯德老了30岁、重了40磅后的样子。按他所说的，有了每个月政府寄来的补贴，加上他的军队退休金，他终于可以对传统社会竖个中指，摆脱各种繁文缛节，也不用穿裤子了。比夫读书得知爱因斯坦在工作前老是穿着同一身衣服，好把没用的想法都清理干净，于是他山寨了这个想法，而后又发展出了自己的一套理论，说所有值得做的事情只需穿着这件毛巾布坦克——也就是那件绿色浴袍，就可以完成了。正是奉着这条道貌岸然的教义，他再也没去教堂做过礼拜，没去参加鸡尾酒派对，不去做义工，也不献血，但他还是会偶尔去趟加油站加油，买彩票、牛肉干还有电池，好装满他在我们家地下室建的防空洞，以备战时需要。
在我认识的所有人当中，只有比夫能在逛家得宝[2]的时候发现6名敌军，而且还经常警告其他顾客“小心那些缠头的”，因此免不了和别人大声争论，而结果往往是从这样的研讨会中驱赶出来。尽管从没坐过飞机，他还是喜欢跟陌生人吹自己已经用万事达信用卡付清了自己葬礼的费用。
从积极的方面来看，他陪伴碧蒂好些年了，对此我很感激。但他在人生指导、确立目标、个人启迪这些方面不能给予我帮助。要寻找此类的援助，我只能求助于碧蒂，因为她是我唯一的精神支柱。她还记得我妈对我的期望，耳边偶尔还能回响起我妈当初坚定地说我会成功的话。
“大卫，到厨房来一下，我有话跟你说。”碧蒂说道。厨房属于碧蒂的私人领地，她在那里可以随心所欲，想抽烟则抽烟，想自己的烦心事而不会被别人打扰。厨房里有张松木餐桌，我们大部分的餐点都在那里解决。她经常坐在桌旁，手里夹着根卡尔顿牌香烟，大声争论着我们的冻玉米粒够不够撑一个礼拜。她穿过连接客厅和厨房的门，汪汪也跟在后面，然后径直走到灶台边，拿着把钝刀，加上一罐吉福牌的花生黄油和一根剥了皮的香蕉，熟练地给我做起了三明治。
“大卫，快过来帮忙。”
我正坐在表面留着树瘤的松木桌旁看《民主和纪事报》的讣告，试着从别人的人生中找到我的人生方向。
“好。是不是要我载你去趟市场？”
“不是，今天不用。”
“那韦格曼斯[3]呢？”
“不是，我现在不想去。”
碧蒂走到冰箱旁边，从里面抽出一罐百威，拉开拉环，把啤酒倒进汪汪喝水用的碗里。
“你在干嘛？”我问道。
“还用说吗？给汪汪喂啤酒喝。”
“你不能给猪喂啤酒。”
“谁缩的？”
“不知道。什么动物保护协会之类的——他们肯定反对。”
“别扯犊子。它很孤独，需要来点啤酒。”碧蒂说着喝完了罐子里最后一点啤酒。
碧蒂回到灶台，做好了给我的三明治，然后随意地把盘子往我面前一放，坐了下来。她从烟盒里抽出了根香烟，点了起来。
“我已经做好死的准备了。”碧蒂说。
我把视线从报纸上移开，看着她。
“什么？”
碧蒂把燃着的香烟摁到橘色陶瓷烟灰缸的锯齿边上。
“癌症又卷土重来了。”她说。
“什么时候？”
“上礼拜去看布拉泽顿医生的时候。”
“他怎么说？你怎么不早跟我说？”我问道。
“现在就在跟你说啊。我右肺上长了个新的瘤子，……其实是好多个。”
这种事情我和碧蒂共同经历过好几次了，得知诊断结果通常是最打击人的环节。
“好吧，那咱们像以前一样，战胜癌症。”
“这次不一样，我不想再抵抗了。”
“为什么？”
“就是不想。医生说滴是我只剩一年时间了，但我不想等那么久了。”
“什么意思？”
“把头靠过来，”碧蒂说着，把我的头弄到更靠近她手的地方。“你头发太长了，我来帮你别起来。”
她说完便从浴袍的口袋里掏出一枚早就准备好了的发卡。
“你不能给随便我别发卡了，我已经是个大人了！”说着，我从她的手掌中挣扎开来。
“我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我以前还给你换过尿布呢，忘了吗？”
碧蒂最后还是把刘海从我脸上别到头顶。
“好了，看起来靓多了。”她说，“我已经考虑过了，我觉得你可以用砒霜。”
“用来干嘛？”
“还能做什么？帮我脱离苦海啊。”
“等等。你想让我杀掉你？杀掉我自己的外婆？”
“别这么大惊小怪的。”
“这种事情怎么也能随便说。”
“大卫，那就是我想要的。”
“我被你吓到了。”我说着摇了摇头，“你没开玩笑吧？”
“没。”
碧蒂伸手去挠脑袋后的脱皮的牛皮癣，眼睛盯着窗外的一只歇在鸟食罐上的红胸知更鸟。我们就这样沉默着。往常外婆像是卡车司机一样坚强，但现在她在我眼中却如此柔弱。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我问道。
“还不错，就是有点累而已。”
“浑身哪里痛吗？”
“没。”
我站起身，踱起步子来。
“那伦理道德上的问题呢？”我问道。
“咋个意思？”
“你知道谋杀和自杀这种事在教会看来是罪过吧？”
“你确定么？我听说已经改规矩了。”
“有些是变了，但我肯定这两个没人动的了。”
