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事业是她生活的支撑，即便是在战火纷飞、食不果腹的时期，她依旧不改初衷，拖着病体坚持研究。在李庄，虽然疾病和贫困困扰着林徽因，但是面对天空每天轰鸣的敌人的轰炸机，林徽因还是和梁思成完成了《中国建筑史》。林徽因的内心强大可见一斑，而且在逃难的过程中，她从未放弃过自己辛苦得来的研究资料，他的儿子曾经如实地记录了当时的情景：“抗战开始以来，辗转几千公里的逃难，我们家几乎把全部‘细软’都丢光了，但是，战前父亲和营造学社同人们调查古建筑的原始资料——数以千计的照片、实测草图、纪录等等，他们却紧紧地抱在胸前，一张也没有遗失。只有那些无法携带的照相底版，还有一些珍贵的文献，他们在离开北平前，曾经存进了天津一家外国银行的地下保险库，当时以为这是最安全的。不料一九三九年天津大水时，地下室被淹，所存资料几乎全部被毁。这个消息是两年后才传到李庄的。姐姐告诉我，当父亲母亲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时都哭了。……就在这几间四面透风的农舍里，父亲同几位共患难的同事，请来当地的木匠，做了几张半原始的白木头绘画桌，摊开了他们的资料，决心着手全面系统地总结整理他们战前的调查成果，开始撰写《中国建筑史》。而母亲只要稍为好过一点就半坐在床上，翻阅《二十四史》和各种资料典籍，为书稿做种种补充、修改，润色文字。”
费正清和费慰梅曾经到李庄看望过林徽因夫妇，对他们的境况十分了解，多次来信劝他们去美国治疗、工作，林徽因和梁思成很感激朋友的关怀，但是对于他们的心意始终拒绝。他们给费正清夫妇回信说：“我们的祖国正在灾难中，我们不能离开她，假如我们必须死在刺刀或炸弹下，我们要死在祖国的土地上。”
林徽因用她的实际行动赢得了人们的尊重，即使是在情敌眼中，她也是优秀的。张幼仪曾说：“徐志摩的女朋友是另一个思想更复杂、长相更漂亮、双脚完全自由的女士。”林徽因所站的高度让那个时代的男子仰望的同时也备感压力和挑战，所以梁思成曾经诙谐地说：“做她的丈夫很不容易。中国有句俗话，‘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可是对我来说，老婆是自己的好，文章是老婆的好。我不否认和林徽因在一起有时很累，因为她的思想太活跃，和她在一起必须和她同样的反应敏捷才行，不然就跟不上她。”
林徽因不走寻常路，她所具有的独特的魅力、不凡的见识、宽广的心胸、强大的内心，不仅让那个时代的人也让后世人仰望。
很多人习惯仰望别人，认为自己永远也到达不了那个高度，却不知道高度是自己决定的，只要我们足够的努力和坚持，曾经那些仰望的高度也可以成为我们自己的高度。
人生的高度不取决于容貌、财富、家境、地位，而取决于你的思想，只要我们有一颗想要改变和提升自我的心，哪怕我们的起点低到了尘埃里，也能够离自己预定的高度越来越接近。
人活着一定要对生活有所感悟，即使身体饱受折磨，只要我们精神是愉悦的，只要我们一直有自己所坚持的理想和追求，就能够不断提高自己人生的高度，让世人不敢轻视你。就像林徽因一样，在逆境中迎难而上，不论遇到任何阻力都不放弃自己的梦想，在磨难中越来越坚强，始终坚守自己的高度并为之奋斗。
虽然高度可以自己决定，但是一定不要好高骛远，要对自己有清醒的认识，要找准定位，正如著名作家贾平凹所说：“一个人在世上吃什么饭是有定数的，本来不是吃那行饭的，就终究要回到这行来。你让猫拉车，车就会拉到床底下。”
女人不能没有追求
很多女人将精力都花在了男人和装扮上，依赖、依附他人，却不知，如果没有自己的追求，将幸福寄托在他人身上，幸福就会像空中楼阁，没有坚实的基石，终有一天会轰塌。
男人的魅力与事业的发展成正比，如果女人将精力和时间都消耗在男人和家庭中，而忽略了自己的追求，那么你的付出只会降低你在男人心目中的格调，为婚姻不幸埋下隐患。所以女人在任何时候都不能丧失自己的追求，在帮助男人建设他的世界的同时，要坚持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从事自己喜欢的职业，让自己的世界也得到建设。
