俾斯麦，本身就是一个实干家，最开始也反对称帝。直到10月，他还同太子说过关于旧时普鲁士朝廷的更伟大的光荣。不料他逐渐也对称帝这件事热心起来，承认皇帝称号能促进日耳曼统一。
“现在的形势已不是9月那样了。你若还要说，我们连炮台的一块砖也不肯让给你们，那就不必商量了。”这是俾斯麦1月底对福尔说的开场白。那时日耳曼军队已经围困巴黎三个月了，福尔是第二次来见俾斯麦。
俾斯麦接着说：“自从我上次见你以后，你的头发变白了许多啊。遗憾的是你来得太晚了。在那扇门后面，一位奉拿破仑三世之命而来的新使者正坐在那里等候，我将与他达成和约……我为什么要跟你达成和约呢？我为什么要像对待合法政府一样对待你的共和国呀？说到底你们不过是几个叛徒！当你们的皇帝回来时，他将有权以叛国罪枪毙你们。”
福尔说：“那将会导致内战和无政府状态啊。”
俾斯麦说：“你当真觉得会这样吗？我看不出你们的内乱会怎样殃及日耳曼人。”
福尔说：“你不怕过于穷追猛打，逼得我们绝地反扑吗？你不怕我们的抵抗变得更激烈吗？”
俾斯麦说：“你们的抵抗！……你并没有权力——请你仔细听我说——你无权在世人与上帝面前，因为一件极为无关紧要的小事（比如军威），使巴黎全城二百多万人成了饿殍！请你不要再谈抵抗。你这样的抵抗是一种罪恶！”他掉过头去看刚才告诉福尔说拿破仑三世的使者在其后等候的那道门（其实并无此事）。
福尔说：“还没有！在我们受过所有苦难之后，请你不要强迫法国受辱，容忍拿破仑三世复辟！”
五分钟后，割地与赔款的重要条款都商量好了。然后就是吃饭，人人都留心看这位从食物紧缺的法国首都巴黎来的大使吃多少东西。现在草约已经讨论过了。俾斯麦请福尔吸雪茄，福尔不肯吸。
俾斯麦说：“这你就不对啦。在人们争论得不可开交时，最妙的处理方法莫过于一起吸烟。凡是吸烟的人，都不想摔掉他的雪茄，所以他要避免激烈的肢体动作。何况吸烟能缓和我们的心情。从我们点着的雪茄上冒出的向上升的青烟有一种迷人的力量，使我们较容易通融。吸烟的人，两眼有东西可看，两手有事情做，烟味又很好闻。人们认为吸烟是愉快的事。”说了这段话不久后，俾斯麦因为加里波第很生气，陪福尔一起来的一位法国伯爵，就微笑着请他吸雪茄。上面那番谈话的内容就是这位伯爵告诉我们的。
法国人称赞俾斯麦有极大的操纵欲望，并且毫不客气！他自然是耍弄他们，如同一只猫耍一只小老鼠一样。但是这一次俾斯麦用高卢人的善于说俏皮话的本事，迷惑他的仇敌。因为他也急于讲和，几乎同他们一样焦急。假使他是同英国人磋商条款，他的腔调会变得很不一样的。当后来梯也尔同他见面的时候，梯也尔说了一些辞令娴熟的话，俾斯麦要六十亿赔款。梯也尔说道：“这是一件很不光彩的事！”俾斯麦开始说日耳曼语，又说必须得请一个翻译来，“我不太懂得你们的语言，听不懂梯也尔先生最后所说的几个字”。等到他们又开始讨论实施的细目时，俾斯麦居然又开始说法语了。
福尔说：“就一个政治家而言，他的才能几乎是无法概括的。他只肯计算实际的东西，眼光只注视实际的解决方式。……他的神经是机敏的，经常无法控制他的急脾气。我常为他感到诧异，有时是因为他很体贴，有时则是因为他毫无怜悯之心。……他始终不骗我。他太过苛刻，往往使我痛心使我生气，但是无论是处理大事还是小事，我都认为他是准确的。”
