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年回到天津的第二天，便去拜访了昔日在南开中学读书时的好友刘瑾贤和甘子风。甘子风从南开大学数学系毕业后就留校当了教员，而上学时就酷爱写诗的刘瑾贤则毕业后进了《大公报》做了记者。
中午的时候，瑞年和刘瑾贤、甘子风在日租界旭街[1]上的“保阳馆”聚齐了。
在南开中学读书的时候，瑞年和甘子风、刘瑾贤号称班上的“三少”，这倒不是因为三个人的出身家世，实际上出身职员家庭的甘子风和出身小商人之家的刘瑾贤在家世上无论如何都不能和瑞年相提并论。他们之所被同学们称为“三少”，实际上是因为三个人的脾气禀性都体现出不盲从，不因循，无私无畏，凛然正气，平素里多少有点特立独行，不同凡响。“三少”虽然免不了自视甚高，目空一切，但他们之间却是惺惺相惜，友情深重。在陆士的时候，瑞年曾经经常把甘子风和刘瑾贤与近藤敏夫、李海潮等一班同学相比较，他发现自己和近藤等人的友谊之所以没有像“三少”之间那么深厚和近密，除去国别和民族上的差异，更重要的是那种气质上的距离。尽管日本军人，尤其是那些陆士的所谓日本军中精英，从某种角度来说也堪称优秀，但除去他们身上那些一个模子里雕刻出来的标准的军人姿态和过硬的军事素质之外，几乎毫无个性可言，更没有作为一个人的独立的思想和人格。他们算得上是杰出的军人，却永远也成不了一个伟大的人。
“怎么样，这次回来是打算参战的吧？”
屁股还没坐稳，甘子风就高声大嗓地追问起瑞年此次回国的目的来。
“你这家伙，课没讲几天，这中气倒是练得十足了！”
刘瑾贤有些揶揄地白了甘子风一眼，众人全都笑了。
“瑾贤，你小子该不是这日租界呆长了，也变得胆小如鼠了吧？是不是怕我这个抗日分子给你惹麻烦啊？”
甘子风不甘示弱，也顾不上瑞年的回答，径自向刘瑾贤开了火。
“呸！去他妈的日租界吧！”刘瑾贤当然知道甘子风是在和自己开玩笑，笑着反击道，“谁不知道我们《大公报》是爱国的报纸，别忘了，天津最早报道‘卢沟桥事变’的可是我们！”
甘子风撇撇嘴，有些不服气的样子。
“得啦，我知道，接下来你小子肯定又要吹嘘自己随军上前线采访的英勇事迹了！”
“那是！”
刘瑾贤却并不买甘子风的账，立刻顺势转向瑞年，滔滔不绝地开始讲起来了几天前他亲身经历的宛平战况来。
刘瑾贤在“七七事变”的第二天就作为战地记者深入宛平国军阵地采访，并且在《大公报》上发表了数篇战地见闻和战况报导，一时间成为天津新闻界的焦点人物。看着刘瑾贤满脸兴奋地讲述着自己的战场经见，瑞年的心里忽然间很是失落，想不到自己一个受了四年军事教育，经历过军旅生涯的人，竟然被刘瑾贤这样一个纯粹的文人抢了先，而自己却连真正的战场也没有上过，更不用说是杀敌建功了。瑞年哪里知道，他的这位昔日的同学还有着一重特殊的身份，那就是国民党复兴社特务处驻天津行动组的组长，他以战地记者的身份上前线，实际上还肩负着另外一重使命呢。
“说来真令人惭愧！”
午餐过后，甘子风和刘瑾贤陪着瑞年沿着海河左岸漫步，望着河对岸戒备森严的日租界，瑞年忽然感慨起来。
刘瑾贤看看瑞年，满眼的理解。
“瑞年，要我看，这中日之战不过是刚刚开始，别看现在双方签署了停火协议，可是我敢肯定，战火随时可能再度爆发，你又何愁没有上阵杀敌的机会呢！”
瑞年看看刘瑾贤，从他眼里读出了忧虑和不屈，心头豪气顿生。
“等着瞧吧，我于瑞年如果不能沙场建功，抗敌御侮，就枉为一个中国人！”
刘瑾贤不住地点头，甘子风却忽然阴沉了脸。
“可惜呀，我们这些人空有报国之志，却不一定找得到报国之门哪！”
瑞年和刘瑾贤的目光都转向了甘子风。
“子风，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瑞年的印象中甘子风从来都是一个率真无比，性格豪放之人，却没想到此时此刻会发出这般令人泄气的感喟。
“你们知道吗，今天早晨，我们南开大学的学生准备将募集来的物资和捐款送往宛平，却接到了冀察政务委员会的通知，说宋哲元[2]明确指示，自即日起，谢绝社会各界对前线国军的一切捐赠，难道这还不是报国无门？！”
