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主教也住在中央大街路边一座精致、典雅、巴洛克风格的府邸里，不过大家很少能够目睹他的尊容。他闭门索居，从来不参加社交活动，只有在黄昏时分，他那纤弱、瘦小的身影才会在几位政法教师和教区神父的陪同下出现在外城偏僻的街巷里。这位大主教可是一位大人物，他是许多公爵的恩师；即使他后来搬到小城市隐居，宫廷也不会忘记他。罗马和维也纳方面也听取他的建议，尊重他的意见。他不仅声名显赫，还是一位苦行者，始终远离人群，淡泊寡居，信徒们只有在重要节庆时才能看到穿戴华丽、威仪四方的他。其他时候，他活得像一位隐形人，睡在一张军营用的铁床上，就像皇帝[67]、穷人或经过严格教育的僧侣们。下午，他头戴一顶造型独特的大主教礼冠上街散步；无论冬夏，他都戴手套，只要遇到孩子们，他就会停下脚步，用戴着手套的手轻轻摸摸孩子们的脸。他在贫民区荒僻的小巷里散步，有一次我偷偷跟踪了他很久，被他纤弱的外表、别致的帽子和金手杖吸引，因为没有人戴着这样的高冠在街上行走。在一个街角，他注意到我，停住脚，招手把我叫到他跟前，问了我的姓名，随后拉着我的手把我送回家，就像牵着一头迷失的羔羊。这对我来说简直是奖赏，让我感到十分骄傲，好长时间我都激动万分地逢人就讲，当然是讲给愿意听我讲的人。我说：“大主教，一位真正的大主教，拉着我的手把我送回家。”出于崇拜之情，我诚心诚意地决定以后要当一名神父，并跟一位骨瘦如柴的小伙伴（他是一位军官男爵的儿子）一起用旧衬衫和破袜子缝制神职人员的行头，做弥撒祭袍、披肩和腰带。好长一段时间，我们秘密地彩排弥撒、坚振礼和洗礼仪式；我演神父，他扮辅祭，我还会用拉丁语背绝大部分的弥撒祷文。这是一个特别的游戏：我们将柴屋布置成小教堂，搭起祭台，拿祖父用过的一只脏水杯充当圣杯；我们还从安布鲁茨大婶那里买来薄饼，当辅祭用刀尖轻敲水杯的边缘，我举起盛着葡萄酒的圣杯，毛骨悚然地品着嘴里的薄饼，体验《新约》里记述的那个时刻……那并不是一出好游戏，假如让大主教知道，他肯定不会再喜欢我。
在大主教府邸的后院有一间小屋，教会的报纸就是在那里编辑的。城里总共有四份日报，大主教的报纸和两份劳动党宣传物均用匈牙利语印刷，第四份是一份历史悠久、传播更广泛的德文报纸。报社是靠党费存活，编辑换得像走马灯。在当时，大多数的外地编辑都是浪漫主义骑士，浪迹天涯的临时工，他们频繁更换城市，更换报社，当地咖啡馆的大堂主管为他们的离去感到惋惜。外地的编辑们都崇尚文学，在咖啡馆里，不打牌的时候，他们会在大理石的桌面上堆满“最现代作家”的作品。他们周游全国，就像首席歌剧女演员；他们的薪水少得可怜，必须挣外快才能维持生计，靠牌桌上的运气，或给当地团体做媒体宣传。在当时，媒体既有威望，又有权势。在靠码字谋生的穷小子们当中，有一位本地编辑极具优势，那是一个十分自负、浑身赘肉的胖子，一天到晚气喘吁吁地在城里东奔西走，领结松松地系在腊肉般的双下巴下。他总是“公务”繁忙，每隔一段时间就去一趟布达佩斯，回来后煞有介事地跟熟人透露，他在那里跟“最高层人士”商讨国家大事……市民阶层害怕媒体。企业商人、银行经理和城里的公务员都在人前虚张声势地竞相炫耀自己与媒体的良好关系，他们实际非常害怕公众监督。“编辑先生”始终是一位注重精神境界的人，他崇拜阿迪和现代诗人，但是与此同时，他经常造访外地储蓄所的经理办公室，在那里当然不会讨论文学和诗歌，而是为了别的事情争执。人们由于害怕媒体人，所以通常收买他们。当我们家人后来听说到这些时，我已在佩斯的报业圈混了好久，他们觉得我是个落魄之人，好像我是个剪草坪的或是屠夫。当时，记者在外地还不属于市民社会，人们跟他们打招呼，但不请他们吃午饭。若论社会等级，记者只比地方剧社的名伶靠前一点。记者的社会和经济状况只在后来这些年有所好转，受到尊重。