因为他得同君主与将军们磋商，和约条款的会商被拖延了很久。各式各样的未得到命令的人都上奏章给君主。奥古斯塔王后一马当先。俾斯麦说：“我很清楚这些不光彩的阴谋。我请君主写一封长信给她，她将不再急于写信了！”他要用从巴黎勒索得来的两亿偿还1866年强取日耳曼诸邦国王公的款项，君主不答应。除了俾斯麦外，所有人都苦劝君主，要法国交出几处炮台。后来俾斯麦答应向法国索要阿尔萨斯、柏尔福、洛林和麦茨的一部分。他之所以答应这种要求，是因为毛奇一定要如此行事，说这是日耳曼安稳的必要保障。他又要求赔六十亿军费，让日耳曼军队进入巴黎。后来他把军费减到五十亿，1807年普鲁士赔偿的军费是按户口来计算的，这次俾斯麦所要求的军费，是按照当时普鲁士所赔的比例算的——他把巴里施罗德召来计算。后来他任由敌人二者择其一，或交出柏尔福，或答应日耳曼军队进入巴黎。法国即刻决定，宁可受敌军进入都城之辱，也要保存柏尔福的炮台。这次决定却与我们惯常估计的法国人的性格并不相称。
当所有人都在庆祝的时候，俾斯麦仍然对割地有所疑虑。他的内心很不安。他对太子说：“只是因为考虑到我们的军人们的意见，我才答应保住麦茨不还给法国。何况君主曾无意讲过几句话，使我觉得他对这个炮台势在必得，不惜继续打仗。”他写信给他的夫人说：“以我个人的政治眼光而言，我们已经赢得很多东西了，超过我们所需要的。……我既要听上头的话，又要听底下的话，另外还要听许多没有远见的人的话。我们快要取麦茨啦……带着那许多无法消化的因素。”
他和福尔、梯也尔把诸事都最终商定后，才放松地深深吸了一口气，因为这之前的几天，他的神经痛很严重，现在却不疼了。他走进有军人们在等候的屋子中，晚上邀请巴伐利亚使臣与巴里施罗德两人吃饭——这两人就是统一与财政的符号。他们离开后，已经很久没有听音乐的俾斯麦请乔特尔奏乐给他听，第一曲要听的就是《霍亨弗里德伯格进行曲》。
第二天，梯也尔来签条约，这个打败仗的大臣又重新变作无情的历史学家。他看着俾斯麦说：“促成你们统一的就是你与其余的人。”
这一箭射中了。俾斯麦很机灵地看了下这个有学问的法国人，只用一句话答道：“也许是的。”
这次协商和约拖延了很长时间，双方为此都进行很多努力，也耍了不少阴谋，说了很多谎言和抵赖的借口。他们两人的这次很短的谈话的内容是关于那些数字与利益方面的问题。这两国斗争的所有焦点，不过是这一方不肯让那一方达成统一，那一方面不动刀兵则无法达到统一；日耳曼民族的进步，要依赖于日耳曼与法国在国际上的不和——在用大炮攻击理性之后，这些重要事实，突然在火光中显现出来，而那个交了好运的俾斯麦，并不否认这都是事实。梯也尔年纪比俾斯麦大得多，也是一个聪明人。俾斯麦既不想对他无礼，也不想让这个法国人觉得他毫无主见，更不愿意置自己于梯也尔的掌握之中，所以他不肯说承认的话，害怕梯也尔以后在议院的演说台上卖弄他这些话，作为自己赢得胜利的筹码。俾斯麦一眼就看透了这些关系，立刻开始权衡与算计，找到跳出困境的方法。他的天赋使他觉得自己很有把握，答道：“也许是的。”