甘子风的这番话，让瑞年的心头泛起一片寒意。
和两位同学分手后，瑞年回到家，把管家祁玉邡叫到自己房间里，向他了解国军目前在天津驻防的情况。祁玉邡是天津人，其兄祁玉郊早年投效了西北军，追随冯玉祥。溥仪出宫的时候，据说是他亲自带兵把“圣驾”赶出了午门的。自打那以后，对鄂泰贝勒忠心耿耿的祁玉邡便和已经做了西北军营长的哥哥断了来往。几个月以前，鄂泰仙逝的时候，祁玉郊忽然过府吊唁，祁玉邡和瑞年才知道，他现在已经是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三十八师的一个副旅长，就驻防在距天津不远的马厂镇。今天从刘瑾贤和甘子风那里听到的消息让瑞年感到泄气和郁闷，他是怀着一腔激情回国参战的，想不到竟然被兜头泼了一盆冷水。瑞年多么希望刘瑾贤和甘子风所说的一切不过都是一场讹传和误会，多么希望自己能够有机会上阵杀敌，报国仇家恨，而现在他的当务之急就是尽量客观全面地了解中日双方军事上的动向，了解国军究竟有多大的抗战动作和怎样的抗战决心。
“小贝勒爷，打仗的事我可是一点也不摸门，可我知道，这天津也不太平啊！”管家尚未开口已经是一脸的忧虑了，“这几天，好些人都往租界里搬呢，咱这英租界里的房子都让人给抢光了，听说有些大户人家的马棚车库都让人租了去，法租界和意大利租界那边的情形也差不多。”
瑞年知道，一直以来，天津的租界便是很多天津人避难躲祸的去处。租界里长期固定的居民大多是一些吃洋饭的中国人或是像他父亲鄂泰那样的前清遗老遗少，而一旦战乱匪患兴起，一些不住在租界的天津市民，尤其是家境比较殷实的商人和富户便会纷纷涌向租界，在西方列强建在中国土地上的国中之国里寻求庇护。事实上，自清末以来，大约除去义和团运动，历次的战祸也确实都没有波及过租界地区，无论是军阀，还是土匪，大约是见了洋人总归有那么点气短腰软，因此租界便成了通常情况下最安全的地方了，瑞年不知道这该是那些避难者的幸运呢，还是不幸。就管家所言的情形来看，天津的形势已经岌岌可危，联想到中午刘瑾贤给他讲述的华北和平津的态势，瑞年几乎可以肯定，战火很快就会烧到海河岸边，烧到他生活了将近十年的这座城市中来。
“那么你知道不知道国军和日军目前的动向？有没有听令兄说过什么？”
瑞年期待地望着管家。日本陆士四年的学习经历让他对日军通常的战略战术还是有比较深刻的了解的。他知道，日军如果真的是要发动一场大规模的对华战争的话，绝不会仅仅在宛平城挑衅一下，进行几场局部的战斗就完了，日军历来有这样的传统，善于把局部战斗引向纵深，将战斗转化为战役，将战役发展为战争的传统。这一点无论是在陆士的战术学还是战史学课上，还是从近代日本陆军的作战实例上都可以找到无数的先例。如果是这样，那么日军接下来应该还会有一系列的军事动作。
可惜，对于一个管家来说，这样的学问似乎高深了一点。他不会也不可能去留意搜集这方面的情报，加之多年的嫌隙，尽管兄弟俩借了鄂泰贝勒的丧事算是表面上言归于好了，可忠实于主人的祁玉邡还是对他那个当年从宫里赶走了宣统爷的哥哥难以彻底释怀，兄弟俩自老贝勒去世后便也再无联系了，因此对瑞年的询问也自然无从回答。瑞年想想自己也未免有些强人所难，便也不再问下去了，原本试图通过管家祁玉邡为他引荐军界的话则压根就没说出口来。
管家起身告辞出来，心里却有些嘀咕了，不知道这位小贝勒爷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如果说他关心时局，担心天津卷进战事尚且可以理解的话，那么好端端地打听日军和国军的部署又是为什么呢？就算是瑞年是军科出身，可毕竟是一介平民，这等军国大事，压根跟他沾不上边，莫非这位小贝勒真的如福晋所担心的那样，急匆匆地从日本赶回天津，就是为了这中日之间的一战？管家越想越紧张，越想越害怕，只觉得上对不起尸骨未寒的老贝勒鄂泰，下对不起舐犊情深的福晋舒穆禄氏，这么想着，便慌慌张张地奔了上房而来。
福晋舒穆禄氏此刻正在上房和二福晋、三福晋、四福晋几个人闲聊，婉如和自己的丫环走进来招呼母亲三福晋和其他三位福晋喝她们端来的冰镇酸梅汤。
