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壕中作战，5样东西至关重要：柴草、食物、香烟、蜡烛和敌人。冬天在萨拉戈萨前线，这些东西的重要程度正如上述排序，敌人只能名列末位。除了夜晚总会遭到突袭之外，没人会担心敌人。他们仅仅是偶尔出现在远处，像小黑点似的来回跳跃。取暖问题才是双方的心头大患。
可以这么说，在西班牙的日子里，我极少见到战斗场景。我在阿拉贡前线从1月待到5月。1月至3月下旬，除了特鲁艾尔[1]，其他地方几乎没有任何战事。3月份，韦斯卡爆发了激烈交火，而我在其中的作用无足轻重。接着在6月份，韦斯卡遭到毁灭性打击，仅一天就有数千人丧命，可在那之前我便已负伤，无法战斗。人们一般所想到的那些关于战争的可怕事情甚少降临在我的身上。没有飞机在我附近投下哪怕一枚炸弹，没有任何炮弹在我周围50码内爆炸。我只经历了一次近身战（但我觉得哪怕只有一次也足矣）。当然，我经常遇到重机枪攻击，不过大多都离得很远。即使是在韦斯卡，只要稍加小心，一般都是安全的。
平静的战事带来的乏味与不安充斥着萨拉戈萨附近的山峦。日子犹如城市小职员的生活一般规律，平淡无奇。站岗、巡逻、挖战壕、再巡逻、再站岗。每个山顶上，无论是法西斯分子还是保皇派，衣衫破烂、污秽不堪的士兵们都在旗帜旁瑟瑟发抖，试图让身子暖和些。漫无目的的子弹终日在空荡荡的山谷间来回往复，但击中人的可能性极其渺茫。
我时常凝望着冬日的景象，惊叹这徒劳的一切。这样的战争实在让人难以捉摸。大约在10月份或再早点，所有山头都爆发了惨烈的战斗，但由于人员和武器——尤其是大炮短缺，之后无法再发起任何大规模战事。于是每支部队深挖工事，在占领的山顶上驻扎下来。我们的右方有一处前沿岗哨，也属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控制，而在我们左边，即我们斜下方的支脉上有一处加联社党[2]的据点。据点的前方是一处更高的支脉，有几处法西斯的小型岗哨分布在峰顶。若不是每个据点都插着旗帜，很难分清所谓的分界线。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和加联社党的旗帜都是红色的；无政府主义者的旗帜则是红黑两色；法西斯分子一般挂的旗帜是保皇派旗帜（红-黄-红），偶尔也挂共和国旗帜（红-黄-紫）。这里的景色令人赞叹，当然前提是你得忽略以下事实：每个山顶都被军队占领，到处是空罐头和排泄物。右方的齿状山脊向东南延伸，被一片穿越韦斯卡的宽广平坦的山谷截断。谷地中央四散着少许骰子似的方屋；那是被保皇派控制的罗布莱斯镇[3]。早晨，山谷通常被云海所遮蔽，唯有青绿的高山冒出云端，使得此间景色同照相底片有着奇特的相似之处。韦斯卡之外有许多类似的高山，山上覆盖的白雪每天都显出不同的模样。远处比利牛斯山脉巍峨的险峰上，白雪终年不化，好似在半空飘荡。甚至平原也是光秃秃的，一切都显得死气沉沉。我们对面的山岳就像大象的皮肤一样灰蒙蒙、皱巴巴的。天上几乎从来都没有鸟儿飞过。我想自己还从未见过哪个国家的飞鸟会如此稀少。唯一常见的鸟是喜鹊，而夜晚山鹑突兀的鸣叫会把人吓一大跳。偶尔有老鹰缓缓地从头顶滑翔而过，毫不理会身后响起的步枪射击声。
