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有身处卑微的人，最有机缘看到世态人情的真相。一个人不想攀高就不怕下跌，也不用倾轧排挤，可以保其天真，成其自然，潜心一志完成自己能做的事。
【1】有父如此
人生素来受纷纷扰扰裹挟前行，从最初的一点向外延展，横向无限，纵向却有限。人们渴求生命抵达极致的长度，往往忽视了它的广度、深度和高度。我们敬畏伟人，崇拜英雄，自是因为他们活出了平凡人没有的姿态。
如同杨绛，血肉之躯却有着超乎凡尘的洒脱，简单却不随意，成熟却不世故。百余年的生命历程中，未曾有片刻轻浮狂躁，她这一生，才真正称得上是岁月静好。
杨绛的祖辈择无锡终老，世代在此繁衍生息。无锡乃江南名城，自古便是富庶文明之地，风景秀丽，如诗如画。她在这里出生，有着江南女子的温婉可人，安静从容中又不失灵动。
想要追寻她的人生轨迹，不妨从生命最初开始，跟随她的脚步，走一遍她走过的路，看一遍她曾看过的风景——或许“女神”这个称号，唯有她当之无愧。
杨绛生于知识分子家庭，她自己称作“寒素人家”，父母皆是饱读诗书之人。父亲名叫杨荫杭，字补塘，又名虎头，笔名老圃，以律师为业，在当地颇有名望。作为清末民初的知识分子，他始终在为国家寻求富强和近代化的良方而努力，他不畏强权的包公形象，更是令人肃然起敬。
1895年，他考入北洋大学堂，当时也称为天津中西学堂，是北洋大学、天津大学的前身。他刻苦勤勉，从不落于人后，却未能顺利毕业，直接被学校除名，只得转入南洋公学。说来奇怪，但了解前因后，只剩下敬佩。
当时，激动的部分学生为了伙食大闹学潮，掌有大权的洋人赶紧出来镇压，为防事态扩大，说闹风潮的一律开除，一个带头的广东学生就这样被开除了。洋人说，谁跟着闹风潮也一起开除。剩下的人全都安静下来，不发一言。
杨荫杭其实并未参与，但他眼见参与者因畏惧而缩着脑袋，一时气恼，便挺身而出，大声说道：“还有我！”
结果可想而知，原本不关他的事，却同那个广东同学一样被开除了，整件事就这样收尾了。结局虽说对他不利，但刚正不阿的性格却一览无余，有父如此，杨绛的率直坦荡便可知根在何处。
上海南洋公学，由巨贾盛宣怀创办，同样是公费学校。转入南洋公学两年后，学校选拔六名优秀学子赴日留学，杨荫杭亦位列其中。初到日本，亟待解决语言障碍，他们先在日本文部省特设的日华学校补习语言，随后杨荫杭进入早稻田大学（当时称东京专门学校）学习。
1900年春，杨荫杭同其他留日学生一道组建励志会，并于下半年与杨廷栋、雷奋等一起创办了《译书汇编》，译载欧美政法方面的名著，如法国学者孟德斯鸠的《万法精义》和卢梭的《民约论》以及英国学者穆勒的《自由原论》等书。这是当时留日学生自办的一份杂志，以清丽流畅的译笔传播进步思想与言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1901年夏，正值暑假期间，杨荫杭借回乡探亲的机会，在家乡无锡聚集志同道合的同志，创办励志学会，借讲授新知识之机，宣传排满革命。励志学会堪称当时江苏省的革命小团体，新思想、新理念由此慢慢传播开来。1902年，杨荫杭从日本早稻田大学本科毕业，回国后，与雷奋、杨廷栋一同被派往北京译书馆从事编译工作。1903年，因经费不足，译书馆停办，杨荫杭返回家乡，和留日学生蔡文森、顾树屏在无锡又创办了“理化研究会”，提倡研究理化并学习英语。
杨荫杭的种种行为，皆非一般书生文人所能及，他有思想，有魄力，凡事敢于尝试。回乡之后，他意气风发，工作忙碌繁重，却似乎不知疲倦，不但要打理理化研究会的大小事务，还担任上海《时事新报》《苏报》《大陆月刊》的编辑及撰稿人，并执教于中国公学、澄衷学校、务本女校等校。身兼数职，一人分饰多重角色，他精力充沛，对每一项工作倾尽心血。
封建势力尚未垮台，杨荫杭所付出的每一分努力，都是为了促成反清革命的胜利。站在保守派的对立面，况且保守派握有实权，怎会任由他拆台？于是清廷全力对他实施追捕。
杨绛对当时的情景记忆犹新，据她回忆：“听说他暑假回无锡，在俟实中学公开鼓吹革命，又拒绝对祠堂里的祖先叩头，同族某某等曾要驱逐他出族。我记得父亲笑着讲无锡乡绅——驻意大利钦差许珏曾愤然说：‘此人（指我父亲）该枪毙。’反正他的‘革命邪说’招致清廷通缉，于是他筹借了一笔款子（一半由我外祖父借助），一九〇六年初再度出国留学。”
闹革命是需要本钱的，最重要的就是得好好活着，杨荫杭选择留学以保存实力。他再次来到日本早稻田大学研究科，于1907年7月顺利获得法学学士学位，毕业后即奔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