女人要有自己的人生梦想和目标，有自己的兴趣和爱好，有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有独立的人格和个性。林徽因一生都有着明确的目标和追求，而且这个目标还是在她十几岁的时候就立下的，她用了一生的时间来实现自己的目标，没有因为物质的诱惑放弃也没有因为战争的残酷而终止。
林徽因追求思想的自由、追求生活的和谐、追求独立的人格、追求自己的理想，而她的坚持和追求构成了她充实而丰富的一生。
林徽因能够有一生值得奋斗和坚持的追求要感谢她的父亲，如果不是父亲带她游历欧洲，让她接触了建筑，中国就会少了一位女建筑家，或失去了两个中国建筑领域的先驱，让那些先人辛苦建造出来的历史遗物埋葬在战火的硝烟里。无论是美貌还是诗文，都可以让林徽因成为那个时代的宠儿、那个时代最艳丽的奇葩，但是缺少了“建筑美”，她的人生也许不会这么色彩斑斓，她的美也许不会这么完整。正是因为拥有了自己的事业，并在自己中意的领域做出了成就，她才更加光彩夺目。
那个时代的女性崇尚自由，追求自由，追求男女平等，而婚姻和爱情首先成了她们实践自己理想的工具。林徽因也不能脱俗，她对于爱情和婚姻有自己的理解。当徐志摩出现在她的生活中，并以超出常人的热情向她大胆示爱时，碧玉年华的她，虽然对爱情是向往的，但是并没有失了理智，她求助于自己的父亲，帮自己给徐志摩写了封婉拒信：“阁下用情之烈，令人感惊，徽亦惶惑不知何以为答，并无丝毫嘲笑之意，想足下误解了。”
虽然徐志摩并没有因为这封信打退堂鼓，但是理智的林徽因一直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面对对方炙热的情感选择了离开。因为她有自己的追求，她深知越是热烈的情感、越是纯粹的爱情越不能够长久，况且徐志摩的所作所为已经打破了道德的底线，这样的情感她不需要，也不会接受。她虽然接受了西方的思想，但是在爱情和婚姻上一直信奉中国传统观念。
无论是事业还是生活，林徽因的目标都是明确的，不会因为任何外界的因素而发生变化，诚如梁从诫所说：“当徐志摩以西方式诗人的热情突然对母亲表示倾心的时候，母亲无论在精神上、思想上、还是生活体验上都处在与他完全不能对等的地位上，因此也就不可能产生相应的感情。母亲后来说过，那时，像她这么一个在旧伦理教育熏陶下长大的姑娘，竟会像有人传说的那样去同一个比自己大八九岁的已婚男子谈恋爱，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母亲当然知道徐在追求自己，而且也很喜欢和敬佩这位诗人，尊重他所表露的爱情，但是正像她自己后来分析的：‘徐志摩当时爱的并不是真正的我，而是他用诗人的浪漫情绪想象出来的林徽因，可我其实并不是他心目中所想的那样一个人。’”
可见，林徽因是理智的、清醒的，她总是能够透过事物的表象看到本质，不会像同时代的那些追求轰轰烈烈的爱情的新女性一样最终变成爱情的奴隶，为之所困。
林徽因接受了西学，但是她总是有选择地吸收，所以她的骨子里还是传统的，她喜欢自己的生活简简单单，爱情在平淡中产生，能够踏踏实实地过生活，能够和自己所爱的人一起奋斗，成就他们的一生，所以她选择了梁思成。
感情生活并不是林徽因生活的全部，她对自己崇尚的建筑事业也同样的执着。她和爱人有着共同的理想和追求，他们不仅生活充实，还能在事业上相互扶持。她不仅拖着病体陪梁思成到全国各地去寻找古建筑，将那些在人们的视线里消失了的古建筑重新根植于人们的意识中，还对其进行了细致的研究。从她为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编、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建筑彩画图案》审稿后作的“序”中我们可以窥见她对自己的专业的钻研是怎样的深入细致，而且还可以看到，她在用语言准确而生动地表述形象和色彩方面，有着多么独到的功夫：