到了11月底，日耳曼诸邦国统一的初步条件已经具备，只差一顶皇帝的冠冕。这件事引发了很多斗争，后来变成了滑稽戏。从恺撒三次拒绝戴上皇冠算起，帝国的历史上从来未有过这样的喜剧。所有持自由主义观点的人们都反对建立帝国，甚至弗莱塔格也反对称帝，他说这是“一种虚伪的观念主义的复活”。日耳曼所有的王侯国和公侯国也反对称帝，这是出于妒忌。最重要的还是威廉本人不愿意。十年前他自己把普鲁士王冠戴在头上，现在难道要诸王公和人民齐声喝彩，请他再戴第二顶皇冠么？这还是他哥哥拒绝戴上并称为粪土的那一顶。威廉想起他的祖先们与他74岁的年纪，执意抗拒，他说：“我是一个普鲁士人，要这个东西做什么，这难道不是像和一个化了妆跳舞的人玩耍一样吗？”威廉骨子里还是一位陆军军官，所以说这样的话。俾斯麦带着很奇特的幽默感答道：“陛下确实不希望永守中立，只当一个‘主席（会长）’，对吗？”
直到年底，这位对皇位谦让不及的普鲁士王还在对他的儿子说：“我最反对的、最不喜欢的，就是称号问题。我不能不回忆起大日耳曼统一问题是我的哥哥最注意的事，也无法不记得这顶——纸上的——王冠是怎样被送到我哥哥面前，他又是怎样不肯戴的！……但我身体中尚有一个普鲁士人的血性的一面，……现在却把这个已经退出历史舞台的称号送到我眼前来，要我不再称王而称帝，这个皇帝称号之前是普鲁士的仇敌们所称的，已有一百年啦！……这是那些不良的命运之神在阴谋摆布我。”
一千年前，查理大帝曾和威廉今日有相同的感觉，因为教皇把皇冠戴在查理大帝的头上时，是出其不意的，查理也不愿意加冕。皇后后来说：“这一天，虽然是一个特殊的节日，假使预先知道了教皇的用意，我们大家是不会往那里去的。”
俾斯麦，本身就是一个实干家，最开始也反对称帝。直到10月，他还同太子说过关于旧时普鲁士朝廷的更伟大的光荣。不料他逐渐也对称帝这件事热心起来，承认皇帝称号能促进日耳曼统一。
日耳曼诸邦赞成建立一个帝国；巴登大公是赞成的，普鲁士太子尤为支持。弗莱塔格那时常同太子密谈，他后来这样批评太子：“在腓特烈看来，为他与太子妃先筹备新王冠与新利器，是很郑重的事。我指的是把日耳曼诸邦国重新凑拢起来，太子原是最初的发起人，他是使这件事最终发生的最重要的人。”德意志帝国议会第一次开会时，正是太子腓特烈布置并介绍萨克森朝诸帝曾使用的古老加冕座椅。这令持近代礼仪的议员们很诧异。
但是普鲁士王的儿子与女婿都没有提议称帝的资格，这个提议要出自最强的日耳曼诸邦之王——他正坐在梦境般的城堡里，着迷于音乐。巴登王无人理睬，因为路易王既用不着皇帝，也用不着帝国。一直等到有人告诉他，说他可以暂住在一所更华丽的宫殿，住到特里亚农宫，他才开始注意正在进行的事，打发他的太傅到打仗的地方，在巴黎城外先定下住处与马厩。
俾斯麦抓住这位太傅不放手。这位太傅就是霍伦斯泰因伯爵。俾斯麦费了这么多劲，难道因为一个国王不肯接受皇冠，另一个国王不肯送出皇冠，就让他的许多计划被推翻，从此停手了吗？他写了三封他认为写得最好的信，“就是当时在那里写的，在刚撤下食物的饭桌上写的，用的是不很黑的墨水和不过比吸墨纸好些的纸”。他证明给路易王看（路易王有他的忠厚之处），假如普鲁士王在巴伐利亚境内使用任何武力，自然会令巴伐利亚难堪，但是日耳曼皇帝与巴伐利亚诸王却不只是属于不同阶级的邻居，还是同一个国家的人；所以路易王只能让步于日耳曼皇帝，而不是让步于普鲁士王。假使这个论据还不能使他信服，此外还有一个更有力的论据，难道（俾斯麦认为）维特尔斯巴赫家族与俾斯麦家族不能联盟么？三百年前曾有这样的联盟！所以他在第一封信里头附了第二封信，在这封信中他感谢这位国王，“感谢巴伐利亚王朝的诸王在数十年间，给予我的祖先们这样不同寻常的爱，那时候维特尔斯巴赫家族辖治勃兰登堡的玛赤地区。”
