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前提却是“认”。曾国藩如果不认“纲常名教”这个“死理”，就不会在“正规军”都打不赢的时候带着“杂牌军”去拼命，也不会极力维护那既非汉族政权又已经并不怎么样了的清王朝。同样，毛泽东如果不是认准了“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也不会在连林彪都怀疑“红旗到底能打多久”时坚持“将革命进行到底”。实际上，曾国藩非常看重精神的作用。他在招募兵勇时曾特别强调：“年轻力壮、朴实而有农夫士气者为上，其油头滑面，有市井气者，有衙门气者，概不收用。”毛泽东的思想更明确。正是他，留下了“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这句名言。
可见，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风云突变的历史时期，曾国藩、谭嗣同、宋教仁、毛泽东等人虽然选择了不同的政治主张和救国道路，表现出来的却是同样的精神；而这种精神之所以在湖南尤为彰显，则部分地因为这曾经是一片远离中央朝廷的蛮荒之地。鸦片战争以前，湖南是较少有大官僚和大商贾的，有的只是老实巴交的庄稼汉和呆气木讷的读书人。他们较少受到官场和商界的熏染，乾隆皇帝的板子也较少打到他们的屁股上。这就为后来的救亡图存留下了一批“种子”，一批“读书种子”和“革命火种”。所以，正如明末清初时，深受国恩的那些达官贵人纷纷转向，平时郁郁不得其志的在野人士却起而抗清，同样，当八旗兵勇溃不成军，满洲亲贵一筹莫展时，远在湘省一口土话的曾国藩却救了他们一把。这大约又是“乾隆爷”所始料不及的。
毫无疑问，曾国藩能够带领一批乡勇挺身而出，最后打出“无湘不成军”的局面来，土，是一个重要原因。土则蛮，蛮则勇，勇则霸，是为“霸蛮”。但更重要的，还在于他是“士”。曾国藩是“士”，他身边和手下的将领，左宗棠、胡林翼、彭玉麟等也都是“士”，或以“国士”自许。据罗尔纲先生统计，湘军高级将领中书生出身的要占到六成以上。其中如罗泽南，竟能创造出一种“上马杀敌，下马讲学”的风范。也就是说，湘军，是一支由文人士大夫率领的地方武装。这是湘军不同于其他军队的紧要之处，也是他们比清王朝的绿营兵和洪秀全的太平军更有战斗力的根本原因。
当然，这也是所谓“湖南人的精神”形成的原因。
土气与士气
的确，使湘人在近现代“异军突起”的，正是“土气”和“士气”。这并不奇怪，礼失求诸野嘛！求之于野，则“土”；求之者礼，则“士”。因此，山河破碎国难当头之时，能够挺身而出，担负起天下兴亡的，便多半是些以“国士”自许的人。他们可能是黄道周那样的大儒，也可能是阎应元那样的典史，还可能是孙兆奎那样的义军，但无不具有凛然之气，是或有“土气”或有“士气”，甚至既有“土气”又有“士气”的人。
所谓“士气”，就是“士人之气”，也就是“书生意气”。这是自曾（曾参）、孟（孟轲）以来充盈于天地之间的“浩然正气”，也是自曾（曾国藩）、左（左宗棠）、蔡（蔡松坡）、黄（黄克强）以来回荡于三湘大地的“霸蛮之气”。毛泽东说：“呜呼湖南，鬻熊开国，稍启其封。曾、左，吾之先民；蔡、黄，邦之模范。”可见其心仪。事实上，当毛泽东写下“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诗句时，他的心中是充满这种“士气”的。毕竟，只有“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才可能“书生意气，挥斥方遒”。同样，“士气”也只可能存在于“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这样没有污染的土地，在灯红酒绿，觥筹交错，“暖风熏得游人醉”，“隔江犹唱后庭花”的地方，是没有的。故士气与土气并存。
士气的内涵是“自强、弘毅、求是、拓新”。《周易》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曾子则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可见自强与弘毅，是士人必有的品质。要自强，要弘毅，就非得有一股气不可。这股气，就是“士气”。所以，真正的士，必有“气”。如果是“无双国士”，则“气贯长虹”。
