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前一时期一样，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6年至1847年也力求在报刊上系统地宣传他们的观点。恩格斯1846年10月18日左右写给马克思的信证明，为此应该利用1847年上半年在巴黎出版的民主派杂志《巴黎时钟》。马克思和恩格斯试图从思想上影响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阿达尔贝特·伯恩施太德让人办的《德意志—布鲁塞尔报》，这个尝试取得较大的成功。正如从马克思1847年8月8日给海尔维格的信中推知的那样，他完全知道该报的缺点，但是，马克思重视已经出现的可以利用这家不受书报检查的反对派的报纸来宣传共产主义者的理论和政治思想的机会。1847年9月，科学共产主义的创始人开始不断地为这家报纸撰稿。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中提到他们在《德意志—布鲁塞尔报》上发表的文章（恩格斯的《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马克思的《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文中捍卫和发展了科学共产主义的原则。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的日趋增长的影响，逐渐使他们的朋友转变了对该报的看法。从魏德迈给马克思的信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在他的1847年9月1日的信中人们还感觉一种谨慎的观望态度，但是，他在1848年1月就表明了对撰稿的赞同态度；他认为《德意志—布鲁塞尔报》是能够使德国革命运动更有成效的报纸。[10]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革命实践活动在通信中占有很大篇幅，这些活动的宗旨是组成和巩固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中最进步的力量，在与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空想共产主义的形形色色的思潮的斗争中捍卫科学共产主义思想。本卷中马克思恩格斯活动的第一个阶段——1846年5月至1847年1月——是组织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阶段，该通讯委员会应当把德国和欧洲其他一些国家的真正革命的和共产主义的力量聚集在马克思恩格斯学说的周围，并根据这一学说促进革命政党的形成。马克思1846年5月5日给蒲鲁东的信中概略地叙述了实现这个目的的途径：讨论学术问题、相互批评、交换信息、出版通俗的社会主义著作。1846年初就在马克思恩格斯领导下成立的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担任了指导的角色。在几个月的过程中同德国、法国和英国的共产主义者建立了联系。
正如马克思1846年8月给贝尔奈斯的信所证明的那样，他的出发点是，在积极阐述他和恩格斯开创的学说之前必须无情地批判各种不成熟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11]恩格斯1846年5月和6月给马克思的信表明，他为反对德国空想共产主义工人思想家威廉·魏特林的非科学的观点而进行了斗争。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魏特林在法国和瑞士的德国工人中宣传共产主义思想时起了很大作用。在其以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依据创立的学说中，表现出德国早期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1846年初，马克思和恩格斯试图争取魏特林参加科学的和革命的宣传。但是，很快就证实他不理解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并且竭力把他的陈旧的空想体系同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对立起来，想以此来推动在德国的宣传。通信可以使人看到马克思结束与魏特林主义的斗争，在这里，马克思和恩格斯1846年5月11日在布鲁塞尔委员会会议上商讨的《反克利盖的通告》起了重要作用。在这个通告里，“真正的”社会主义及其感伤的词句，间接的还有魏特林的共产主义，受到批判。从魏特林1846年5月16日给海尔曼·克利盖的信以及赫斯1846年5月20日给马克思的信[12]推知：魏特林对这个文件持严厉拒绝的态度。这导致魏特林同马克思的决裂，对此魏特林1846年5月24日给马克思的信[13]可以证明。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之一莫泽斯·赫斯的关系中，反映了1846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中就开始与“真正的”社会主义作斗争。