“青绿的双调和各彩色在应用上改动的结果，在全梁彩色组合上，把主要的对比搅乱了。如将那天你社留给我的那张印好的彩画样子，同清宫中大和门中梁上彩画（庚子年日军侵入北京时，由东京帝国大学建筑专家所测绘的一图，两者正是同一规格）详细核对，比照着一起看时，问题就很明显。原来的构图是以较暗的青绿为两端箍头藻头的主调，来衬托第一条梁中段以朱为地，以彩色吉祥草为纹样的枋心，和第二条梁靠近枋心的左右红的吉祥草的两段藻头。两层梁架上就只出三块红色的主题，当中再隔开一块长而细的红色垫版，全梁青、绿和朱的对比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一点也不乱。
“从花纹的比例上看，原来的纹样细密如锦，给人的感觉非常安静，不像这次所印的那样浑圆粗大，被金和白搅得热闹嘈杂，在效果上有异常不同的表现。青绿两色都是中国的矿质颜料，它们调和相处，不暗也不跳；白色略带蜜黄，不太宽，也不突出。在另外一张彩画上看到，原是细致如少数民族边饰织纹的箍头两旁纹样，在比例上也被你们那里的艺人们在插图时放大了。总而言之，那张印样确是‘走了样’的‘和玺（木宛）花结带’，与太和门中梁上同一格式的彩画相比，变得五彩缤纷，宾主不分，八仙过海，各显其能，聒噪喧腾，一片热闹而不知所云。从艺术效果上说，确是个失败的例子。”
即便是对美术或者建筑行业完全外行的人，读上面这两段专业文字，也会饶有兴趣，且回味无穷。
新中国成立之后，即使很多工作等着林徽因去做，但是她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追求，没有放松对中国古建筑方面的学术研究。她似乎找到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她为自己的追求寻找到了新的理论基础，她和梁思成以及莫宗江教授一道，尝试以唯物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来研究古建筑，对此梁从诫说：“在初步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之后，将他们多年来对中国建筑发展史的基本观点，做了一次全面的检讨，并在此基础上写出了《中国建筑发展的历史阶段》这篇长文（载一九五四年第二期《建筑学报》），第一次尝试着以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指导思想，重新回顾从远古直到现代中国建筑发展的整个历程，开始为他们的研究工作探求一个更加科学的理论基础。”
即使是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她也在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不仅完美地设计出来国徽，还接手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和建造工作。即便被疾病缠身，但是关乎国家的事情都能够让她精神一振，为了不让纪念碑影响天安门前建筑群的和谐，纪念碑的设计不受苏联老大哥青铜骑士之类风格的影响，除了组织工作，她还亲自为碑座和碑身设计了全套饰纹，特别是底座上的一系列花圈，她把家当作了工作的场所，没日没夜地设计图稿。梁从诫说：“为了这个设计，她曾对世界各地区、各时代的花草图案进行过反复对照、研究，对笔下的每一朵花，每一片叶，都描画过几十次、上百次。我还记得那两年里，我每次回家都可以看到她床边的几乎每一个纸片上，都有她灵感突来时所匆匆勾下的某个图形，就像音乐家们匆匆记下的几个音符、一句旋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