自强和弘毅是士的历史传统，求是和拓新是士的现代精神。这一精神在前述湘省士人身上也表现得非常突出。毛泽东不必说，蔡松坡和黄克强也不必说，就连曾国藩、左宗棠，也不是守旧人物。曾国藩如果是守旧人物，就不会有一个后来成为洋务派领袖的学生李鸿章。实际上，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们都是与时俱进的。拓新，是近现代士人的精神。
不过，最重要的还是“求是”。
求是，即“实事求是”。所谓“实事求是”，并非“实话实说”，而是通过实践去追求真理，即以“实事”（实践）来“求”（追求）“是”（真理）。实事，就非空谈；求是，就有理想。既有理想，又务实际，是近代湘省士人的共同特征。实事求是再加自强弘毅（也就是霸蛮），就使他们成为影响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的重要人物。
无疑，曾（曾国藩）、左（左宗棠）、谭（谭嗣同）、宋（宋教仁）、蔡（蔡松坡）、黄（黄克强）他们所求的“是”，是不是“是”（真理），是可以讨论的。包括曾国藩该不该打太平军，救清王朝；谭嗣同该不该霸蛮去送死，宋教仁该不该霸蛮搞宪政，都可以讨论。但霸蛮作为一种精神，却应该肯定。尤其是，当这种“霸蛮”（弘毅）是为了追求真理（求是）时，就更应该肯定。也就是说，你可以反对他们主张的“是”，但不能反对他们的“求”，更不该反对他们“求是”过程中的坚韧和执着。
诚然，一个人霸蛮去做的事，并不一定正确。但如果没有这种精神，那他就什么事情都做不成，或做不好，或不能做到底。同样，读书人（或知识分子）的意见不一定就对，正如民间的声音并不一定就有价值。但书生意气的可贵，并不在于掌握了知识，更不在于掌握了真理，而在于坚持，包括坚持和你不同的意见。这些意见可能是错误的，可能是谬误，却并不因此而没有存在的权利。事实上，真善美是和假恶丑相对立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这就需要正误两方面的坚持。没有这种坚持，最后也就不会有真理。真理并不是僵死不变的东西，它只能存在于不断的探索、追求和坚持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讲，探索、追求和坚持，本身就是真理。
因此，要提倡坚持真理，也要允许坚持谬误。谬误怎么也要允许坚持呢？因为没有对谬误的坚持，也就不会有对真理的掌握。谬误，当它已被实践证明是谬误，只会带来祸害不会带来效益的时候，是不会有人硬要坚持的（死要面子是另一回事）。倘若有人坚持，则或者说明谬误尚未被证明是谬误，或者说明真理尚未深入人心。如果是后一种情况，除了耐心说服，没有别的办法。这就要允许对方坚持。你不准人家说话，人家心里不服，对你坚持的真理有什么好处？如果是前一种情况，就更应该允许坚持了。因为一种观点倘若没有或不能被证明是谬误，则很可能不是谬误。实际上，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常常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拿不准是对是错。而且，正如大家都知道的，“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这时，如果没有相对宽松的环境，则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尚未被多数人认识和接受的真理便可能被扼杀。甚至就算坚持错了也没有关系。事实上，没有前人的“试错”，就没有后人的“成功”。所以，允许坚持谬误，是我们获得真理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那么，如果有人利用这一点，兴风作浪，妖言惑众，怎么办？办法也是有的。一是要相信真理自身的力量，二是要划清思想、言论和行为的界限。也就是说，思想和言论可以自由，行为不能自由。说得再白一点，就是你可以“胡思乱想”，可以“胡说八道”，不能“胡作非为”。行为，是要受法律制约的。如果这个人掌握了公共权力，则不但要受法律的制约，还要受民主的监督。民主和法治，才是防止动乱和祸乱的保证，但这已是题外话了。