雾气弥漫的夜晚，小队被派到处于敌我之间的山谷中巡逻。天寒地冻，加之容易迷路，这差事让人避之不及。但不久后我发现，只要借口去巡逻就能随意离开岗位。在坑洼不平的深谷中找不到任何道路，唯有沿着前人走过的路线前进，并且每次都要留下新的路标。从最近的法西斯岗哨射出的子弹只要飞行700米就能到达我方岗哨，但双方间的唯一道路却长达1.5英里。在漆黑的山谷中游荡实在有趣，流弹从高空划过，发出的声响就像是红脚鹬的鸣叫。大雾天巡逻比晚上巡逻要好些，雾气终日不散，总是积聚在山顶附近，而山谷则变得一览无遗。靠近法西斯防线时，人必须缓慢地匍匐前行。在山侧悄无声息地移动非常困难，那里布满了容易发出声响的灌木和石灰石。尝试了三四次之后，我才找到了通向法西斯阵地的路。浓雾遮天蔽日，我爬到防护网处侧耳倾听。法西斯分子正在阵地后交谈哼曲。突然我警觉起来，脚步声响起，有几个人下山朝我这边走来。我惊慌地躲到一棵灌木后。作为隐蔽物而言，此刻这灌木显得太小了。我试图悄悄举起步枪，然而敌人却拐往了别处，从我的视野中消失。我在躲藏的灌木后发现了之前战斗留下的各种遗迹——一堆空弹壳、一顶有弹眼的皮帽和一面显然属于我方的红旗。我把旗帜带回了据点，可它后来却被毫不留情地撕成了碎片当抹布用。
刚抵达前线我就被任命为下士，或者叫班长，有12名部下。这可不是什么清闲差事，尤其刚开始时，责任更是重大。我们的百人队根本没有经过训练，大多是十来岁的小孩。各支民兵队伍中随处可见十一二岁的孩子，他们通常是法西斯管辖区的难民，当初为了维持生计而应征入伍。他们一般在后方干些轻松的活儿，可有时也会设法来到前线，结果给大家造成了威胁。记得有个小毛孩朝壕沟的火堆里扔了一颗手榴弹，之后却说只是“恶作剧”而已。我估计驻守波塞罗山的民兵都大于15岁，但平均年龄肯定低于20岁。这个年龄的孩子绝不应该出现在前线，因为他们无法忍受睡眠不足，而这在战壕中是家常便饭。一开始，我们的据点晚上几乎无法确保有人正常放哨。要弄醒我们部队里那些可怜的孩子们，只有把他们拖起来，可你才刚刚转过身，他们就离开岗哨溜进掩体内。他们甚至会不顾刺骨的寒冷，倚靠着战壕的壁面站着进入梦乡。所幸敌人缺乏魄力。有那么几个夜晚，我觉得20个拿着气枪的童子军就能把我们的据点一锅端了，甚至20个拿着板球拍的女童军指不定也能做到。
当时以及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加泰罗尼亚民兵队就像战争开始时那样坚守着原有的阵地。佛朗哥[4]反叛初期，各工会以及政党匆匆忙忙地组织了民兵队，每支民兵队本质上都是一个政治团体，效忠于自己的政党以及中央政府。“人民军”组建于1937年初，是由普通行业组成的“非党派”军队，理论上囊括了各政党民兵组织。但长久以来，所有的变化都仅仅停留在表面上，到了6月份，新的“人民军”队伍方才抵达阿拉贡前线。直到那时，民兵组织体系仍未有丝毫改变。该体系的核心在于长官和士兵平等。从将军到士兵，所有人同酬、同食、同衣，绝对平等。如果你想拍拍指挥官的后背向他要根烟抽，大可放心这么去做，没人会觉得有什么稀奇。总体而言，每个民兵队都是民主的，绝没有论资排辈。民兵们清楚命令必须执行，但那是同志与同志之间传达命令，而非上级向下级发号施令。这儿有军官和军士，但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军衔差别；这儿没有军阶，没有军衔，没有立正敬礼。他们试图在民兵部队内构建一种无阶级差别的工作模式。当然，不存在绝对平等，但我从未见过，也未曾想到，在战时会出现这样一种如此接近绝对平等的模式。