对于父亲的学位和论文，杨绛从未听他说起过一言半语，直到偶然间她发现了父亲在宾夕法尼亚大学1909年至1910年的注册证，这才知晓父亲的这段往事。后来，丈夫钱锺书告诉她，父亲的硕士论文收于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丛书第一辑，题目是《日本商法》（commercial Code of Japan）。
对于父亲有几份印好的论文，杨绛倒是有些印象，父亲归国途中曾前往欧洲其他各国游历，论文便是那时带回来的。她好奇丈夫怎会这般清楚，钱锺书答道：“我看见的——爸爸书房里的书橱最高层，一本红皮书。我还问过爸爸，他说是他的硕士论文——现在当然找不到了。”
得知此事后，杨绛自然不会错过拜读父亲文章的机会，她特意给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朋友李又安教授写信，拜托她帮忙找一下父亲的论文。不久后，李又安教授回信，肯定了论文的存在，并表示，此文在法学图书馆，并不难找。她复制了书的封面几页以及一篇卢易士教授写的序文一并寄给杨绛。
杨荫杭的《日本商法》全书共319页，于1911年出版问世，这一年他早已离校。这本书大概内容是“把日本商法和它所依据的德国商法以及它所采用的欧洲大陆系统的商法作比较，指出特殊的地方是为了适合日本的国情，由比较中阐明一般商法的精神”。
卢易士正是当时的法学院院长，由他执笔的序文中，对这本书称赞有加。他写道：“（他的英文）虽然完全正确，却有好些别致的说法；而细读之下，可以看出作者能用最简洁的文字，把日本商法的原意，确切地表达出来。”虽并非激励赞扬之词，杨绛读罢颇却感亲切，或许父亲将某些中国元素注入其中了吧，才会如此与众不同。
父亲曾向杨绛谈过“革命派”和“立宪派”的利弊得失。对于当时的高中生杨绛，“革命派”也好，“立宪派”也罢，皆是晦涩难懂的词语，那似乎是大人的世界，不是她一个高中生所能领悟的。
尽管父亲一词一句讲得十分仔细，杨绛听完仍是一头雾水，随即也就忘了，唯一留下印象的便是二者之间，父亲对“立宪派”更为支持，他认为“改朝换代，换汤不换药”，与其彻底革命，倒不如温和改良来得有效果。
最终，父亲的立宪梦也没能如愿。
对于腐败之风盛行，杨绛的父亲在文章《说俭》中疾呼：“奢靡是君主政体、贵族政体的精神追求。而共和之精神，则力求俭朴，‘孟德斯鸠论共和国民之道德，三致意于俭，非故作老生常谈也’，决不能‘生活程度高而人格卑’！社会风气奢靡，会直接加剧贪污腐败、以权谋私的歪风邪气！”如今读来，他大义凛然之姿犹在眼前。
当众人还停留在如何才能养家糊口，如何才能延续香火的层面时，杨绛的父亲已经开始思索国家民族的新出路。有如此先进开明的父亲，杨绛的一生注定不是凡夫俗子的模式。
【2】缱绻幸福
不幸的家庭各有其不幸，但美满的家庭却大多雷同。
我生自普通家庭，父母并未有卓越的学识，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默默耕耘，也同众多父母一样，常把“别人家的孩子如何优秀”挂在嘴边。他们有着中国式父母惯有的优缺点，大抵是千年传承，我的父亲母亲也并不能免俗。
只是，在平凡的父亲与母亲那里，得到的爱却足以撑得起“伟大”两个字。如若说，父母给予我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我反复思量，大概是温柔待世的心。
幼年时，年轻的父亲与母亲总是吵架，你一言我一语，互不相让，但君子动口不动手，而且绝不谩骂对方。
当我愈发靠近成熟的年纪时，他们似乎也在成长，不再经常为了鸡毛蒜皮的事争个面红耳赤。大事商量，小事包容，这是他们俩的原则。
在他们那个年代，旧式的包办婚姻早已销声匿迹，流行自由恋爱，但依旧以介绍为主。我的父母则是彻头彻尾的自由恋爱，浓情蜜意不逊色于如今的年轻人，到如今我已到谈婚论嫁的年纪，作为老夫老妻的他们，除了亲情，仍旧留有爱情。他们的美满，极大影响着我情感世界的构建，可以说，我在和和美美的氛围中长大，享有丰沛的爱，所以懂得如何去爱人。
当我了解过杨绛的家庭背景后，她父母的相处模式，与我的父母如此相似，满满的都是爱，脉脉温情分外亲切。
杨绛的母亲名叫唐须荌，无锡人，与丈夫杨荫杭同年。她有着南方女子的妩媚多姿，性格温婉，讲起话来柔声细语，做事不急不缓，叫人非常安心。她曾就读于务本女中，这是上海著名的女子中学，正是在这里，与杨绛的三姑母杨荫榆以及章太炎的太太汤国梨结识。
1898年，唐须荌与杨荫杭完婚，为人妻后，她便不愿再抛头露面，全身心投入到家庭中，一心一意相夫教子，操持家务，愉快地做着贤妻良母。今生今世，能于茫茫人海中寻得一人，甘为他洗手做羹汤，也是莫大的福分。