“那好吧，我不在乎。我肯定上帝会理解一个老女人想死的欲望。”
“我觉得你得跟比夫谈谈这件事。你知道没有你他会多孤单吗？”
“才不会哩，那个白痴才不会孤独呢。只要有线电视可以看，还有一堆的打泡奶油可以吃，他才不会孤独呢。”
“我不信。那我呢？我再也不会开心了。”
碧蒂没吱声。她不是爱哭鬼，但我倒希望她黑色眼镜后面的眼睛已经热泪盈眶了。
“别傻了。”她说，“你已经不需要我在你身边了，再说了，我想干的事情已经全做完了。”碧蒂说。
有多少人能够在临终之前会承认自己想做的所有事情都已经完成了？我想到了辛那特纳、米克·贾格尔还有甘地，但除此之外肯定没有几个人。我也不想相信碧蒂够得上那种资格。突然，我想到了一个漏洞。
“等等，你确定自己想干的事情都做完了？”
“相当确定。”她说。
“难以置信。总还有件你一直想做又没做的事儿。”我说。
碧蒂放下香烟，摇了摇头。
“得了吧，肯定还有。”
碧蒂在椅子上扭了扭身子，她的肢体语言出卖了她。“好吧，我就告诉你吧，还有件事我还没完成。”
“什么事？”
“我还木有参加过奥斯卡颁奖典礼。”
“好，很好。咱可以从这点着手。我可以帮你搞定。”
“我也还木有喝过星巴克的星冰乐。”
“我可以帮你搞到个那种玩意儿。包我身上。事情有转机了。”
“奥斯卡在1928年才开始办，所以我木有机会看看《小羊皮靴》会不会获奖。我一直想克拉拉·鲍会带我去参加典礼。”
“我敢肯定她会的。”我说。
“她那身衣服真的是帅爆了。”
“我觉得也是。那要是我弄到票了呢？”
“去奥斯卡的票？”
“嗯。我们可以坐飞机去洛杉矶，去巴结名流，然后吃鱼子酱。你觉得怎么样？”
“太蠢了，大卫。你丫知道我怕坐飞机的。”
“那我们开车去。”
“就你的车？没门。”
“开我的车去那没问题。”
“我不信。只剩下两个月了。”
“碧蒂，你就给我次机会。我肯定能办到，就让我试试吧。”
“算了吧，大卫。这件事没那么重要。”
“不重要是什么意思？毕竟是你一直想做的事情，那当然很重要啦。我只求你能给我一次机会，我能搞到票的。”
碧蒂看着我，叹了叹气。或许她看到了我眼神中的坚定，或者只不过太累了不想再跟我斗下去。
“好吧，好吧。但是等这件事请结束后，你要保证会帮我脱离苦海。”
“我可不能保证这种事。”
“你要是不答应，那我就自己动手。”
“别这样说。”
“那就向我保证。”
“好吧，那我保证。”
碧蒂怎么能说去看奥斯卡不重要呢？或者我真该好好了解她迷一样的思想。碧蒂去过最远的地方不超过俄亥俄西部和佛蒙特州东部，她连佛罗里达都没去过，就更别提欧洲或者亚洲了，但是她从来就没抱怨过。我的爷爷----雷德----生前一直说只要你在乔治湖湖畔消过夏，看过青山秋天的翩翩落叶，就已经饱尝人间美景，根本没必要去其他地方了。要是今天有谁的丈夫提出这种说法，肯定会遭到大多数妻子的反对，但碧蒂那一代的女性不仅能接受这样的话，而且还是非理解，也许有可能被误导了，但是这样做她认为是爱丈夫和尊重丈夫的表现。但这绝对不是屈尊迎合；恰恰相反，她们对丈夫有着强烈的牺牲精神，而不是一味索取。碧蒂不需要通过跑马拉松来让人刮目相看，也不需要攀登高岩来填补自尊心的空缺。她一生经历了一战，经济大萧条和二战，在世界上有一席之地，对此也颇感欣慰。她不管别人是否超越自己，自己是否落人之后，不奢求腰缠万贯，名垂青史，也感觉没必要改变世界或实现先人的理想。她对自己的现状和生活感到知足。我达不到这样的境界，只能干妒忌。
可是，我还是不明白她为什么这么想寻死。在希望山公墓附近溜着汪汪时我试图想明白这一点，刚给汪汪喝了那罐啤酒，它走起路来有些摇晃。她又不想生病受罪，谁能怪她呢？再次挑战癌症确实让人心生畏惧，虽然我也想不明白生活的意义何在以及世间的各种关系，但她对生活失去斗志的事，让我有点感伤。或许我只是被她的态度吓到了，那种态度和我从小到大别人向我灌输的都背道而驰。难道我们不应该与衰老和死神作斗争？难道我们不应该珍惜和体会人与人之间的羁绊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大家都在想办法延长自己的生命，而碧蒂却选择了提前退出。就我所知，她的内心如齐柏林飞船一样强大坚固，足以奋战到最后一刻，但她现在却想离开人世。拒绝她的要求这件事上我是不是做错了？按理来说，她心平气和地接受死亡，将死亡视为生命的一部分，带着尊严走过生命的最后几天，我应该从这份从容的心态中得以慰藉，但我只感受到了悲伤与困惑。
注释：
[1]The O'Reilly Factor，《欧莱利因子》的简称，美国福克斯电视台新闻频道一档政治评论节目。
[2]北美三大电器连锁零售之一。
[3]美国连锁食品超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