然而我必须承认，初见前线的状况着实把我吓坏了。这样一支军队怎么可能打胜仗呢？当时所有人都这么说。尽管这是事实，可苛责也毫无道理。因为在那样的情形下，民兵不可能比这更出色。不可能凭空变出一支现代化机械部队，如果政府坐等部队训练完毕才行动，那么根本无法抵御佛朗哥阵营的进攻。之后的日子里，诋毁民兵体系形成了风气，还因此把缺乏武器和训练带来的问题统统归咎于平等主义产生的必然恶果。事实上，新组建的民兵队伍缺乏纪律并不是因为军官称士兵为“同志”，而是因为任何队伍在创立之初必然如此。实际上，这种民主的、带有革命性的纪律比预计的更加可靠。工人民兵队理论上也正是靠着自觉履行纪律。这种纪律建立在阶级忠诚之上，而资产阶级征召士兵履行纪律则根本上是出于恐惧。（替代民兵组织的人民军则介于两者之间。）在民兵组织中，寻常部队常见的欺凌和辱骂绝不会被容忍。正常的军事惩罚是存在的，但只在犯了严重错误时才会施行。当有人拒绝执行命令时，军官不会立刻惩罚他，而是首先以同志的名义去规劝他。没有管理过士兵的愤世嫉俗者会立刻认为这不会“起作用”，可事实上，长远来看这的确“有效”。随着时间的推移，甚至连最差劲的民兵也有所进步。1月时，为了让12个没经验的新兵达到要求，我忙得头发都快变白了。5月里有一小段时间，我担任代理中士指挥大约30个人，既有英格兰人，也有西班牙人。我们都历经了数月的炮火洗礼，我从未遇到有人不服从命令或是无人自愿接受危险任务的情况。革命性的纪律建立在政治觉悟之上——理解为何命令必须执行。灌输这种理念需要时间，但要把人变成兵营里的机械人也同样需要时间。那些嘲讽民兵体系的记者经常忘记这样一个事实：当人民军在后方训练时，阵地是靠民兵驻守的。而民兵能够待在阵地上本身就应归功于“革命性”纪律的力量，因为直到1937年6月，唯一支撑民兵驻守阵地的就是其对本阶级的忠诚。单个逃兵可能会被击毙——偶尔的确有人被击毙——但难以阻止1000个人一起离开阵地。一支强征的队伍如果面临相同的情况——在战地指挥撤离以后——早就四处逃散了。可尽管胜绩寥寥，民兵却坚守阵地，甚至连逃兵都很少。在四五个月内，我只听说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民兵队里出现过4个逃兵，据说其中的两个还是混入队伍来刺探情报的间谍。最初，民兵组织混乱不堪，缺乏训练，为了让命令得到执行通常要费上5分钟的口舌，这些都让我感到骇然和愤怒。我具有英式军队理念，而西班牙民兵队伍当然和英国军队天差地别。但考虑到当时的情形，这支队伍远比预期的要好多了。
同时，柴草也是问题——柴草自始至终都是问题。那段时间里，我的每一段日记都会言及柴草，或是提到柴草短缺。我们的据点位于海拔高度约为两三千英尺的地方，时值隆冬，天寒地冻。气温并不是特别低，许多晚上甚至没有结冰，中午时分，冬天的太阳会当空照耀一个小时。可即使天气不是极度寒冷，但相信我，感觉上真的冷极了。有时，凛冽呼啸的寒风连帽子都能吹走，头发被风吹得东倒西歪；有时，迷雾像液体一般灌入战壕，好似要渗入骨骼。雨经常下，甚至哪怕一刻钟的降水也足以让环境变得难以忍受，石灰石上面那薄薄的土层会立刻变得滑如油脂。在这样的斜坡上根本无从立足。在漆黑的夜晚，短短20码距离我常常会摔倒十几次。这很危险，因为枪管会被淤泥堵塞。多日以来，衣服、靴子、毯子和步枪都或多或少沾上污泥。我已经尽可能多带了些厚衣物，但许多人仅凭单衣御寒。整支队伍大约有100人，却只有12件大衣，每班哨兵不得不轮流替换衣物，大多数人都只有一条毯子可供保暖。一个冰冷的夜晚，我在日记中列出了自己身上所穿的衣物。记录一个人身上能穿多少件衣服怪有意思的。我当时穿了一条厚背心和内裤、一件法兰绒衬衫、两件外套、一件羊毛夹克、一件猪皮夹克、一条灯芯绒长裤、绑腿、厚袜子、靴子、一件厚实的军用大衣、一条围巾、一副皮手套和一顶羊毛帽子。尽管如此，我仍然冻得像肉冻似的瑟瑟发抖。不过我承认，自己的确对寒冷异常敏感。