鸦片的战争与战争的鸦片（1）
——读茅海建《天朝的崩溃》
弹冠相庆的战败者
鸦片战争是中国人的锥心之痛。
不过，认真说来，痛，是后来的事。当时好像不怎么痛。不但不痛，相反，1841年的那个夏天，“战败后的广州，并没有像通常那样死气沉沉，而是上上下下都喜气洋洋地互贺升迁”。2首席指挥官奕山，被钦命“交部优叙”，赏白玉翎管。其他官兵人等，则优叙的优叙，升官的升官，补缺的补缺，换顶戴的换顶戴，正所谓“弹冠相庆，共沐天恩”。因为负责这次战役的奕山，在奏报“战功”的同时，还一口气保举了“有功之臣”共五百五十四人，几乎囊括广州所有官员！
这可真是“胜利者的欢宴”！
然而事实又如何呢？事实是，奕山和他的同僚，既打了败仗，又公然违旨。
奕山的职衔，是“靖逆将军”。“靖逆将军”不是“抚远将军”。他只能“剿”（消灭英军），不能“抚”（停战言和）。道光皇帝给他下达的命令，也是“大兵兜剿”、“擒获夷酋”，“务使该夷片帆不返”。为此，皇帝下令调集湘、赣、鄂、桂、滇、黔、蜀七省大军供其驱使，还慷慨地一次性拨款三百万两充作军费。这次战役的前敌指挥部也阵容强大：领侍卫内大臣、御前大臣奕山，军机大臣兼户部尚书隆文，湖南提督杨芳，四川提督齐慎，原刑部尚书、现任两广总督祁贡，一共五位大员。道光皇帝决心之大，期望之高，可见一斑。
可惜事与愿违。“英夷”不但没有被“一鼓荡平”，清军反倒一败涂地；“夷酋”不但没有“束手就擒”，反倒指名道姓地要奕山亲自出面谈判，而且开出的价码中，竟然要求奕山等人率兵出城，驻扎在广州城外两百里处。最后的结果是，奕山不但全部接受英方所开条件，还提前两天缴清了六百万元的“使费”，总算是从英军的炮口下“赎”回了广州城。至于两国之间恢复通商，自然更是不在话下。
停战是违旨的，谈判是违旨的，同意通商也是违旨的，赔款就更是丧权辱国，然而却获得了嘉奖，天底下哪有这样的荒唐事体，又哪有这样的糊涂皇帝？
直接的原因当然是奕山向皇帝撒了谎。
就在广州城降旗高挂的5月26日，奕山给道光皇帝上了一道奏折，历数清军在5月23日至25日的“赫赫战功”，宣称击沉、焚毁英军轮船、兵船各一艘。6月4日，即停战协定达成九天、英军退离广州之后，奕山等人又上一折，声称英军头目（夷目）在城下“免冠作礼”，恳请“大皇帝开恩，追完商欠，俯准通商”。只要给他们这两项“恩典”，“英夷”们就“立即退出虎门，交还各炮台，不敢滋事”。其实所谓“商欠”，就是那六百万元的“赎城费”，奕山等人早在5月31日就交清了。通商则早是事实，奕山和先期到达的参赞大臣杨芳等人早就默许，不闻不问，只不过道光皇帝还蒙在鼓里而已。于是，这个冤大头皇帝便在上谕中“宽宏大量”地说，那些野蛮人（该夷）原本“性等犬羊，不值与之计较”。现在，天朝已略示薄惩，英夷又作礼乞恩，你们办事也不容易（朕谅汝等不得已之苦衷），那就恩准通商赏还商欠吧！奕山一看谎言生效，又在7月14日出奏，声称“英夷”听宣，感恩戴德，“额庆欢忭，免冠感伏，声言永不敢在广东滋事”。这个结果，虽然离“片帆不返”、“一鼓荡平”相去甚远，但“永不滋事”还是皇帝愿意听的，奕山等人岂有不加官晋爵之理？
同样，谎言既然如此有效，大清帝国的官员们，又岂有不竞相撒谎之理？
事实上，在整个鸦片战争史上，我们很难找到完全不撒谎的清廷官员和将领。两广总督邓廷桢撒谎，两江总督伊里布撒谎，钦差大臣琦善撒谎，参赞大臣杨芳也撒谎。杨芳官居从一品，爵封果勇侯，是战功赫赫的清代名将，然而一到广州就撒谎。而且，对英军作战毫无“果勇”之处，对皇帝撒谎却“果勇”得惊人。一只送照会的小船被手下发炮击回（纯属误会），竟被他夸张为“击沉英三板船两只，击断英大兵船主桅一根，击毙英军多名”的大胜仗。当然，杨芳的撒谎，和奕山相比，还是小巫见大巫。结果，最敢撒谎也罪孽最重的奕山交部优叙，赏白玉翎管；撒谎水平次于奕山的杨芳“革职留任”（原因在于多少讲了点真话）；相对诚实的林则徐（基本不撒谎）和琦善（后来才撒谎）处分最重——林则徐遣戍伊犁，琦善判斩监候（死缓）。这可真是谁不撒谎谁倒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