闲暇之时，她会捧起一本书，细细读着，她对《缀白裘》情有独钟，她的情绪会随着书中的情节而起伏，或悲或喜，或哭或笑。此外，《石头记》《聊斋志异》等经典小说，也是她的心头好，加上时兴的新体小说，她的阅读范围很广，并不会拘泥于一处。
让杨绛印象深刻的是，有一次母亲读过绿漪女士写的《绿天》后，对她说：“这个人也学着苏梅的调儿。”
实际上，作者当时用的是笔名，母亲却能透过文字读出其中的韵味，着实令人佩服。
空闲的时间有限，母亲总有忙不完的家务，但还是会尽量腾出时间，陪孩子们玩耍一阵。她会教孩子们轻快的歌谣，细声慢语，即便几十载光阴过后，仍停留在杨绛的记忆深处，每每哼起熟悉的旋律，心头都会涌出暖意。
杨绛曾说：“我们姐妹个个都对自己的丈夫很好，但我们都不如母亲对父亲那样细致耐心。”母亲有每晚记账的习惯，但时常会遗忘一些支出，苦思冥想之际，父亲便会夺过笔，直接写上“糊涂账”，让她少费些心思。虽会有记不起来的情况发生，但母亲每月都会按时给无锡大家庭寄去家用，从未遗漏。
在杨绛的记忆中，父母宛如老朋友一般，从未有拌嘴吵架的时候，在她想来，旧式夫妇不吵架的也常有，那是因为夫妻间的共同语言不多，女方将委屈落寞埋在心里，所以才换来风平浪静。
她的父母却与此不同，不吵架不代表母亲一味忍让。
父母结婚时，父亲还在读书，从他们的谈话中，往往能够捕捉到父亲学生时代的旧事。有意思的是，他们鲜有提名道姓的时候，往往是使用诨名，而且常引用当时的趣事做典故。夫妻俩聊得不亦乐乎，孩子们听得热闹，却不准发问，父母常说“大人说话呢，老小（无锡土话，指小孩子），别插嘴”，他们只好乖乖在一旁，默默听着。
虽说是童年旧事，却在杨绛心中留下了深深浅浅的印记，她回忆道：“他们谈的话真多：过去的，当前的，有关自己的，有关亲戚朋友的，可笑的，可恨的，可气的……他们有时嘲笑，有时感慨，有时自我检讨，有时总结经验。两人一生中长河一般的对话，听来好像阅读拉布吕耶尔的《人性与世态》。他们的话时断时续，我当时听了也不甚经心。我的领会，是由多年不经心的一知半解积累而得。我父亲辞官后做了律师。他把每一件受理的案子都详细向我母亲叙述：为什么事，牵涉什么人等等。他们俩一起分析，一起议论。那些案件，都可补充《人性与世态》作为生动的例证。”
父与母是天与地，在当时的大背景下，他们习惯于“专制”教育。父亲与母亲的地位并不对等，男人永远是发号施令的那一个，女人则言听计从，但凡吵架经常是母亲处于下风，如此家庭氛围远不及杨绛家和谐美满，也不及她的父母开明大度。良好的家庭环境，让杨绛受益无穷，对她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
1911年7月17日，杨绛出生于北京，原名杨季康，阿季是家人对她的昵称，为人们所熟知的杨绛，实则她的笔名，也是如今广为人知的名字。
家里的院子是租来的，却充满欢声笑语，皆是稳稳的幸福。杨家有八个孩子，杨绛排行老四，上有三个姐姐，下有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父母皆是有学识涵养的人，教育方式自然与众不同，他们不会刻意限制孩子们的发展，而是随其个性，稍加引导。
叶圣陶曾说：“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此言不假，也绝无半点夸大，从杨绛与钱锺书的婚姻中，足见杨绛继承了母亲的贤良淑德。
作为父亲从美国留学归来后的第一个孩子，杨绛从父亲那里得到了比其他兄弟姐妹更多的爱。父亲喜欢吃冰激凌，在杨绛出生那年，买回一个可以自制冰激凌的桶，杨绛出生那天，父亲便做了一桶，往她小嘴唇上稍微点了一点，她爱吃极了，小嘴都冻紫了，还不停地吧嗒吧嗒品尝着。
杨绛刚从娘胎出来时，小小一团，父亲便用两只手并在一起，小心翼翼地把她抱起来。长大后，她也是姐妹中身材最矮小的一个，父亲常笑称她：“猫以矮脚短身者为良。”矮小又如何，比不上姐姐们高挑，却有父亲的偏爱。或许有失必有得吧，人生岂会那样圆满？
父亲与母亲是成长过程中的守护者，是心灵世界不可缺失的两部分，杨绛生于如此美满的家庭，不知修了几生几世的福分。
【3】趣事二三
岁月在我们身上留下痕迹，或是成长，或是衰老，无可抗拒，也无可逃避。与其说被动接受，不如说是在享受这个过程。有趣的是，当我们分别在而立之年和耳顺之年回望过去时，感慨有诸多不同，甚至会有天壤之别。然而，不论是而立还是耳顺，忆及童年，以不同视角去审视它时，内心所涌动的情感却格外一致。