柴草此刻尤为重要。柴草的问题关键在于事实上根本找不到柴草。即使在植物生长旺季，我们那可怜的山上也总是光秃秃的。数月来，挨冻的民兵们早已将山上搜了个遍，凡是比手指粗的东西都被当作柴火烧了取暖。除开吃饭、睡觉、站岗和干杂活，其他时间我们就去据点后方的山谷中搜寻柴草。回想起那段日子，我只记得自己在几乎垂直的山坡上攀爬，越过那些把靴子弄得破烂的乱石，兴奋地扑向细小的树枝儿。3个人搜寻数小时的成果仅够在战壕里生一小时的火。对柴草的渴望把我们个个都变成了植物学家。根据燃烧的状况，我们将山上的植物分类：许多石楠和草堆很容易点燃，但不消几分钟就烧尽了；野生迷迭香和小棘豆只有在火已经烧得很旺时才比较容易点着；比醋栗枝小一些的橡树枝特别难点燃。有一种干芦苇非常容易点火，可它只生长在据点左边的山顶，必须冒着枪林弹雨才能收集到。法西斯机枪手一旦看见你，立马会开枪扫射。通常，他们瞄得很高，子弹会像飞鸟一样从头顶掠过，但有时他们也会击中离你很近的石灰石，此时得马上卧倒。然而，你得继续搜寻芦苇，因为没什么比柴草更重要。
除了严寒，其他各种不适似乎都不值一提。当然，我们所有人总是显得脏兮兮的。和食物一样，我们的用水都是靠骡子从阿尔库维耶雷运来的，每人每天定量约1夸脱[5]。水质很糟糕，简直和牛奶一般浑浊。照理说，那些水只能用来饮用，可我总是悄悄盛出一小杯用于早晨的梳洗。我会第一天洗脸，第二天刮脸，没有足够的水用来同时做这两件事。据点臭气熏天，兵营防御圈外到处都是排泄物。有些民兵喜欢在战壕里方便。当你不得不在黑暗中通过壕沟，那实在是再恶心不过。不过，我倒从不介意污秽。人们对于污秽物太小题大做了。你会马上习惯不用手帕，适应在同一个小罐里吃饭和洗漱，那过程快得惊人。只消一两天，和衣而眠也不会是什么难事。当然，夜晚睡觉也不大可能脱掉衣服和靴子，你必须做好准备，一遇攻击，立马投入战斗。虽然白天偶尔会脱掉衣服，但在那80个夜晚，我只脱过3次。对虱子来说，那天气太冷了，可鼠类却依旧猖獗。常言道，不会在同一个地方看到两种老鼠。但只要食物充足，这真的会变成现实。
其他方面的情况倒没那么糟。食物够好，酒也充足。每天都能分到一包香烟，火柴则隔天分发，甚至还能拿到蜡烛。那些蜡烛非常细，就像是圣诞节蛋糕上插的那种，大伙估摸着应该是从教堂里搜掠来的。每个战壕一天会分到3英寸[6]长的蜡烛，大约可以燃烧20分钟。当时尚能买到蜡烛，我也随身带来了几磅。之后，火柴和蜡烛的短缺令生活变得异常糟糕。只有缺少这些东西时才会明白它们有多重要。比如，晚上警报响起时，战壕里每一个人都会争相去抓自己的枪，结果却踩到别人的脸。是否有火光照明意味着生与死的差别。每个民兵都有一个火绒打火机和几码长的黄色油绳。对士兵而言，这两样东西的重要性仅次于步枪。火绒打火机的好处在于它在风中也能打火，但它只能阴燃[7]，所以不能用来生火。火柴稀缺最严重时，生火的唯一办法就是把子弹从弹壳中取出来，用火绒打火机点着火药。
那是一段不寻常的生活——一种与众不同的参与战争的方式，假如可以称之为战争的话。全体民兵都对按兵不动感到恼怒，骚动频发，大家都想知道为什么不允许发起攻击。但显而易见，除非敌人动手，不然很久都不会有战事发生。乔治·科普在例行视察时对我们交代得很清楚。“这不是一场战争，”他曾这么说，“这是一出夹杂着死伤的滑稽戏。”事实上，阿拉贡前线的僵局背后有其政治因素，而我当时对此却一无所知。但仅就军事上的难题——除了兵员储备不足以外——每个人都心知肚明。