根据赫斯1846年5月20日和29日给马克思的信，可以断定，在1846年3月赫斯从布鲁塞尔启程时就已发生最严重的意见分歧。赫斯在5月份的一些信中站在魏特林一边，并声明他同布鲁塞尔通讯委员会决裂。但是，他陷于孤立，后来改变了自己的立场，而且在1846年7月28日的信中就声明准备支持马克思的立场：同科学共产主义的敌人的积极斗争是必不可免的[14]。但是，赫斯的这一保证和以后的一些保证并没有改变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他的保留态度。他们在1846—1848年的一些信里多次表明他们对赫斯的批判态度。
本卷收入一大批反映布鲁塞尔通讯委员会同德国共产主义思想追随者的联系的书信。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布鲁塞尔委员会1846年6月15日给乌培河谷共产主义者的复信中提出德国共产主义者活动的基本方向。他们反对提前召开共产主义代表大会的计划，反对过高估计作为民主主义运动形式的请愿，并概略地叙述了德国共产主义者进一步活动的途径。他们在1846年6月15日的信中说，在确定共产主义者的斗争形式时，考虑社会政治形势是多么重要。
马克思和由他领导的布鲁塞尔通讯委员会1846年同德国共产主义者的通讯证明，委员会能同各国志同道合的人建立了比较密切的关系。魏德迈寄自威斯特伐里亚的信，毕尔格尔斯、丹尼尔斯和亨利希·楚劳夫寄自莱茵省的信以及维贝尔寄自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信，都很有意义，有时有关于德国社会运动，特别是1846年8月科隆革命事件和在德国出版共产主义书籍的难得的消息。
马克思和恩格斯特别重视同巴黎——当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中心——建立通讯联系。正义者同盟的领导人之一艾韦贝克有一段时期是布鲁塞尔委员会的巴黎通讯员。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有必要使德国工人和手工业者的这个组织接触科学共产主义的思想。正义者同盟联合了几百个工人，首先是在法国、英国、瑞士、德国和其他国家的德国工人。1846年年中，同盟陷入思想危机。当同盟中组织起来的部分德国工人战胜魏特林的思想时，形形色色的空想理论，如卡贝主义和蒲鲁东主义获得了影响。艾韦贝克1846年5月15日给马克思的信证明：在巴黎的正义者同盟盟员中，“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格律恩特别活跃，艾韦贝克本人也对他在巴黎同盟支部的宣传活动持积极态度。恩格斯1846年8月中旬前往巴黎，着手克服这种影响，并在德国工人中宣传科学共产主义思想。
恩格斯1846年8月19日、9月16日和10月23日从巴黎给布鲁塞尔通讯委员会的报道，同他这一时期给马克思的信一样，都具有伟大的理论意义。这些报道和信特别清楚地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为在工人中传播他们的学说而奋斗的情况。恩格斯的信证明，他日复一日地不厌其烦和坚持不懈地向在巴黎的德国工人说明格律恩观点的小资产阶级性质和非科学性，说明蒲鲁东关于通过建立所谓的工人联合会来消灭资本主义剥削的思想的不切实际和危害。恩格斯以科学共产主义的明确论断反对蒲鲁东的不现实的计划和格律恩的抽象空论。恩格斯在一次讨论中给共产主义的宗旨下了简单通俗的定义：“（1）维护同资产者利益相反的无产者的利益；（2）用消灭私有制而代之以财产公有的手段来实现这一点；（3）除了进行暴力的民主的革命以外，不承认有实现这些目的的其他手段”[15]。后来这些论点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宣传文件中得到进一步的发挥。
从恩格斯的信中推知，恩格斯在巴黎进行宣传活动的过程中遇到过很大困难。德国工人的阶级觉悟还未发挥出来，他们往往缺乏最起码的教育，极易接受各种可能的空想学说和感伤的言词。恩格斯后来对此说道：“……有一点……是不可避免的：每当问题涉及具体批判现存社会，即分析经济事实的时候，他们的手工业者旧有的成见对于他们就成为一种障碍。我不相信当时在整个同盟里有一个人是读过一本经济学书籍的。但这没有多大关系；‘平等’、‘博爱’和‘正义’暂时还有助于克服一切理论上的困难。”[16]恩格斯的信中有部分德国工人、正义者同盟盟员在思想上不成熟的许多例子。正如恩格斯在1846年10月23日和1848年1月14日给马克思的信中所强调的，这可以从他们生存的经济条件和社会条件的落后加以解释[17]。尽管如此，恩格斯终于使格律恩对巴黎正义者同盟盟员的影响一落千丈。艾韦贝克1846年8月20日和1847年6月27日左右给马克思的信证明，他在恩格斯的直接影响下摆脱了格律恩[18]。巴黎的一些德国工人成了马克思、恩格斯，特别是阿道夫·云格的观点的追随者和宣传者。