在这两封信中，既有关于对方的权位的依据，又有利用对方的性情的依据。路易要回信的话，该写些什么呢？如果他做出与俾斯麦不同的提议，或是做了无论什么事刺激到了威廉，事情就有可能失败，因为普鲁士王不过需要一个不肯称帝的借口而已。据俾斯麦观察，威廉“不免想在诸邦的王公面前卖弄他的优点……表示他更注意看重普鲁士王的威望，而不是要他们承认帝号”。
所以俾斯麦要扮演治疗神经病的专家，把同一份药给他的两位高贵病人吃，药味虽同，而所用之法不同。他做了件最聪明的事，把信送给路易王的时候，他十分低声下气地把复信稿子也附在其中——这封信，是他代替路易王拟写给威廉的（“陛下只需要照着抄写就是啦”）。那位太傅带了三封信回去，不料路易王正病着，在旧天鹅堡里只愿听《查理四世》和瓦格纳的歌剧，而不是威廉皇帝什么的，何况他还牙疼。虽是这样说，霍伦斯泰因伯爵还是设法办成了，路易王把这封信读了两遍，不出俾斯麦所料，这位国王果然接受了这种恭维。他叫一个马夫拿纸墨来，自己坐在床上，并不同他的任何一个臣子商量，立刻写了俾斯麦要他写的劝进书。霍伦斯泰因迅速把信送回了凡尔赛。
凡尔赛恰巧正在庆祝某公主（也许是一位王妃）的生日。一位巴伐利亚亲王“在马上就要开宴之前，把信送给了威廉”。——“是一件公文吗？俾斯麦应该先看，这是他的分内之事。”所以吃过饭后，威廉把信交与俾斯麦，请他大声读给他和太子听。俾斯麦很郑重地高声读这封他自己写的信。收信人作何评价呢？威廉不用在意写信人的感觉，因为他在别处，这里又没有外人，所以老头子很不高兴地喊道：“这信来得真不凑巧！”太子腓特烈告诉我们，威廉王“因为这封信的内容，很不高兴，这封信使他极为沉闷”。威廉并没看出这里面的阴谋诡计，他叫太子腓特烈与俾斯麦都出去。太子觉得他的野心可以得到满足了，在屋外同俾斯麦握手。当天晚上他在日记中写道：“今天，帝国以不能挽回之势重新成立啦。现在，没有皇帝的时代，困难的时代，都已经过去了。这个如此傲人的称号，可以称得上是十足的担保。”
最开始，这封信中推选的皇帝，进行消极抵抗。无人敢对他谈起新皇冠的事，因为他不想做皇帝。但是什么事都筹备好了，到了现在，全民族的人都说“赞成”了。这出滑稽剧的第二幕，是在帝国议会上演的。有位议员得到允许，提问说日耳曼人民是否想要有一位至尊无上的君主。德布鲁克便“开始大声宣读巴伐利亚王的公文。……好像这顶不幸的日耳曼皇冠，是包在一块报纸中，从他的裤子口袋里掏出来的”。俾斯麦说：“这出称帝的滑稽戏，应该有一位能够更好地管理场面的人；应该有一种更为有效的布置。”
帝国议会的三十位代表同时被邀请前往凡尔赛，不是去送皇冠，而是去上劝进书。巴伐利亚议院表示不愿意批准此条约。威廉对于这个“劝进的代表团”很生气。晚上，代表们到了，威廉表示除非全部诸邦王公送来写得清清楚楚的正式公文，不然不接待这个代表团。“因为若不是这样，恢复帝号与帝国的提议就好像是从帝国议会中来的，而不是从诸邦王公中来的。”据太子说，宫廷众人公然询问：“这些人是来干什么的？”大本营的警察长斯提白写信给他的夫人说：“宫廷党与陆军党对此都很冷淡，我在这里代表日耳曼人民。”斯提白从前曾逮捕过一个共产党，他这句话里最好加几个字：“在非常时期！”
