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是这样的，”他告诉我，“日本空军在阳明堡紧急降落，我们一直密切观察着他们。一天晚上，我们的密探送来消息说停机坪一共有二十四架飞机。我直接派了一个营出发去阳明堡镇北部，另一个营进攻镇的南部，而我自己带领着第三个营。我们在夜间悄悄靠近阳明堡。两支中队突袭了日军的守卫部队；另外两支包抄了停机坪，士兵们只用手榴弹就炸毁了二十二架敌机，剩下两架趁机逃跑了。”
我听着这些故事，脑海里开始浮现当时的画面。侵略部队像大象一样穿过了山西省，所过之处遍地狼藉。但是这头大象被不论白天黑夜都被不停歇的蜂群所困扰。蜂群不停地在它身上叮咬。大象的食物则完全靠着后方家园的供给，蜂群还时不时地半路劫获这些供给。那么，大象在这种情况下能存活多久呢？
然而蜂群也需要生存。军民之间的合作的另一个原因是：军队保护着农场主，农场主为平民和军队提供着与援助对等的食物。
陈锡联在第二天早上通知我他将会与护送我们过战线的一个营一起出发。陈锡联今年二十一岁，是八路军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团长。十年前他参军时跟徐海东一样大。忠诚、讲求实际的头脑和极好的身体素质是他晋升如此之快的原因。他有着拳击手一般的外貌，走路时昂首挺胸，这在无意中也显示出了他的自信。
与县长共度的早餐时间延误了我们的行程，但是最终证明这延误恰到好处。当我们向北进军时，沿途地势变得更加崎岖，山也更险峻。我们逐渐靠近因日军频繁进攻而疏散了的村庄。也因出于对日军的避讳，我们在正午时分靠近宗武的地方停了下来。明天我们将用突击的方式穿过战线。
那又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日子，立波、小田、陈赓和我懒洋洋地坐在临时落脚的院子里。一个农民过来看望陈赓，听他说完话后陈赓赶忙扣紧了自己的毛瑟枪。原来是一支日军纵队正在向东行至一个山谷，在一点五英里以北的东冶头两军就会相遇。
几分钟之后陈赓回来通知我们目前的处境很危急，他要带领警卫队战斗去。他的指挥部（包括了无线电设备）将会设置在后方三英里外，也就是我们刚刚经过的那座山后叫前岩的地方。我们也要跟随他回到那儿吗？我们赞成这样做，不过考虑到目前的处境，我们实在不便继续打扰了。就在我们离开院子前，炮火声已经在不远处响起。日军正在使用他们最喜欢的侦察机向我们开火。
我们仓皇地把行李捆到骡子身上后向那座山赶去。跟我们一起走的还有村子里的大批难民，一些家庭主妇努力地把被褥打包背在背上，其他人则缓缓地穿越山谷向着另一方向的山走去。
二十分钟过去了，正当我们艰难跋涉时，立波向后看了一眼村庄后惊呼起来。
“看，”他大喊道。日军的装甲兵正从北面山脚下进入村庄。
傍晚时分陈赓来找我们。烛光下他在炕上摊开了一张地图，大略给我们讲了一下现在的形势：一支五百人的敌军小分队现在就在东冶头。另外一支分队正在从北面赶去。他们的目标可能是：（1）封锁我们北上的道路，（2）搜寻食物，（3）向皋落移动。陈赓提议继续监视敌军的一举一动，等待合适的时机再发动袭击。他的任务本来是护送我们穿越铁路，没必要的话他不会轻举妄动，但是不论怎样他都会在皋落保护他方军队不受敌军侵袭。这是个正确的判断。
“如果当时我们去了东冶头，你会怎么处理这种情况？”我问。
陈赓做了一个鬼脸。“那样的话，”他说，“对我们来说很艰难。我们会处于两支军队之间。真是要感谢县长那顿早饭，把咱们从这场灾难里救了出来。”
他解释了为什么我们没有更早接到日军纵队靠近的消息。我们双方都同时从据点出发，行军中双方中间还隔着一座大山，导致了村民们没能更早地送来消息。
立波、小田和我在接下来的两天一直待在前岩。我们收到了陈赓送来的消息。日军已经向回撤军，他们毫无疑问地在试图将中方部队拖入陷阱。第二天的晚上日军设计了一个诡计：他们在黑夜的掩护下迅速按原路折回，打算在山谷一个隐秘位置发动伏击。不过这一次村民们发挥了作用，他们及时将这个消息告诉了陈赓。陈赓率领了他的警卫队绕到日军的后方，天未破晓便发动了突袭。在陈赓的队伍濒临抵御极限时，日军也坚持不住了，不久便撤退回他们在昔阳的据点了。留下了十五名死伤的士兵。陈赓的部队也有一死两伤的损失。
陈赓的作战技巧十分高超。假使游击队的领导们都有如此之快的反应速度和丰富的消息来源，那么日军在不改变战略战术的情况下赢取战争胜利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日军的弱点显而易见，因为消息的匮乏，日军士兵像没头苍蝇一样到处犯下愚蠢的错误，又因为他们的行军队伍随身携带的作战设备过重、体量过大造成了移动困难，沉重的火炮更是严重地拖慢了他们的速度。此外，向沿路可能给他们提供帮助的老百姓施暴也使日军的侵略之路更加崎岖不平。