年纪小，懂得少，还未经历世道艰辛，所以无忧无虑，天真无邪。记忆会随时间流逝而消退，童年的点点滴滴，大多早就模糊不清了，只剩下零碎的片段，加上从父母亲朋口中得到的些许线索，拼凑成一幅并不完整的童年画卷。
我十分好奇，杨绛先生以百岁之心，跨越近一个世纪的时间空间遥望童年时，是怎样的心情。
她的童年，正处在旧中国历经百年巨变时期，仁人志士于混沌之中寻求救国革新之道，辛亥革命正在酝酿之中，波澜壮阔隐于平静之下。父亲杨荫杭便是求变的其中一人，他积极投身革命活动，但凡有益于国家进步，他当仁不让。
杨绛出生不久后，迎来了辛亥革命，延续几千年的封建王朝就此崩塌，奴役了百姓几千年的专制统治就此瓦解，中国人身上的枷锁终于被打开了。历史的车轮，从旧王朝身上碾压过去，为民主与科学的救国理念铺平了道路，进步知识分子以此为契机，迎难而上，探索民族的解放与发展。
由封建社会步入民国，中国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时，杨荫杭就任江苏省高等审判厅厅长，因为有明文规定，本省人士必须回避本省官职，杨荫杭便被调任浙江省高等审判厅厅长。他为人刚正不阿，坚持司法独立，因此得罪了省长屈映光。屈映光怀恨在心，趁着晋见袁世凯时，告了他一状，说他“顽固不灵，难与共事”。
幸亏袁世凯的机要秘书张一麟与杨荫杭曾是同窗好友，在一旁美言几句，才化解了危机。袁世凯亲笔批示“此是好人”，将杨荫杭调到北京任职。这样，杨荫杭带着妻女迁往北京，开始了在这里的生活。因为父亲的工作时常变动，大姐与二姐留在上海读书，三姐则在无锡老家，姐妹之中唯有杨绛跟随父母生活。
初到北京时，杨绛只有四岁，对她而言，北京陌生又有趣。
全家人住在北京东城，房东是满族人，这是杨绛第一次见到满族人，她用好奇的目光打量着这些与众不同的朋友。她们身着旗袍，梳着“板板头”，穿着“花盆底”鞋，着实让小杨绛大开眼界，尤其是她们走起路来摇曳多姿，让她充满了向往。父亲发现了杨绛的好奇，便问她：“你长大了要不要穿这种高底鞋？”她没有立即回答，而是认真思考了一番后，才大声答道：“要！”
年纪尚幼，自然可以每日疯跑玩耍，到五岁时，杨绛开始进入学堂，从此，生活中又多了一项内容——认字读书。
杨绛的启蒙学堂是北京女高师附小，她的三姑母杨荫榆在这所学校任职。父亲杨荫杭兄弟姊妹共六人，大姑母年龄最长，出嫁后不久便因患肺病不幸去世。大伯父在武备学校学习时，一次试炮失事，也就此殒命。三叔与大姑母同样因肺病去世，而二姑母杨荫枌、三姑母杨荫榆比父亲年纪小，出嫁之前便在哥哥家久住下来，所以彼此关系最亲近。
三姑母曾远赴日本、美国留学，先后出任北京女高师“学监”和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杨绛与三姑母经历了由亲密到疏远的过程，曾无话不谈，却在随后的某一日开始，变得不再似从前。
在《回忆我的姑母》中，杨绛记录下一件与三姑母有关的趣事，如今想来，仍留有余温。她回忆道：“我还是她所喜欢的孩子呢。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小学生正在饭堂吃饭，她带了几位来宾进饭堂参观。顿时全饭堂肃然，大家都专心吃饭。我背门而坐，饭碗前面掉了好些米粒儿。三姑母走过，附耳说了我一句，我赶紧把米粒儿捡在嘴里吃了。后来我在家听见三姑母和我父亲形容我们那一群小女孩儿，背后看去都和我相像，一个白脖子，两撅小短辫儿；她们看见我捡吃了米粒儿，一个个都把桌上掉的米粒儿捡来吃了。她讲的时候笑出了细酒窝儿，好像对我们那一群小学生都很喜欢似的。那时候的三姑母还一点不怪癖。”
过往曾经动人，在彼此的记忆深处，不知想起同一件往事时，姑侄俩心情能否相同？或许相处许久后，关系有了难以弥合的裂口，不再亲密无间，可真切发生过的事不会变。
五岁的杨绛，活泼欢快，白白嫩嫩的可爱模样，也格外招人喜欢。那时，女高师的学生会经常带着杨绛去大学部玩耍。结束了一天的学习，杨绛如同出笼的小鸟，蹦蹦跳跳，有大姐姐们陪着荡秋千，自由自在，她觉得有趣极了。
一次，女高师的学生举办恳亲会，准备演三天戏，她们请杨绛出演戏中的花神，还特意为她打扮一番，将牛角辫盘在头顶，插满花朵，衣服也贴满金花，活脱脱一个百花仙子。试问谁不愿扮作花神呢？这可是美丽的象征，杨绛开心地配合着，稚嫩的小脸上堆满了笑。学校举行运动会，也少不了杨绛的参与，一个大学生跳绳时，让杨绛在她身后绕着圈地跳，像一颗小卫星，跑着跳着，笑着闹着。
童年时光，有着最单纯的快乐，所求不多，极易满足。如今想来，成年人的世界之所以缺少快乐，大抵是欲望太多，却又得到太少。
那么多有趣的事，若是能够全部都记着，那该多好。