“报社”大多是与印刷厂毗邻的昏暗小屋，既是仓库和出版社总部，也是纸张销售点；废纸酸腐、沉滞的气味和印刷油墨，以及令人窒息的铅粉尘雾混在一起。“主编”叼着雪茄坐在出版社总部的办公桌后，脑子里盘算着执政党的赞助或如何争取到利润不菲的国家印刷业务；编辑将佩斯的电话号码贴在隔壁的写字台上；透过玻璃门可以听到印刷机器的轰鸣声和贴报纸女孩们的歌唱声。那是一个具有魔力的地方，谁去那里都会被感染。隔壁是制版车间，橱柜里的字架上摆着蒙尘的铅字。在学生时代，有一次我悄悄溜进一家熟人开的印刷厂制版车间偷看人家工作，老巴奈科维奇负责为当地最大的一家报纸排版。有一天他跟我说：“还缺个头条，年轻人；让他赶紧写点什么。”我去了编辑室，可屋子里没人（编辑在什么地方打牌呢），我坐到一张桌子旁，想出几句奇言怪语，开始咬着笔杆写了篇文章，抨击腐败、专断的城市管理。巴奈科维奇读了文章，大为赞赏，立即开始动手排版。我兴奋地在城里转了一整天，感觉在我身上发生了什么不可救药的事。那年我十四岁。
夏季的那几个月，有钱人家都到城外度假，住在班库山或切尔梅伊山上的避暑山庄。烧木柴驱动、像咖啡研磨机似的嘎嘎作响的小火车从6月1日起每天运营，一直驶到切尔梅伊泉边那家名叫“羔羊”的小酒馆。陡峭的盘山路从那里开始，穿过蘑菇味的野林通向山顶，通向班库的温泉度假村。那是一片原始森林，城市的领地，茂密幽邃的处女地。晴天时，从那块名叫“欧蒂莉亚”的林间空地举目眺望，可以看到国境上的峰峦。森林里到处都是野山莓、清冽的泉水、贵重的蘑菇、刺柏和蓝莓。那是“真正的”森林，以后我再没见过能够与之比拟的地方；无论法国还是英国的森林，都无法跟我童年时代的避暑地相比。那片森林无边无际，站在名叫“赫拉多瓦”的林间空地，可以俯瞰山谷和美丽的小村庄，那是一幅清爽、多彩、宁静的风景画，那里的气候、味道、香气不同于我后来到过的国内任何一个地方。对我来说，从“欧蒂莉亚”或“赫拉多瓦”眺望到的土地才是我真正的“祖国”，与其他陌生的州郡相比，这里更真实，更内在。从山顶开始，是一片无边无际的松树林，松涛和寂静总响在我耳畔，就像一个生长在海边的人，即使住在大城市里，也永远能听到浪涛声。战争的第一天，暴风雨席卷大地；狂风吹走了我童年时代的大森林，吹走了与之相关、值得留恋的一切。
当一部分城市家庭在这里修建避暑别墅，或在乡村旅店租下鼠臊味的、长满厚厚苔藓的客房时，班库和赫拉多瓦的山林还很茂密，充满原始的美。第一栋装饰繁复的猎屋式别墅建在林间公路旁，主人是我的一位年迈的姑姑；她患病三十年，卧床不起，在病榻上万无疏漏地操持家务，掌管财产。每年初夏，家人都把她送到这儿“呼吸新鲜空气”。当然，她从来不会离开避暑小屋潮湿的房间，窗户用布条封得死死的，屋里的空气令人窒息，她躺在用枕头和鸭绒被垫得很高的床铺上，躺在金丝雀、铜壶、篮子和钩针织物中间，向来访者夸奖新鲜空气的好处。待在房间里的客人则因堆放的杂物、病人的体味和空气缺氧而感到窒息，可是姑姑始终没有注意到这点，每年都要出来“换换空气”。不管怎样，这肯定对她还是有好处的，因为她确实活到很老。在山上，人们过着享受、平和的温泉度假生活，因为那时的市民们还不时兴去远处疗养，除非病了。晚上，马车从城里拉来丈夫们和第二天的食品。旅馆饭堂的餐桌上，防风罩护着蜡烛的柔光，这里有吉卜赛人演奏，在市民的田园生活中弥漫着某种不真实的和平气息。有钱人世世代代彼此依存，其生活方式的内在品质确定了家庭之间交往的基调。谁想去陌生的地方泡温泉呢？谁乐意去未知的世界呢？有一次，我跟父母还真去了国外泡温泉，在东海岸附近，我们带去了新采摘的葡萄，还有我才出生几个月的弟弟；母亲担心婴儿受不了旅途的颠簸，在火车车厢内的门窗之间支起一张吊床。