帝国议会的代表们是必须要接待的，但是王公们与将军们直到接待前一个小时才打定主意出去侍候。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警察署临时改作了接待处。太子不满意地说：“真不幸，今天用不上这样好看的云石楼梯。”西姆松做了一番演说，他很可能还记得，二十一年前他对前王，即威廉的哥哥所说的那番话，那时候他敬献的正是同一顶皇冠，却碰了个大钉子，他觉得很诧异。然后西姆松又宣读劝进文，里头有句话说：“北德意志帝国议会联合日耳曼各邦的在位王公们，请陛下接受日耳曼帝位，以敬祝帝国统一的神圣与成功。”威廉的答词和劝进书一样，使合法地位变得模糊不清。威廉说：“我只能在日耳曼各王公与各自由市一致表明支持，在日耳曼民族及其代表们正式表明与诸王公相同的意愿之后，才承认这是上天的命令。我深信上帝将降福于我，我将能敬奉天命而行。”就是这样，人民不过只有意愿。这“一块粪土”就是这样被镀上了一层金。日耳曼选举了两个犹太人当代表，因为西姆松所说的话都是拉斯克亲手写的，君主后来说：“我实在要谢谢拉斯克劝服我做皇帝！”这样，帝国成立了，倍倍尔与李卜克内西都被拘捕，罪名是大逆不道。他们不过批评了新宪法的形式，与其他六人一样不肯为新军费方案投赞同票，他们的理由是这些款子是为征服外国而筹的。那时拘捕他们，目的其实在于不许社会党的领袖们去参加竞选。
威廉王这位老先生还要演第三幕，这一幕比前两幕还要令人难以忍受。1月18日，从内务总管的公事房发出如下请帖：“将于中午在凡尔赛离宫的玻璃廊举办一种宗教节的庆祝仪式，将有短暂的祈祷。之后就宣布（即帝位）。”这份请帖中，不光使用的德文引人注意，而且“玻璃廊”三字还是法文的错译。另一个可注意之处就是没有发出请帖的人的署名。前一天君主不肯做“日耳曼皇帝”，想做“日耳曼的皇帝”，不然就干脆不做皇帝。俾斯麦竭力劝他相信“日耳曼的皇帝”这一称呼，包含土地的主权，并以俄国皇帝不是“俄国的皇帝”做榜样，但苦劝无效。威廉同他辩论，声称他的反对意见源于一个错误的翻译。俾斯麦给他看一枚银圆，上面刻的是普鲁士王，而非普鲁士的王。随后他引用自己信里的句子——就是巴伐利亚王照抄后送给普鲁士王的。他们的谈话从此过渡到帝与王地位的比较，太公爵与大公爵地位的比较（太公爵是奥地利皇帝之子的称呼，大公爵是统治大公爵领地者之称，又是俄国皇帝之子的称呼）。他说到一位普鲁士王曾在一个亭子里与一位皇帝相见，还引用许多历史实例证明给威廉看，明天的典礼确实不包括普鲁士的王登位的意思。那个老头子越发生气地说道：“不要说这些事以前是什么样子，今天该我决定现在是什么样子！太公爵的地位一直是高于普鲁士王公的，将来也是这样！”