在年过半百后，时不时拿出来品味一番，五岁时的自己，五十岁的自己，遥不可及，却又明明都是自己。
【4】步履不停
作为小孩子，属于他们的世界是有限的，比如家门前的那条街，屋后的池塘，总之以家为圆心，向外扩展的区域并不算大。若是在童年恰逢搬家，长距离的迁移对孩子而言，其空间变化是他们难以想象的，印象最为深刻的，往往是失去一众朋友，感伤肯定是有的。
随父亲母亲由上海迁来北京，认识了新的朋友，熟悉了新的路线，还没等杨绛长大，便面临再一次长途迁徙，她的家又要换地方了。
杨绛的父亲学而优则仕，在北京先后担任京师高等审判厅厅长、京师高等检察长、司法部参事等职，公务缠身，恨不得有几个分身。
当民主共和的成果日益稳固时，却出了“张勋复辟”这场闹剧，作为革命者，杨绛的父亲处境危急，纵然如此，他仍旧留在北京，在一位英国朋友家避了几天风头。
然而，“扣押交通部总长许世英事件”一出，他不得不离开北京。
1917年5月，交通部总长许世英受贿被捕，国务会议却认为许世英没有犯罪的证据，反倒要追究检察长杨荫杭的责任。多年后，杨绛回忆起这桩陈年旧事，有自己的一番看法，她认为：“父亲专研法律，主张法治，坚持司法独立；他小小的一个检察长——至多不过是一个中不溜的干部，竟胆敢拘捕在职的交通部总长，不准保释，一定是掌握了充分的罪证，也一定明确自己没有逾越职权。”
官场的黑暗让杨荫杭有些心灰意冷，多年来，他一直在坚守法治，始终不忘“公正”二字，有罪之人被免罪，无罪之人却要受罚，岂有此理！
正当杨荫杭心有愁忧时，学校传来消息，二女儿感染风寒住进了医院。一家人坐立难安，最焦急的当数母亲，听闻女儿得病后，整颗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不知女儿具体情况如何，心急如焚。
母亲在北京，女儿在上海，原本可以乘坐火车尽快赶过去，但赶上天津发大水，火车中断，只好换乘轮船。
一路颠簸后，母女终于团聚，然而杨绛的二姐此时已经无比虚弱，她的视线模糊，很难看清母亲的样子，可想而知，十五六岁的孩子遭此劫难，该有多害怕，她拉着母亲的手，哭声始终未停。痛在女儿身上，更痛在母亲心上。
如若疼痛可以转移或代替，那母亲会心甘情愿代她受罪，宁可饱受折磨的是自己，也不忍心看着女儿难受。
世间的母亲，不同样貌，不同出身，不同经历，但对待子女，却是同样无私。
疾病残酷无情，杨绛的二姐没能挺过这场灾难，在花季殒命，成为杨家最疼痛的记忆。
仕途不顺，女儿去世，这让杨荫杭备受打击，他决心辞官，离开北京。1919年，辞职还未能获批，他便带着妻子和女儿启程返回南方，与这片伤心之地挥手作别。
离开北京并非杨荫杭久思之后的决定，而是十分突然的。杨绛印象中，有一天清早，她还在院里玩耍时，忽然听父母说要离开这里。
是去是留自然不是杨绛可以决定的，她只需听父母的安排即可。在去火车站的路上，杨绛与一个同学偶遇，实际上彼此并不熟识，但她却希望能拜托这位同学，给班里带句话，告诉他们，她“回南了”。此次一走，不知何年何月才有机会再见，不由得有些伤感。
前来为杨荫杭送行的人挤在月台，在杨绛看来，“有一大堆人——不是一堆，是一大片人，谁也没有那么多人送行，我觉得自己的父亲与众不同，很有自豪感。火车快开了，父亲才上车”。这分别的一幕让她记忆深刻，哪怕过去几十年，仍旧不会忘。
火车开动后，母亲晕车，肚子里翻江倒海一般，不停呕吐，父亲不但要照料一家大小，还要挑起全部的行李。抵达天津后，在客栈落脚，随后搭乘轮船前往上海，到达后还要换乘一种由小火轮拖带的小船回无锡。
一路颠簸，一家人筋疲力尽。千辛万苦终于回到无锡。早在之前，父亲已然在无锡沙巷提前租好了房子。
此时，杨家已有八口人，除了大姐、三姐和杨绛外，还添了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有了自己的房子，便免去了回老家挤在一起的麻烦。
从北京回到无锡，杨绛的学业自然不能耽搁。在沙巷口有一座庙，名叫大王庙，不知何时由祭祀场所改为了学校，名字也随先前叫作大王庙小学。由于场地有限，学校四个班级全部在一间大教室上课，有八十人左右，杨绛和两个弟弟便在这里开始了学习。
学校只有校长和一位姓孙的老师，孙老师让杨绛记忆颇深。他剃了个光头，学生给他起了个外号“孙光头”，他拿着一条藤教鞭，时常打学生，而且专门爱打脑袋，放眼全校学生，几乎不存在没挨过打的人。直到杨绛和弟弟们出现，他们成了从未挨过打的学生，或许是因为他们父亲是做官的，所以老师有所顾忌。
时至今日，杨绛仍会不时回忆起在大王庙小学的时光，她说：“我在大王庙上学不过半学期，可是留下的印象却分外生动。直到今天，有时候我还会感到自己仿佛在大王庙里。”