马克思和恩格斯非常重视同伦敦正义者同盟中起领导作用的盟员如卡尔·沙佩尔、约瑟夫·莫尔和亨利希·鲍威尔建立联系。本卷收入伦敦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1846年6月至1847年1月给布鲁塞尔委员会的几封信。它们介绍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同伦敦人保持的频繁的通讯关系。正义者同盟伦敦领导人的信是矛盾的，一方面，信中有对魏特林和他的理论的批评意见，以及对伦敦德国共产主义者积极的和富有成果的宣传活动的报道；另一方面，1846年6月6日和7月17日的信又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空想理论，对他们的《反克利盖的通告》持否定态度；表明他们力图以折中的方式联合德国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各种流派。
恩格斯在1846年给马克思的一些信中尖锐地批判了伦敦人的文献，特别是伦敦工人教育协会1846年9月13日就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问题发表的呼吁书，该呼吁书按照“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思想来处理民族问题，而不考虑当地的具体情况。恩格斯在1846年9月18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强调指出，这是“完全漠视实际存在的关系，无力把握历史的发展”[19]。在恩格斯1846年底写的信中也有对伦敦人的观点的否定性评价。马克思持有完全与恩格斯相同的观点。
另外，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如恩格斯的信指出的那样——认为正义者同盟的伦敦盟员是德国工人中最发展的部分，是唯一“能够与之干脆地、直接地建立联系的人”[20]。双方共同努力，加强共产主义的宣传活动，这促进了他们的接近。当马克思和恩格斯1846年在报上和一些信——以布鲁塞尔委员会的名义写给伦敦的信——中批判空想理论时，正义者同盟的伦敦领导人渐渐认识到科学的现实观的必要性。鉴于他们作为新的同盟领导必然确定组织的进一步活动并制定纲领，他们在1846年底至1847年初提出结论，只有依靠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帮助，同盟才能摆脱思想危机。
伦敦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1847年1月20日致函布鲁塞尔委员会，委托约瑟夫·莫尔同马克思恩格斯商谈加入正义者同盟的事[21]。马克思后来就商谈过程及其结果写道：“我们对这种建议有种种顾虑，但都被莫尔打消了，因为他通知说：中央委员会准备在伦敦召开同盟代表大会，大会上，我们所坚持的各种批判的观点，将作为同盟的理论在正式的宣言中表现出来；他又说，可是为了同保守派分子和反对派分子作斗争，我们必然亲自参加大会，这就涉及我们要加入同盟这样一个问题了。这样，我们就加入了同盟。”[22]
马克思和恩格斯加入正义者同盟（该同盟在1847年6月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改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表明他们作为工人运动的领袖，开始了自己活动的新时期。
共产主义者同盟必须秘密活动，因此，只获得少量关于他们内部活动情况的证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含有关于他们对同盟活动的日益增长的思想和政治影响的重要文献资料，并报道了他们为同盟彻底转向科学共产主义立场所作的斗争。
从1847年至1848年初，马克思领导同盟的布鲁塞尔区部，恩格斯则在同盟的巴黎支部里起了重要作用。马克思1847年3月7日给丹尼尔斯的信以及丹尼尔斯、毕尔格尔斯和魏德迈1847—1848年给马克思的信证明，马克思成功地吸收他在德国的朋友和志同道合的人参加同盟的活动，让他们积极参加科学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响下——如本卷资料清楚地证明的那样——维尔特、威廉·沃尔弗、斐迪南·沃尔弗、波尔恩、里德尔、比利时的民主主义者日果和特德斯科等人，成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积极盟员。恩格斯1847年9月28—30日给马克思的信和马克思10月26日给海尔维格的信证明他们为扩大同盟的影响所作的努力。信中谈到1847年8月底成立的布鲁塞尔德国工人联合会，依靠联合会的帮助也能成为同盟的新盟员。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表明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筹备情况和过程，恩格斯当选为巴黎区部的代表，威廉·沃尔弗当选为布鲁塞尔区部的代表。当时马克思的经济窘迫，因此，他——从他1847年5月15日给恩格斯的信推知——未能参加大会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