老王忽然呜咽流泪，哀叹他的为难，因为明天他就要向宝贵的老普鲁士辞行了。他在一阵激动中说：“我儿子满心赞成新的办法，我却丝毫不愿走上那条路，只抱定普鲁士……”后来他雷霆大怒，跳了起来，不再讨论。他说不愿再听到一个关于明天的典礼的字。这就是最后一个普鲁士王的最后的先知般的叫喊。这位君主在日耳曼进军的时候，把他军营中的睡床放在路特西尔特某一宅第中最华丽的卧室里，把洗澡房当作书房；当别人说他是一位老英雄时，他就发怒；当人民谈论霍亨索伦的鹰时，他很生气地答道：“霍亨索伦的徽章上没有鹰。”1848年，威廉曾愿退隐以救他的哥哥；1862年，他也曾想过退隐以便在军事斗争中保全他的名誉；现在是1871年，他第三次愿意退出，要让位，“把一切都交给弗里兹”。这是因为他的爱全集中在普鲁士，而且他有着先知般的眼光，害怕这个过于夸张的新称号。
太子写道：“演过这一场之后，我觉得身体很不舒服，要吃药。后来我听说君主晚上不出来吃茶点。”明天会发生什么事呢？没人知道。但是内廷总管的职位比君主们要强，威廉所受的老派军官教育，使他不能不照办。第二天早上，在太子的安排下，军官们集中在镜厅，共有六十个扛大旗的，六百个军官，还有若干士兵，随后就是日耳曼在位的王公们——威廉王走在最后。因为没有人知道他愿意在什么帝号之下当皇帝，最要紧的事——如何布置众王公的位置，就由威廉王自己在那里指挥。他将此事安排得很合礼仪，还带着一种武士的谦虚。后来威廉王很直率地如实描写这件事：“陆军的位置，我并不去考虑，也不知道旗子该插在哪里。他们要给我专门布置一座宝殿，被我拒绝了。我更愿意在仪式中自始至终都站在王公们的队伍里，在神案之前。当我看见我的队旗和高旗被安放在高台上的时候，我就自然地走过去，因为我的队旗到哪里，我就要到哪里。台阶上挤满了人，诸王公们几乎没有地方站，他们都得站在我的下方。所以我让他们先上台阶去，又叫人把护卫军第一队（我进入陆军时就在这一队）、我自己的榴弹队、乡团大队（我曾当过很长时间的大队长）等队伍的旗子都放在背后，这样我就满意了。我本来打算站在神案前说我郑重的誓词，却被高台上的旗子挡住了，所以没有这么做。我只是可惜全部卫队的旗帜不在那里。”
在皇帝宝座被神案挤开，神案又被旗子挤开之后，新皇帝请日耳曼诸邦的在位王公们和他站在一条水平线上。他和这些王公们又被他的旗帜隔开。事先已经准备好了一篇短的祈祷文，牧师却没有照着念，反而在神案前读了一篇反对路易十四的演说词，又念了一篇论1月18日的话，把俾斯麦气得不行，因为这些话是“普鲁士人自我崇拜的话”。于是俾斯麦走上前，读了宣言书，开始的几句如下：“我们的普鲁士王威廉奉上帝之命，经由日耳曼联邦的王公们与各自由市一致恳请，请我们重整那中断了六十余年的帝国威严，请我们重建帝国以保持这样的威严……”这篇宣言书是对“日耳曼人民”说的。不过人民只有听命的资格，并不能质疑帝国议会的决定。普鲁士人就是这样在19世纪较好的那一段时间里，对世界宣称日耳曼各邦国的王公们已经像中世纪那样自己选择了一个皇帝，然后把这个事实告诉人民。
一个当时在场的医生说：“当俾斯麦念开始的那两句话时，他十分激动，胸脯起伏很大，脸色灰白，两耳无血，几乎透明。”俾斯麦此时是冒了一个大险，也难怪他如此激动。太子谈到这件事时却不是这么说的，他说俾斯麦“像个公事公办的人，毫无热情的痕迹或严肃的心境”。关于宣言念完后爆发出的喝彩，腓特烈说：“这时的情景非常令人感动，我双膝跪在皇帝面前，吻他的手，他扶我起来，让我站在他面前，然后十分动情地拥抱我。我无法切实写出自己当时的心情。”太子并不十分动心，因为他还能细心观察他的动作对众人的影响，他还说：“甚至拿大旗的人也有同样动情的表现。”