她曾回忆道：“在大王庙读什么书，我全忘了，只记得国文教科书上有一部是：‘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孙光头’把‘子曰’解作‘儿子说’。念国文得朗声唱诵，称为‘啦’（上声）。我觉得发出这种怪声挺难为情的。”
被他们称作“孙光头”的孙老师怕是早已作古，他断然不会想到，在他离开人世后，还会出现在杨绛的笔下，被众多人所知晓，也算当了一回名人。
对于同学们一起做游戏，杨绛也记忆犹新，如今化作文字，读来仍回味无穷。有一次，他们玩“官、打、捉、贼（北京称为官、打、巡、美）”的游戏，她拈阄拈得“贼”，随即拔腿就跑，一旁的玩伴还以为她疯了，拉住她问她干什么。她急得说：“我是贼呀！”玩伴听罢说道：“嗨，快别响啊！是贼，怎么嚷出来呢？”
接下来便是更有意思的对话，杨绛说：“我是贼呀！得逃啊！”
她们便耐心教她：“是贼，就悄悄儿坐着，别让人看出来。”
又有人说：“你要给人捉出来，就得挨打了。”
她告诉她们：“贼得趁早逃跑，要跑得快，不给捉住。”
她们说：“女老小姑则（即‘女孩子家’）不兴得‘逃快快’。逃呀、追呀是‘男老小’的事。”
她只觉得委屈，赶忙问：“女孩子该怎么？”
一个说：“步步太阳（就是古文的‘负喧’，‘负’读如‘步’）。”
一个说：“到‘女生间’去踢踢毯子。”
大庙东庑便是“女生间”，里面有个马桶，女生就在里面踢毽子。但对杨绛来说，这可不是什么有意思的活动，她回忆说：“我只会跳绳、拍皮球，不会踢毽子，也不喜欢闷在又狭又小的‘女生间’里玩。”
虽然父亲因工作原因总是去留不定，但这烦恼只是大人的，与杨绛并无多大关系，她依旧在父母的呵护下，过着小孩子的生活。
童年虽已遥不可及，然而光阴走过后，总有回忆留下来。记忆中，那座大王庙小学并未有丝毫改变，不谙世事的她也一如往常。过去的一切被尘封在记忆中，时不时等她回去看看。
【5】幸而无恙
生，是在自己的哭声中开始；死，是在别人的哭声中结束。兜兜转转，无非是从起点走向终点的过程，无人可以避开。
平日里，可以对生与死的话题大谈特谈，多的是大道理。只是，当面对亲人的去世时，除了惊慌失措，痛哭流涕，真的没办法冷静下来想一想曾从自己口中说出去的“人生真谛”。
一生之中，或许有数不清的离别，但最震撼人心的莫过于死别。想到今后的每一天，只剩下关于他的点滴回忆，心就开始绞痛起来。如若这个人是父亲或母亲，痛苦更是会加倍。
杨绛的百余年人生中，先后经历了骨肉分别和夫妻分别。爱女阿圆先他们而去，丈夫钱锺书也没能与她白首至今，如今死亡于她而言，多了几分平淡，少了几分慌张。只是，当她年纪尚小的时候，差一点丢了父亲，懵懂无知的她，害怕极了。
当时，父亲杨荫杭携一家人从北京回到无锡，住进沙巷的一处宅子，这是父亲精心挑选的住处，一家人在这里住了半年，时间并不算长。在北京，房子多是高墙青瓦，而沙巷则多是小桥流水人家，不同的地理环境造就了城市不同的样貌和气质。单就站在自己院子里，便看得到船来船往，配上波光粼粼的底色，宛如在画中。
杨家的生活以惬意悠然为主调，杨绛喜欢望着来往不绝的小船，这成为她的一种乐趣。父亲对当地“炝虾”情有独钟，食材就在家附近的河里，做法也简单，将打捞上来的小活虾稍微洗一下，放进锅里炒一下，接着把酱料淋在上面，片刻便成了一道美味。父亲、母亲，还有其他兄弟姐妹都很喜欢这种吃法，偏偏杨绛觉得难以下咽，那些蹦蹦跳跳的小虾，直接浇灭了她的兴趣。每个人的口味各有不同，她不喜欢，家里人自然不会勉强她。
一段时间过后，一家人除了杨绛，其他人陆续生病，尤其是父亲与母亲，情况很是糟糕。简单治疗过后，大家的病症开始缓解，也慢慢恢复了健康。然而，父亲不但没有好转，反而愈发严重，这让家里人难以安心。
原本，父亲与母亲对沙巷这处寓所并不是特别满意，无奈找不到更合适的房子，只得暂且安顿下来。据说，租住这所房子的几个住户，无一例外地都得了伤寒症，推测其原因，大概与河水有关。水与生活息息相关，水质有问题，自然会带来健康隐患。只是当时的情况，不允许杨家挑三拣四，只能暂且住下来。
父亲杨荫杭是先进知识分子，他不止一次远渡重洋，在他看来，比起中医，西医才更可靠，所以向来只看西医。当时的医疗条件岂能与今日相提并论，偌大的无锡，只有一位西医。母亲满怀希望，赶忙请他来为父亲医治，他来之后只做两件事，一是抽点血，二是取一点大便，然后送往上海进行化验，一来一往需要一星期才能知道结果。可检查两次之后，依旧没有任何头绪，完全不知病由何起。
父亲的病情愈发危急，连着几个星期持续高烧，血肉之躯哪能经得住这般折腾，憔悴不堪，甚至有些神志不清。望着丈夫虚弱的样子，母亲决定请中医来给他诊治一番，这位中医颇有名望，把脉过后，说父亲得了伤寒病。听罢，母亲跪在这位中医面前，伤心欲绝地恳求他开方子救救丈夫，他却只是摇摇头，没有多说什么。