这个发明的结果是，旅客们要绕开我们的车厢，更倒霉的是，从我们住的城市开到柏林，睡在吊床里的弟弟居然得了脑震荡，结果我们在柏林什么也没看，只看了医生和一间旅馆客房。也许这是我们后来再也不去国外避暑的另一个原因。我们也到班库避暑，在林边租下一栋别墅，在这里度过生命中或许最平静、最无忧的一段日子。一天里发生的重大事件，就是晚上有一户城里人驾驶自家的小轿车到来（或许那不仅是城里，也是全国的第一辆，唯一的一辆小轿车），车身漆成蓝精灵的颜色，开得很慢，不停地鸣笛，在小孩子们的帮助下像蜗牛一样爬上班库山的陡坡，在那里，度假的人们正兴奋地恭候。铁工厂老板的轿车总是停在旅馆门前，为度假村增添了庄重的色彩；我们这些孩子们，每天都汗流浃背、激动万分地将这新时代的庞然大物推到那里。在晚上六点左右，我们站在山下等候。铁工厂老板坐在驾驶室里，点着一支烟，态度和蔼地招招手，喜形于色、得意扬扬地鸣几声笛，朝等在那里的孩子们喊道：“过来推吧，帮帮车轮的忙！”行至半途，我们在魔鬼沟遇到一位老律师，他可能是城里最年长的人之一，他厌倦了律师的行当，在他办公室的写字台上方，挂着一块用红丝线绣的牌子，上面写着：“我不收支票！”他整日在山林里捕蝴蝶。老先生自己也变成了一个孩子，帮助我们推汽车。就这样，我们在太阳落山时抵达度假村，累得筋疲力尽，却心满意足。我们用自己的方式与时俱进，尽管有点古怪。
12
从班库山的一个眺望台，可以俯瞰到处是钟楼、屋顶和窄巷的城市；这里有两座“贵族墓园”，罗西利亚和卡瓦利亚，在那里安息的都是富裕人家，建有气派的灵堂，不像葬在平民公墓千坟一面的墓室内的无产者或犹太人。罗西利亚是名人、商贾、当地大家族、缙绅和世袭贵族的墓园；在弥漫着麝香草、木犀草香气的卡瓦利亚墓园里，长眠着有钱的乡绅大户。在城市不大的地盘上，挤满了小街和小市场，它们之所以非常狭小，是因为建在曾经的城堡和防御工事里；在指向天空的屋顶之上，在密密麻麻的建筑群中央，在像是用圆规标出的中心位置，尚未完工的大教堂钟楼兀然耸立。这座有六百年历史的教区大教堂卓尔不群地矗立在城市上空，像是几百年来围绕它涌流的一切生命与思想的核心：仿佛穿越了时光和时代，维持着城市的平衡，犹如物化的思想，远远就可以看到它在日常的喧嚣、混乱和城市噪声中昂首站立。矗立在城市上空的瞭望塔高达五十三米，监视火灾的发生，守卫城市的和平。在大教堂隔壁，从五十米高的欧尔班钟楼传出深沉、庄重的钟声，早在拉库茨[68]时代，它就宣告着喜庆、苦难与死亡。这座三廊式、彩色陶砖镶顶、高大鎏金的大教堂，凌驾于小城之上。
每当我从教堂门前走过，都会感到脊背发凉。在教堂里，昏暗的光线下总在举行弥撒，总会有谁在哪个祭坛上高声说话。“当我从大教堂的门前走过，心里会充满什么样的感觉？”——我们有一位匈牙利语老师，每年都给我们出这个他最钟爱的作文题，我每年都这样回答：站在大教堂门前，我心里充满了“升华感”。大教堂，这个博大、崇高的思想化身，多少会让这座城市诚惶诚恐。它太磅礴太辉煌太神秘了，朦胧而崇高，让人无法适应，无法思考，它神气、傲慢地居住在城市上空。在教堂的一座地宫里，拉库茨的骨灰保存在一口硕大的大理石棺椁里。石棺周围摆满了月桂叶花环和各种旗帜，上面刻着：为了自由。每当我随学校郊游或虔诚拜谒，只要看到在破旧旗子上绣的这个词，都会感到非常震撼。那种感受十分特别，就像一行慷慨激昂、惊天动地的伟大诗句，每每咏读，都会让人感到脊背窜凉。当我读到这个词时，我并不知道它确切的含义；或许并不是出于口号中常喊的“为了祖国”和“热爱祖国”，而是仅仅由于那个词的含义本身：自由。每当我从大教堂门前走过，这个词都像一句含混的暗号在我脑际响起，或许为了它，活着才有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