头一个难题便是这个国家的自然风貌。我方和法西斯分子设立的前线都由地势条件极佳的据点组成，一般只能从某一侧靠近。如果挖好几个壕沟，那么除非步兵数量具有压倒性优势，不然根本无法攻占。在我们以及周围的大多数据点内，12个人加两挺机枪就足以抵挡一整个兵团的进攻。我们占据了山顶上有利的地形，本应用大炮炸出些漂亮的印记，可我们却没有大炮。有时，我会凝望四方，期盼能得到几门大炮——啊，那渴望是何等热切！假使愿望成真，那么敌人的据点将被一个接一个地摧毁，就像用榔头敲开核桃壳一般轻而易举。但我方偏偏没有大炮。法西斯分子偶尔能从萨拉戈萨搬来一两门大炮，并把极少的炮弹打向我们。炮弹少得以至于他们从未弄清射程，弹片坠入空荡荡的山谷，难以伤人分毫。在遭到机枪射击而没有大炮可还击的情况下，我们所能做的只有3件事：在安全的距离——比方说400码远——挖个战壕躲起来；在开阔地上进军然后被乱枪打死；或是发起不会影响全局走势的小规模夜袭。但事实上，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按兵不动，要么自寻死路。
除此之外，常规武器极度匮乏。不费点周折是无法明白当时民兵的武器装备有多糟糕的。任何一家英格兰军官训练学校的队伍都比我们更像现代军队。我们的武器装备差劲得令人震惊，实在值得详细记录下来供后人一阅。
我们所在的部队里，整个炮兵队只有4门迫击炮，每门迫击炮只配有15枚炮弹。炮弹实在太过珍贵，不能轻易浪费，所以迫击炮被安置在阿尔库维耶雷。机枪与士兵人数比约为1∶50。这些机枪已十分陈旧，但在三四百码范围内命中率还挺高。除此之外就只有步枪了，且大部分锈迹斑斑。有3种步枪可供使用。一种是毛瑟长枪，它们的使用时间大多不少于20年，瞄准器同路边损坏的测速器一样没什么用了，这些枪中的大部分膛线已被严重腐蚀，无法使用，10支枪中大约只有1支还能凑合着用。第二种是毛瑟短枪，也叫骑兵步枪，这是一种真正的骑兵武器。这种枪十分轻便，易于携带，即使在战壕中也不显麻烦，因而最受欢迎。同样也因为它们相对而言比较新，看上去也挺好用，可实际上它们几乎毫无用处。这些枪是用零散部件拼装而成，没有一个扳机是原配的，其中3/4的枪开火5次后保准卡壳。还有少数温切斯特步枪，很好使，但准心很差，而且弹膛没有弹匣，每次只能开一枪。弹药极度匮乏，每个到前线的人只分到50发子弹，其中大部分还糟糕透顶。西班牙产的弹药都是二次装填的，即使最好的步枪也会因此卡壳。墨西哥产的子弹质量好些，因此都留给机枪使用。质量最好的要数德国产的弹药，可只有从俘虏和逃兵那里才能缴获，因而数量很少。我总在口袋里留着一匣德国或墨西哥产的子弹以备不时之需。可实际上，真的发生紧急情况时我也很少开枪，我非常害怕那该死的子弹会卡壳，怕弹药会突然走火。
我们没有钢盔，没有刺刀，左轮手枪或自动手枪也很少，5到10人之中只有一颗手雷。我们当时使用的手雷是个可怕的东西，叫做“F.A.I.手雷”，由无政府主义者在战争伊始制造。这种手雷外形很像米尔斯式手雷[8]，但使用时不用保险销而是拉一条带子。必须拉断带子，接着尽可能快地扔出去。人们常说这种手雷“绝不偏私”：投弹者以及被投弹者都难逃一死。另外几种手雷更加原始，但或许稍微安全些——我指的是对投弹者而言。直到3月下旬，我才第一次看到一颗像样的手雷。