母亲却非常清楚，大夫的意思是丈夫已无药可救。
时间在流逝，父亲的生命在流失，这让一家人感到绝望。若说世间还有谁能救他一命，只有医生可以，但医生也无能为力，清醒着的人不知该如何是好。
杨绛回忆当时的情景，记忆犹新：“我记得有一夜已经很晚了，家里好像将出大事，大家都不睡，各屋都亮着灯，许多亲友来来往往，前来探望的人都摇头叹喟，唉，要紧人呀！”在无锡方言中，“要紧人”意为养家人，就是一家的顶梁柱。那时，父亲杨荫杭不单供养着自己的小家庭，还担负着婶婶、堂妹等人的吃穿用度，一大家人全靠他一人过活。
有些人难过是为自己的以后，而杨绛却只是为自己的父亲，她不懂大人们忧愁的以后，她只知担心最爱的父亲。
杨荫杭逐渐陷入昏迷状态，时不时说些无头无尾的昏话。即便西医与中医都束手无策，母亲仍不愿放弃父亲，她想到丈夫的老友华实甫先生，他是有名的中医，或许会有办法。华实甫先生并没有十足的把握，只好依母亲的要求“死马当活马医”。
怀着微弱的希望，母亲按照华实甫先生开的药方，为父亲抓药、煎药，喂他服下。病入膏肓的父亲丝毫没有减弱对中医的排斥，母亲想方设法，将买来的西药胶囊倒空，再将中药小心翼翼地塞进去，伪装成西药的样子。不知这可否算作善意的谎言，固执的父亲一直没有发现，这也成为一家人的小秘密。
为了让药效达到最佳效果，母亲甚至拿出了作为嫁妆的珍珠，细心磨成粉末，一点点给丈夫吃下。紧要关头，还有什么比他的生命更有价值？莫说是几颗珍珠，就是搭上自己的性命，母亲也是肯的。
意想不到的是，父亲竟然挺了过来，渡过了这一劫。
杨家上下视华实甫先生为救命恩人，感念他的大恩大德。
对此，那位西医认为，这是杨荫杭凭借自身较强的体力，战胜了病魔。然而，在杨绛看来，中医也好，西医也罢，父亲能够逃脱鬼门关，完全归功于母亲的精心护理。若是没有母亲的悉心照料，药方再神奇，也无济于事。
父亲大病过后，身体虚弱无力，杨绛回忆说：“那年的除夕，我父亲病骨支离，勉强能下床行走几步。他一手扶杖，一手按着我的头，慢慢儿走到家人团坐的饭桌边。椅里垫上一条厚被，父亲象征性地和我们同吃了年夜饭。”只要人活着，身体可以慢慢调养，这已是不幸中的万幸。
多年以后，忆及这虚惊一场，杨绛仍有万分感慨，她说：“我常想，假如我父亲竟一病不起，我如有亲戚哀怜，照应我读几年书，也许可以做个小学教员。不然，我大概只好去做女工，无锡多的是工厂。”
父亲在与不在，她的命运也随之发生改变，人生轨迹也会由此转折，或许不敢再奢望继续读书，更无法遇见钱锺书，也不会有如今的杨绛。
感叹命运无常之余，父亲这一遭仍叫人心绪难平，浸入骨髓的担忧挥之不去。所幸，只是经历，而非结局。
【6】恰是少年
这辈子成为什么样的人，是什么样的性格，向往什么又追求什么，并非一朝一夕决定的。
我们慢慢成长，当有一天，同父母一样，有了强壮的手臂、伶俐的口齿、敏捷的思维，这就意味着我们要走更远的路，承担更重的责任。每有一岁的累加，就更接近早已等候多时的困苦挫折，人人都如此，不分你我。
疲惫是生活的一种常态，信念则是与之对抗的法宝，正是在不断成长之中，我们学会了接纳、隐忍与担当，学会了安身立命。
回望年少时，点点滴滴拼凑起性格的主线，那里有童趣与天真，也有坚强和勇敢。
父亲杨荫杭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自然懂得教育对一个人的意义，所以杨家的孩子无论男女，都要上学读书，而且挑选学校时绝不能马虎。反复比较后，他认为上海启明女校的教学质量不错，大女儿先前毕业于此，随后留校成为一名教师，如此一来，三妹和四妹便可以跟着大姐去启明读书。
去启明，就意味着要独自适应学习和生活，这对从未离开过父母的杨绛而言，无疑是个不小的挑战。她虽小，却已懂得父亲对她有所期许，她愿意迈出这一步，不让父亲失望。坚强如她，与我们的少年时代不谋而合，父母赞许的目光，具有振奋人心的力量，哪怕对未来一无所知，仍然壮着胆子向前走。
与鼓足勇气的杨绛相比，母亲多的是担忧和不舍。
二女儿的死让她难以忘怀，她希望一家人永不分开，却也清楚只能想想罢了，孩子大了，总归要离开父母的庇护，独自去闯一闯。
离别在即，母亲问杨绛：“你打定主意了？”杨绛轻声说：“打定了。”她肯定是要去的，这是她自己的决定，然而眼泪还是止不住地往下落，她努力保持平静，没有哭出声。为了不让母亲太过伤心，她默默扭过头，尽量把眼泪藏起来。
杨绛的体贴，不由得让我想到了刚上小学一年级的自己，站在学校门口，抱着父亲的大腿，任他怎么劝也不听，撕心裂肺地哭喊着。如今想起来感觉有些傻气，却也能从成年人的角度去体会那一刻的心不甘情不愿。