“这是我亲手冰的，酸甜，冰凉，可好喝了。”
婉如表功似的先把一碗酸梅汤端到了福晋舒穆禄氏手上。大户人家庶出的子女通常从小就学会了察言观色，也更懂得去迎逢那些家族里最有权威和势力的人。婉如虽说算不得乖巧精灵，但还是在母亲三福晋的影响和教导下，对福晋舒穆禄氏格外尊重和奉承。尽管福晋舒穆禄氏绝非那种恃强凌弱、飞扬跋扈的女人，但人总归是喜欢听甜言蜜语，看笑脸媚态，因此，讨人喜欢的婉如在福晋舒穆禄氏眼里虽说算不上亲如己出，却也亲近得很。再说了，毕竟老贝勒只留下瑞年和婉如这两个孩子，婉如又懂事讨巧，福晋舒穆禄氏自然也对婉如加了一份格外的关照。
此刻，福晋舒穆禄氏接了婉如捧上来的酸梅汤，眼里满是笑意，拉了婉如坐在自己身边，一脸的慈爱，连声对三福晋夸赞她教女有方，婉如伶俐可人。三福晋心里自然受用，二福晋和四福晋也跟着随声附和，几个女人倒也其乐融融。
“婉如，你没给你哥哥送一碗酸梅汤去？”
三福晋永远不忘记任何一个博取福晋舒穆禄氏欢心的机会，尤其是老贝勒鄂泰去世之后，她更知道在这个家里如果没有了福晋舒穆禄氏母子做靠山，她和女儿的好日子便随时可能到头了。
婉如应了一声，正要起身，管家却已经慌慌张张地奔进门来。
管家走后，瑞年找出一份华北地图研究了半天，在心里按照自己在陆士所学的战略战术设计着中日双方的战争发展态势，越琢磨心里越沉重，恍惚之间下意识地摸出了那支南部十四年式手枪握在手中，愣瞌瞌地发呆。
婉如是何时进来的，瑞年一点都没有察觉，及至被妹妹的一声惊叫吓了一跳，这才发现站在窗前的婉如正满眼惊惧地盯着自己手里的枪。
“哥，你怎么拿着枪？”
婉如也算是将门之女，虽然自幼温文贤淑，恪守着老贝勒鄂泰那一套森严的礼法家规，但对于枪械一类却并不陌生。鄂泰府上长长短短的枪支也有不少，老贝勒尚武，虽说在他眼里洋枪永远不如老祖宗传承下来刀矛剑戟之类的来得亲切，但毕竟时代不同了，鄂泰也曾经亲眼目睹过西洋火器的威力，因此，在固守拳术、跤术，舞刀弄剑之余，鄂泰也不时地会摆弄一下那些舶来的洋枪。瑞年和婉如兄妹便在很小的时候就跟着父亲学会了使用枪械，现在婉如的闺房中还挂着一支当年父亲送给她的精致的西洋火药枪，据说那还是光绪爷赏赐给鄂泰的呢。可是今天不同了，刚刚从福晋舒穆禄氏房里出来的婉如，原本听到管家说起对瑞年此次回国目的的怀疑，又冷不丁看到哥哥手里握着的那只瓦蓝瓦蓝的手枪，自然是大吃一惊。
“哥，你真的要去参军？”
婉如说着紧紧抓住了瑞年的一只手，眼里闪出一片恐惧。
“你是不会理解哥哥内心里那种被压抑了太久太久，被桎梏了太多太多的仇恨的。”瑞年神情凝重地对她这样说，“五年多啊，哥哥一个人在日本，就像被关在监狱中的囚徒，那是一种精神上的禁锢和折磨，远比你能想象的痛苦得更多，唯一支持着我，让我忍耐了五年的时间，坚持下去的信念，就是有朝一日我能在战场上打败那些永远不可一世，永远蔑视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的日本人，让他们把欠了我们家，欠了全中国的血债加倍地偿还，让他们也尝尝他们自己的士官学校造就出来的子弹和战刀的残酷！”
瑞年静静地拿过枕边的手枪，抚摸着，他的神情让婉如忽然觉得那么陌生，那么遥远。
福晋舒穆禄氏辗转反侧，几乎整夜都没睡着，一合上眼就看到儿子瑞年浑身血淋淋地站在自己面前，脸上狰狞出一片痛苦，嘴里呢喃地呼唤着“额娘”，舒穆禄氏吓得不敢闭上眼，一个劲地在心里默诵《大悲咒》。
天刚蒙蒙亮，福晋舒穆禄氏就起了身，匆匆地洗漱之后，连早起例行的燕窝粥也没顾得上喝，就直奔瑞年的房里来了。
“瑞年，额娘又何尝不想替你阿玛报仇雪恨呢，额娘心里的恨不比你少啊！”当瑞年把昨天对婉如所说的话重复给福晋舒穆禄氏后，她泪光盈盈地握了儿子的手，“你阿玛临死的时候说过，他这辈子做了两件错事，一是鬼迷心窍地相信日本人是为了帮咱们满洲人复国，帮宣统爷重登大宝；二就是把你送到日本去念书，让你一个人孤苦伶仃地在东洋鬼子的地界上受折磨被欺负……”
