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相当高超的小王护士“一针见血”地成功了！液体刚输到一多半，由于我的肌肉颤动，针头还是不听话地跑出了血管，顿时鼓了起来，无奈只好作罢。这次还算幸运，输进去的药液起了作用，烧渐渐退了。真是感激小王护士，要不是她的坚持和果敢，我的烧还不知什么时候才能退呢！
这次输液，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次！！
不知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的牙齿坏得出奇。现在只剩下为数不多的几颗好牙。蛀牙一块一块地坏掉，现在只剩下烂牙根无法拔除。
我平生最害怕的就是牙疼。由于治疗起来相当困难，所以每次闹牙疼我都只能强忍着，直到神经线自然烂掉坏死。每一颗蛀牙都要经历发炎、疼痛、坏死的折磨。那种痛彻心扉的折磨，只有患过牙疼病的人才最清楚。
有一次我的后槽牙神经发炎，疼得我昼不得安，夜不能眠，搅得全家人也都不得消停。母亲心疼地说“再这样下去可不行，孩子会生生疼死的！还是赶紧去医院吧。”
医生说，像我这样的患者根本无法配合。要想拔牙也行，只能做全身麻醉。就为了一颗小小的牙齿要全身麻醉，确实有点小题大做。而且全麻可能会对我的身体带来副作用和危害。后来母亲想到她的一位同学在医院的牙科工作，就请求她走走后门，能接诊我这个特殊的患者。
当我坐在牙科的“老虎凳”上时，紧张得别提了！抖动得也越发厉害，汗水湿透了全身。
那天陪我去医院的有父母和另外两个阿姨，再加上两名护士，哇噻！他们6个人一起协同医生像打仗似的按住我，而我像极了一个不甘就擒的俘虏，拼了命地挣扎……
局部麻醉后还有感觉，特别是看到医生手里拿着的那把大钳子，吓得我快要窒息了。正当医生不停地在我嘴里使劲拔动的时候，我突然休克了！全身一下子松软，再也不抖动了！！
这可把在场的所有人吓坏了！母亲的同学阎阿姨最为紧张，由于使劲摁着我，再加上惊吓，此时她浑身出的汗并不亚于我。再看母亲，已经瘫软在地上了。
牙科诊室里乱作一团。
医生急忙给我吸氧、量血压、掐人中……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才渐渐苏醒过来。这个时候就是想让我再抖动，也没有了可能。因为连出气儿的力气我都没有了。
事后，胆战心惊的阎阿姨几乎每天都要往我家里打电话问候，生怕再出什么意外。幸亏没出意外，要不然怎么对得起好心的阎阿姨啊。
从此，我再也没去过医院看牙病。每次闹牙疼时，都是阎阿姨在她们医院里拿来些麻药和消炎药水，自己在家里简单地处理一下。
那次牙没拔成，反倒在家躺了两个月，连瘫坐在椅子里的力气都没了。整整半年，我都没缓过劲儿来。痉挛加徐动型的脑瘫患者就是这样，有病不能医，有痛不能除，真的非常非常痛苦！
一颗牙齿，就差点要了我的命！
3．康复的艰辛
从出生的那一刻，我就注定这辈子要和医院打交道了。产时脐绕颈造成的脑缺氧让我在出生后的第一时间就实施抢救。当医生用产钳把我夹出来后，我只有心跳没有呼吸。这时的麻醉师、儿科医生、产科医生还有护士们层层围在我和母亲身边，他们在和死神争夺我。
大约20分钟后，我在母亲的脚旁发出了像刚出生的小赖猫一样的叫声，而并不像正常的婴儿为了迎接世界所发出的洪亮啼哭。但医生们还是松了口气说了一句：活了。
母亲生下我连看上一眼都没来得及，我就被转到儿科病房的暖箱里，整整抢救治疗了1个月。
父亲每天都会到医院隔着玻璃窗看我一次。
时间久了，父亲和那里的护士们熟悉起来。有时护士们就爱跟他开玩笑：“又来看小美女了，帅哥？”
父亲苦笑不语。
年轻时的父亲很帅，很多女孩子都喜欢他。说真的，我长得就像他。
母亲在家坐了个空月子，奶水回去了，刀口感染了。情绪极度低落的母亲，每天都在思念、流泪中度日。因为我的小命生死未卜。
1个月后我出院了。母亲这才第一次见到自己的亲生骨肉。她从父亲怀里抢过我，然后紧紧地抱着，生怕再次分离。母亲望着我那没有血色的小脸，愧疚心疼的泪水，顺着她的脸颊不断流在我的身上。