这位老君主不久就来了精神，因为他不喜欢演戏演得太久。他从台上走下来，脚步方向和眼神都显示他要走到功臣们那里去。将军们站在前排，就在王公们旁边，这两堆人之间站着一个人——俾斯麦站得笔直，手里还拿着宣言书，等着老王走到他面前来——俾斯麦绝不肯如腓特烈一样屈膝，他用他的眼神向皇帝行礼，整个状态不是放松的而是紧张的。他的期望是皇帝先感谢他，然后才感谢数百个观礼的人。从这点看来，虽然他经历了之前所有的事，其实他并不了解他的老主人。威廉并不希望做皇帝；若要做皇帝，他宁做日耳曼的皇帝，而不是日耳曼皇帝。俾斯麦把威廉在庆典上的全部快乐都破坏了！所以威廉并没有理这个得罪了他的人，而是从俾斯麦面前走过去，视他如无物，只把手伸向将军们。
这是威廉一世平生最为脆弱的时候，他明知道自己是通过俾斯麦这个人的雄心和努力才走到今天的。说此时是他最脆弱的时候，并不是因为他当众不理俾斯麦，而是因为他这样做不过是任由老年人的固执击败了自己的理性，他明白自己是不应该这样做的。在举行这个极为严肃的大典时，当着所有王公和旗手的面，当着众多记者和将军们的面（大部分的将军们都是俾斯麦的仇敌，要么妒忌他，要么恨他，里面至少有几位是喜欢搬弄是非的，第二天就会把这件事传得天下皆知），威廉明确表现出他喜欢什么人，又不能容忍什么人。首相独自一人站在那里，就是一个被孤立的象征。在场的人绝不可能错过他受辱的这一幕。今天皇帝有意地轻视，从镜厅的一百面镜子反射出去；明天将在成千上万人的想象中重演这一幕。
俾斯麦不动声色地忍受此次冷遇，只不过在记录上说，这件事并没有改变其他诸多政治关系，几天之后，“我们逐渐发现我们仍处在原来的地位上”。威廉王（让我们继续在一段时间内用“国王”的称呼吧，俾斯麦永远只用这个称呼的）接受了强加在他身上的帝位。威廉一向节俭，凡有公文来，他批过之后仍用原来的封套发回。仪式当天晚上他批阅俾斯麦送来的关于当日诸事的公文，封套上写着：“联邦会首相呈皇帝陛下。”他用笔勾去“联邦会”三个字，改作“帝国”。
德意志帝国就是这样谨慎、节俭、不出风头地开始了。
鲁恩躲开了称帝大典后，写信给他的夫人说：“我曾希望，皇帝既然已经顺利登基，俾斯麦暂时就该满意了，可不幸事实并非如此。”俾斯麦写信给乔安娜说：“我好久不写信了，请你不要责怪我。皇帝的诞生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国王们到了这个时候，产生了很奇怪的欲望，好像女人在要生那已无法待在肚子里的孩子之前一样。我充当产婆的角色，却往往觉得接生的是一枚即将爆炸的炸弹，将要把整座房屋都炸碎了。”大典举行之后两天，有人在饭桌上辩论“日耳曼皇帝”与“日耳曼的皇帝”的区别，还有其他类似的事，俾斯麦沉默了一会儿。后来他问：“你们有人知道德文的‘香肠’，用拉丁文该怎么写吗？……笑话！滑稽！我知道，这事对我来说就是一幕可笑的滑稽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