十岁与三十岁的区别，除了身体上的差异，更多的是承受力不同，而这种改变尚需时日。
纵有千般不舍，母亲不得不忍下来，她不可能照顾女儿一辈子，悉心陪伴是爱，放手让她去磨炼也是爱。
一边默默宽慰自己，一边为孩子们打理行装，她给杨绛准备了一个小箱子，让杨绛自己决定带什么去上学。
让杨绛最珍惜的，是母亲临行前给她的一个银元，她把银元藏在贴身衬衣左边的口袋里。那时，大姐给了她一块细麻纱手绢儿，上面有一圈红花，很是漂亮，她舍不得用，便叠成一小方，和银元放在一起。对她来说，左边的口袋是她的宝库，每次换衬衣，她总会将这两样宝贝贴身放着。随着天气日渐转暖，衣衫越来越薄，她才将银元交由大姐保管，而那块花手绢，因为曾应急擦过眼泪，便留下作为常用。
一切准备就绪，1920年2月，杨绛有些忐忑，又有些兴奋，来到启明开始与以往大有不同的生活。在启明度过的这段时光，平静、简单，满满的都是美好的回忆。
启明女校是一所天主教学堂，教室一间连着一间，脚下的路是用花砖铺设而成，还有满眼绿色的草坪，大大的操场上有秋千和跷跷板。这里少不了读书声，更不缺欢笑声。
初来乍到的杨绛，望着堪称壮观的新学校，脑海中首先想到的便是大王庙的同学们，她恨不得立马让他们知道，自己现在就读的这所学校有多么神气：“我们的一间英文课堂（习外语学生的自修室）比整个大王庙小学还大！我们教室前的长走廊好长啊，从东头到西头要经过十几间教室呢！长廊是花瓷砖铺成的。长廊下面是个大花园。教室后面有好大一片空地，有大树，有草地，环抱着这片空地，还有一条很宽的长走廊……”骄傲之情溢于言表，然而还没等她真的炫耀一番，便已融入新的世界中了。
天主教的学堂与私塾有太多不同，杨绛对每一样事物都感到新奇，这些事物完全是她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一时间，新的天地出现在她的眼前。
管教他们的人是教堂的修女，学生们称修女为“姆姆”，刚开学时，学生们陆续返校，杨绛听到他们在喊“望望姆姆”。后来才知道，意思是“姆姆，您好！”学校每月放假一天，称为“月头礼拜”，住在本地的学生便可以等着家人接他们回家。其余的每个星期日会有“跑路”，学生们则会穿上校服，戴上校徽，有序地排着队，每队由各自的姆姆带领，前往郊野或私家花园游玩。
与只知读书习字的私塾不同，启明女校的学习科目繁多，不局限于文化课。比如绘画，被称作“描花”，有油画、炭画、水彩画，由受过专门教育的姆姆任教；弹钢琴，则称作“掐琴”，杨绛觉得这个名字土里土气，想来也是，为什么会用“掐”这个字眼呢？
每天会有早饭、午饭、点心和晚饭，每顿饭结束后，学生们不准在教室逗留，而是要“散心”，即来到教室楼前或楼后游玩散步。吃饭用餐时不准说话，但每逢节日便准许说话，称为“散心吃饭”。
学生不乖被叫作“没志气”，淘气的小孩被叫作“小鬼”或“小魔鬼”。自修时，若想去厕所，需要提前“问准许”，意思是向监守的姆姆说一声“小间去”或“去一去”，得到姆姆点头，才许出去。经常的情况是，姆姆正在聚精会神地看书，往往是头也不抬，看也不看，便点头答应了。其实，多半是想出去玩一会儿，杨绛会直接说“我出去玩玩”，也会得到应允，得了批准，便跑去后院玩一通。
聪明乖巧的杨绛深得姆姆的喜爱，即便是上山瞻礼这种不允许大孩子参与的活动，她都有机会跟着去，还可以和姆姆睡在一起，这对杨绛来讲是至高无上的荣誉。
感到骄傲的同时，她不忘藏在心里的疑惑：姆姆的帽子那么高，裙子那么大，到底有几个帽子，又有几条裙子呢？
揣着自己的小心思，杨绛假装睡着了，悄悄观察着姆姆。终于，等到照顾所有人休息后，姆姆也准备休息了，杨绛便有了答案，原来帽子有三层，裙子也有三条，这与小伙伴们曾经猜测的七条裙子有很大出入呢。
大人的世界，总是充满让孩子难以理解的事，他们怀着小小的好奇，试探性地寻求着答案，慢慢丰富着自己的认知。在不懂中摸索，在摸索中成长，渐渐懂了许多，也渐渐发现不懂的许多。
已经去世的二姐，也曾在启明女校读书，她品学兼优，备受姆姆的喜爱。有一个教格致课的姆姆，会直接称呼杨绛为“同康”，这是二姐的名字，也是令人伤心的名字，但杨绛没有纠正她，任由她继续用这个名字唤她，不知不觉间，她爱上了格致课，经常盼着这位老师。
二姐的名字仍在，仿佛她还没有走远。
在启明度过了三年多的时光，虽在漫漫人生中算不得太长，但足以留下深刻的印记，值得她日后反复思量，提笔写进书中，重温当年。
那时的小小少年，如今已成为白发苍苍的老人，饱含沧桑，历经坎坷。容颜几度变化，信念与坚持却未曾动摇，一如当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