我的各个功能发育都很差。每次喂牛奶若是多一点点，就会从鼻子里呛出来。半岁时，父母带我到儿童医院做例行检查。主治医师毫不留情地再次判了我的刑，说我的未来将不会坐，不会走，不会说，不能动，是个呆傻儿！
面对如此残酷的医学结论，年轻的母亲如同当头一棒，被打蒙在诊椅上站不起来了。
她恨医生！更恨自己！恨医生说话毫不留情，不给她一丝的希望！更恨自己没有给孩子一个健康的身体！觉得我的不幸全是她的过错！
现实就是这样令人沮丧悲哀！今后的日子该怎么过？
我刚满1岁的那年，母亲在报纸上看到北京地安门有位老中医专治小儿脑瘫。为了节省开支，她一个人买京津往返的火车票，每周去一次，当天去当天回。
寒冷的冬天，天不亮母亲就抱着还在睡梦中的我，踏上了求医的艰难路程。坐火车还成，对号入座。可20世纪80年代初北京的公交车就没那么幸运了。
老中医的家离火车站还有一大段距离，需要倒两次公交车才能到那里。身材瘦小的母亲抱着耷拉脑袋立不起个儿的我，肩上还背着个大包，里面装的全是我们娘俩一天的干粮和我备用的衣服。别说还抱着我，就是空手一人都很难登上拥挤不堪的公交车！
汽车缓缓地驶进站。期盼了很久的人群，像见到了救命的诺亚方舟似的疯狂地涌到车门口。母亲随着人潮拼命地往前挤。怎奈她身单力薄不是个儿，几辆车开过来都没能挤上去。“嘭”的一声，母亲肩膀上的背包带被挤断了！她一只手夹着我，另一只手夹着背包，正要奋力再次登上车门，后面的人又“不失时机”地把母亲的鞋踩掉了！“哎呀，我的鞋！”母亲急忙转过身带着哭腔喊道。
挤车又一次失败！
用母亲的话讲，当时的情景真是狼狈至极！但为我治病的决心和力量最终还是战胜了拥挤的人群！
其实真正看病的时间才用了1个小时，而返津的车票是下午5点多，剩下的四五个小时只能在大街上度过。
看过病后，母亲抱着我来到北海公园里消磨时间。望着穿梭的游人和美丽的景色，再低头看看熟睡在她怀里的我，泪水模糊了母亲的视线。整个下午，她一个人注视着公园里的湖水默默发呆。后来母亲说，她当时真想抱着我一头栽下去，了结这无尽的痛苦和绝望。但她又觉得这不是我的罪过，我是那么的弱小可怜和无辜，便失去了跳下去的勇气。
这样的日子折腾了几个月仍不见起色。后来父亲看到母亲那吃不消的身体，便阻止了我们。
北京中医学院的张主任介绍了一种梅花针。形似梅花的六棵针绑在一起，每天都要在我只有2岁的小脑袋上来回敲打10多分钟。每次治疗，我都被击打得鬼哭狼嚎。有时邻居们听了实在不忍心，便过来劝阻：“算了，别让孩子受这份罪了，以后好生待她就是了。”
我2岁半那年，母亲买了张月票，每天下午都抱着我坐公交车到很远的地方，去一位80岁的老中医家里扎针灸。炎热的7月，挤在没有空调的公交车上，全身都会被汗水湿透，分不清是母亲的还是我的。后来母亲被汗水濡得起了一身痱子，而我的症状也没见好转，这才心有不甘地作罢了。
父亲的一位朋友是体育学院的教授，会一些中医推拿，经常给一些脑瘫的孩子做康复治疗。父亲特意买了辆三轮车，把4岁多的我连同小椅子一起放到车上，小花姐在旁陪伴。每周3次，蹬着三轮到离家很远的体育学院做分胯治疗。
一件有惊无险的经历，至今我依然模糊地记得：那天晚上去体育学院做治疗，回来时父亲感觉有些累。16岁的小花姐非常懂事地要求她来蹬三轮车。
天黑路远，这时对面开过来一辆大卡车，打着远灯直射着我们。强烈刺眼的灯光照得小花姐睁不开眼，正巧赶上下坡路又在拐弯处，她只好紧贴右侧，以防与对面车辆相撞。可没想到一下子撞到了右边的马路牙子上……
三轮车重重地翻扣在路边！小花姐一骨碌翻坐起来，再看自己的腿，磕得鲜血直流。父亲坐在地上老半天动不了劲儿。我人小体重轻，又在父亲的保护下，所以没啥大碍。看到他俩那狼狈相，我不懂事地嘎嘎笑着……
我的双腿呈剪子形，从大腿根儿分不开，肌张力非常高，需要按摩推拿硬性地把它们分开，就像母亲跳芭蕾一样需要从小练开胯。这次治疗，父亲没有像以往那样心软，顾不得每次我都撕心裂肺的哀号。这样一直坚持了半年，后来父亲自己也学会了按摩技巧，每天在家为我按摩推拿1个小时。
记不清有多长时间了，我的双腿从根部慢慢可以分开了，并且松软了很多。看来童子功就是厉害，现在我的腿还能劈开一点呢。