除武器之外，战争所需的一切物资也都出现短缺。比如，我们没有地图和海图。西班牙从未被全面勘测过，这片地区唯一可用的详细地图是陈旧的军用地图，且大多掌握在法西斯分子手中。我们没有测距仪、望远镜或潜望镜，除了少数私人所有的望远镜外，还缺少野外双筒望远镜。我们没有照明弹或维利照明弹[9]，没有铁线钳和军械师所需的工具，甚至几乎没有清洁工具。似乎西班牙人从未听说过枪膛清洁掸，我动手做了一个，他们看了之后露出一副惊讶的表情。以前需要清理步枪时，你得把枪交给中士，他会用一根铜质长杆来清理枪膛，只是那长杆总是弯曲不直，因而把枪膛刮得乱七八糟。那会儿甚至连擦枪机油都没有。要是找到橄榄油，就用它给步枪上油。我给枪上油时用过凡士林、冻奶油，甚至熏肉油。不仅如此，这里既没有路灯，也没有手电筒——我相信当时我们整个前线部队里找不出一只手电筒。要买手电筒，最近得到巴塞罗那，可甚至连那里也不容易买到。
时间一点一点地流逝，断断续续的枪声在山间回荡。我愈加感到疑惑，是否会发生些什么，好给这愚不可及的战争增添一丝生气，哪怕是死亡也好。我们对抗的不是敌人，而是肺炎。当双方壕沟间的距离超过500码时，除非凑巧，否则双方都不会被击中。当然也有伤员出现，但大多是自残。没记错的话，我在西班牙见到的头5个伤员都是被自己的武器所伤——倒不是故意为之，而是出于大意。我们的那些破枪本身就很危险，有些枪的枪托一触地就会走火，我见过一个士兵就这么被子弹打穿了手。没有经验的新兵总是在黑暗中相互误伤。一天晚上，当时还未到黄昏时分，一个哨兵在距离我20码开外的地方朝我放了一枪，子弹击中我身旁1码处——天知道西班牙人那糟糕的枪法救了我多少回。还有一次，我在浓雾天出去巡逻，去之前还仔细叮嘱过卫兵长。可返回时我被一棵灌木绊倒在地，闻声色变的哨兵大喊说法西斯分子来了，可笑的是我还听到那个卫兵长命令所有人朝我迅速开火。所幸我当时卧倒在地，子弹从我上方飞过。没有什么能让西班牙人（至少是西班牙年轻人）相信武器的危险性。之后过了很久，有一次我给几个机枪手拍照，他们端着枪，枪口直挺挺地对着我。
“别开枪。”我一边调着焦距，一边半认真半玩笑地说。
“哦，不，我们不会开枪的。”
旋即，一声可怕的巨响，一串子弹朝我打来，子弹紧贴着我的脸飞过，火药把我的脸颊灼得生疼。那些机枪手们并非当真想害我，只是把这当做玩笑。仅仅几天前，他们刚看到一个赶骡子的人被一位党派代表误伤，那个代表当时正在摆弄一把自动手枪，结果5发子弹击中了赶骡人的肺部。
当时部队使用的口令很难记，因而也带来了一些危险。那是一种无聊的双词口令——前一个词必须和后一个词对应。口令的内容通常都带有激励和革命性质，例如：文化——发展，我们——不可战胜。一般来说，那些文盲哨兵不可能记得这些高级词汇。记得有个晚上的口令是加泰罗尼亚——英雄，有个叫贾米·多梅尼克的圆脸农家青年走到我跟前，满脸疑惑，让我给他解释一番。
“‘英雄’是什么意思？”
我告诉他，这个词和“勇敢”是一个意思。之后没多久，他在黑暗的壕沟中蹒跚前进，哨兵喝住他：
“站住！加泰罗尼亚！”
“勇敢！”贾米喊道。他坚信自己说对了口令。
砰！
所幸哨兵没有打中他。在这场战争中，只要有可能，每个人都干过此类打偏的把戏。
注释：
[1]特鲁艾尔，西班牙中部省份，位于阿拉贡自治区南部。
[2]加联社党，即加泰罗尼亚联合社会党，包含了加泰罗尼亚共产党在内的所有共产主义政党。
[3]罗布莱斯，位于阿拉贡自治区韦斯卡省。
[4]佛朗哥，即弗朗西斯科·佛朗哥，西班牙内战期间推翻共和国的民族主义军队领导者，法西斯主义独裁者。
[5]夸脱，容量单位，1夸脱=1.136升。
[6]英寸，英制长度单位，1英寸约为0.03米。
[7]阴燃，指无火苗，有时会冒烟的燃烧。
[8]米尔斯式手雷，一种英国生产的手雷。
[9]维利照明弹，美国军官爱德华·维利（Edward Very）发明的一种照明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