瑞年感觉到母亲握着自己的手在微微地颤抖，掌心冰冷冷的一片。
福晋舒穆禄氏虽说是一个女流之辈，但也是出身世家，嫁给鄂泰以后更是耳濡目染地懂得了一些军国大事。对于儿子的抗日报国之心，她也像当年对于抱着忠君复国信念的丈夫一样，理解，但并不热衷。在她看来，那都是男人们的事情，自己一个女流之辈只要做好相夫教子，持家守业的分内之事就可以了。倘若儿子像当年的丈夫那样，仅仅是义愤填膺地会聚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僚、亲友，关起门来大骂一通共和，大骂一通卖主求荣的袁世凯，顶多了不去买那些民国新贵们的账，落一个不识抬举的名声，那也就罢了，毕竟总不至于为此惹上杀身之祸，官可以不做，俸禄可以不拿，但赔上身家性命却是万万不能的。可现在不同了，儿子已经舞刀弄枪跃跃欲试地要上战场了。满洲人尚武的精神，加上他在日本军校的经历，福晋舒穆禄氏知道，儿子恐怕绝难再像当年的丈夫那样一辈子太太平平地还落得个忠君保国的好名声。想到丈夫，福晋舒穆禄氏又忽然心里矛盾起来，一辈子太太平平的丈夫却终于没有落得个善始善终，最终还是死在了日本人的阴谋和毒药之下。这样一想，福晋舒穆禄氏又开始对自己执意阻止儿子的抗日决心生出许多惭愧来。杀父之仇不报，的确是枉为人子，这是从古至今，不论满汉和任何一个民族都尊崇的铁律。站在这个角度上，她不仅没有理由劝阻儿子，反而应该鼓励瑞年才是。唉，福晋舒穆禄氏在心底长叹一声，一时间自己也乱了方寸，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了。
瑞年并不是一个铁石心肠的人。虽说出身将门，又有四年多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学习、生活经历，让他耳濡目染间在思维和意识上不免沾染了武士道的某些精神，但他原本纯善的天性，以及自幼所受的传统儒家礼教的熏陶，加之现代教育的文明影响，还是让他那具似乎生就的军人、武士的躯体之下，隐藏着一颗时时会彰显出温情和善良本色的心。昨晚妹妹婉如和今早母亲舒穆禄氏的忧虑和劝告还是让瑞年心里充满了伤感和阴郁，毕竟他现在是这个家里唯一的男丁，是刚刚经历过丧夫之痛的母亲，经历过丧父之痛的妹妹心目中唯一可以倚靠的亲人，如果他就这么抛家舍业地跨出门去，奔赴战场，或许真的会有那么一天，尼玛哈贝勒府会再次悬起挽幛，会再次传来哭声。瑞年不怕死，虽然此时他还不是一个真正的军人，但他却永远是一个武士。一个真正的武士是不该也不会惧怕战场和死亡的，但他却不一定能抗拒亲情。
整整一天，瑞年都没有走出贝勒府的大门，下午在房里读过当天的报纸，又对着地图研究了一会中日两军的态势，然后他就一直陪在母亲舒穆禄氏身边。静静地，母子俩谁都很少讲话，谁都不愿也不敢去注视对方的眼睛，就这么默默地坐着，彼此却都感受到对方的那一片挚爱。五年多了，瑞年是第一次有机会，有时间这样陪伴在母亲身边，他知道，这样的日子从今往后恐怕不会太多了。
注释：
[1]旭街——今天津和平路，旧称“旭街”，是旧时天津日租界内著名的一条商业街。
[2]宋哲元——（1885～1940），字明轩，山东乐陵县赵洪都村（今属乐陵市）人。1935年任平津卫戍司令、河北省政府主席兼冀察绥靖公署主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迫于压力，宋哲元一度奉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抑制华北民众的抗日运动。“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宋哲元发誓：“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激励所部，奋勇杀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