后来即使有了妹妹，但父母也从未停止过对我的康复治疗。那些年，只要父母带我去康复，都会带着刚满3岁的妹妹。母亲搂着我和妹妹坐在三轮车里，父亲蹬着车前行。无论夏天酷暑难当风雨交加，还是冬日冰天雪地寒风呼啸，从来没有间断过。就这样，我们走遍了天津的大小医院。偌大个天津城的大街小巷，留下了我们一家4口深深的足迹，也见证了亲爱的父母对女儿的一片爱心和苦心。这些康复的经历，更牢牢地镌刻在我心里！
1989年深秋，我在天津中医学院做经络导引，每天必去，风雨无阻，一治就是9个月。那时7岁的我，已经有了记忆：我身上按穴位缠满了经络的线路，然后通上电，一跳一跳麻酥酥地敲击着我。有时脑门儿被勒得过紧，眼睛都睁不开了。可那时候我已经懂事了，特别盼望自己能好起来，所以无论多难受我都不吭声。医生们都喜欢我，说我坚强。我小时候长得很漂亮，白白的皮肤亮亮的眼睛。医生们给我起了个雅号：“白雪公主”。
3岁多的妹妹常常看到我被残酷地“五花大绑”起来，哇哇地哭闹着和医生们争吵：“别把我姐姐勒得太紧，放开她，放开她！”
小时候我不明白大人们为什么老折腾我。长大一点后明白了父母的苦心。现在心里更是充满了感激之情！
父母为了帮我康复，梦想着我能成为正常人，真是用尽了心血，绞尽了脑汁。科学的，迷信的，哪怕有一点点希望，他们都要试试。
记得1989年冬季的一天，母亲的一位朋友说，衡水地区有个远近闻名的巫师，看病算卦准得很，提议带我去试试。母亲怕带着我路上太遭罪，便一个人去了。
她带着我的病历和很多礼品，风尘仆仆地不知费了多少周折才赶到那儿。80多岁的独眼老太太，就是所谓的巫师。母亲说，她睁着的那一只眼睛里射出的光，显得特别阴森幽暗，叫人恐惧。
一进门，她什么都不问，立刻抓住母亲的手，斜楞着一只眼，贼贼地望着母亲的眉毛好半天才说：“你的灾难全都在你的左眼眉上了。”母亲慌忙打断她：“不是我有病，我是替我孩子来看病的。”
独眼老太太略显尴尬地往后挪挪身，又惺惺地坐下。母亲赶忙把我的病历本递给她，并详细说明我的症状。可她却连看都不看一眼病历，也不再听母亲的叙述了。她抬起身来，一撩门帘颤颤巍巍地进了里屋。过了好大一会儿工夫才从里面出来，手里拿着一个纸包说：“现在不能打开看，要等回家后并且要冲着东南方向打开。”还说我是五台山上的童子跑下来的，吩咐母亲回家后该怎样怎样做……
母亲拖着一身的疲惫连夜赶回家，并按照巫师的吩咐一一照做了。
事后证明，独眼老太太的这些招数其实根本就不管用，全是骗人的！！
还有一次，社会上流行着气功疗法。也是一位好心的朋友介绍我们到教育学院做气功。只见那位身材魁梧、秃头光顶的气功大师，手里举着老粗老粗的长竹筒，一头对着他自己的嘴，另一头冲着我的脑袋瓜儿，一口气“嘟嘟嘟”地吹着，脸都憋紫了……我看着他，低头窃喜。觉得好搞笑。
虽说这些所谓的治疗都没起作用，但却从中看到了父母的用心真的是良苦啊！
我的一位小病友的父亲，介绍我们用艾灸疗法按穴位熏蒸。好几个大饭盒似的铜盒里放上艾灸点燃，底部都是孔眼儿，烟雾从孔眼儿里冒出来熏蒸穴位，全身都绑满了。每天一次的治疗，弄得满屋子里乌烟瘴气，烟雾缭绕，犹如到了仙人洞。
那年我都20岁了，强烈盼望康复的我，有一点希望就不放弃！记得有一次，捆在我胳膊上的铜盒燃得很旺，烫得我好疼好疼，可我硬是一声不吭，咬牙坚持了20分钟。待取下盒子再一看：我的胳膊被烫了一个好大的燎泡！那时正好赶上三伏天，伤口感染化脓了。后来用了很多偏方治疗了很长一段时间才好。不过，还是留下了一大块永远也抹不去的疤痕。
2009年已经在北京工作的妹妹，依然没有放弃对我康复治疗的信心。她获悉北京尔康医院专门治疗脑瘫，便帮我联系住院。那次住了40多天的医院，耗资1万多元！一套系统的治疗又一次差点要了我的命！
入院后首先要做一系列常规检查。因为要做头部带电针灸，需要做脑电图。可我不停地徐动根本做不了，只能在安眠状态下才可实施。护士喂我口服了两瓶水合氯醛，但仍不能完全入睡。浓呛的药水令我呕吐不止，难受无比。没办法只能咬牙硬挺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