前方的路途没有了阻碍——或者说我们希望如此。警卫队过了三天异常艰难困苦的日子，于是我们在前岩停留了一天稍事休整，陈赓也可以把伤员送回皋落。
从延安来的十五个学生加入了我们的纵队，他们之中还有一个女孩，名字是张瑞华，是五台山指挥官聂荣臻的妻子。她和其他同学最近刚从军事政治特训学校毕业，正在去五台山组织抗日游击队和人民战线的路上。
学生们的到来给纵队带来了一丝活力。他们的热情还没有被战争的惨烈和担负性命攸关的责任所摧残。他们都很年轻、强壮，精神饱满且愿为民族的救赎奉献自己的生命。他们的行装比军队上的士兵还要多，因为他们还随身携带着包括课本在内的可能对他们的工作有帮助的宣传手册。只有张瑞华骑着一头骡子。
我们沿着已经废弃的铁轨向娘子关南边的山脚进发。路过近期刚被日军占领的东冶头时，那里发生的一切让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了“占领”到底意味着什么。整个城镇都被摧毁，门窗上的木头被剥得一干二净，粗陋的泥墙赤裸裸地暴露在外面。三个老人焚烧着三具冤死在日军刀刃下的尸体。一个是因为没有领会另一个残暴的日本士兵给他下达的命令；一个拒绝了日本军官提出的向他磕头的要求；第三个被杀的人只是因为日军士兵的一时兴起，竟连一个明确的理由都没有。
我们行进的速度放慢了——约每小时二点五英里——因为我们的一支中队要沿着一条平行的山脉在西侧保护我们的安全。另一中队一马当先，另外两支队伍包含了警卫队的精锐人马。
到了乡下后，小鬼们不再闹腾了。每个人都找到了自己应做之事，并且决心要坚持到底。我们现在进入了敌占区，团队协作必不可少。
下午三点，我们在一个荒废的村庄停下休息等待夜晚的到来。因为晚上还要继续行军，厨子们便准备了些小米稀粥。五英里外是高速路，高速路外五英里就是铁路线了。陈锡联留下了一封信和无线电设备。孔清德（音译）营长将会继续护送我们穿过战线。
孔清德穿着一件日军的皮大衣，走路时上下起伏的双肩如同一只黑豹。他接受过良好的训练，也知道他营里每个士兵的姓。
两个小时后部队被集合起来，接着孔清德宣布了最后的指令。没有闲言碎语，没人抽烟，也没人咳嗽。队形保持得很紧密，士兵们都尽可能不发出声响。先遣的警卫队将会把住高速路所在的城镇直到我们顺利通行。接着后援分队将接替先遣警卫队继续把守住铁路线。这就是全部计划。
当我们顺着山坡下来，跨过了一条河床后紧接着爬上了另一边的山峰，紧张的气氛在纵队中弥漫开来。日落的余晖给西方的天空染上了炫目的色彩。到达山峰后，黑夜笼罩了我们，目之所及的西面一座更高的山上有一团火焰在熊熊燃烧。那只是单纯的一团火？还是农民们在冬天里焚烧他们的耕地？我们都沉默了。
下山的路上都是光滑的石头，非常容易滑倒，因此下山的路更加艰险。在我后面的警卫员小张，滑倒后起身的时候还不忘诅咒这些石头两句。在前面带路的立波不时地回头确保我就在他后面不远处。如影随行的北极星指引着我们的方向。
坡变缓了。隐约传来的犬吠声暗示着我们离村子不远了。在如此寂静的深夜里，犬吠声听起来就像是号兵在吹警号。整个村子可能都会被惊扰。
但是一切出乎我们的意料。我们路过村子时并没有在那些黑灯瞎火的屋子里发现有人生活的迹象。孔清德跑到队伍后面拉起了我的手，拽着我猛冲过了路两边隐约闪现着我们士兵幻影的高速路。步伐恢复正常后，他在我耳边悄悄说“汽车路”，然后快速在黑暗中继续前进。
危险才刚刚过去了一半。实际上，最危险的那部分还在前方等着我，日军极有可能吸取了娘子关高速路的教训，正等在铁路线准备抓我们个正着。
我们又登上了一座山。笼罩全军的紧张气氛达到了极限，迫使我们更加集中注意力。我突然想到，石墙·杰克逊译者注：Thomas Jonathan，美国内战期间南方军将领，“Stonewall Jackson”是其外号。的步兵装甲兵团跟这些人比起来简直慢如龟速。
通向铁路线的五英里路走起来像是五百英里，但是又好似只用了一秒钟我们就走完了全程。孔德清又一次清点了人数。突然他又抓住了我的手开始跑了起来。匆忙间我们跑下了一个小山坡，穿过了一座小桥，在码头上了一艘小船，然后划过铁路线下方的涵洞。到达了另外一边后孔停了下来。
“现在我得回去了，”他告诉我，“接下来向北的路程，中队邓队长会护送你。”他一丝不苟地向我道了别，转身就消失在了如墨的夜色中。
孔同志这看起来毫不留恋的离去让我有些不舍，我已经对这位沉默、有效率的领导很有好感。但是他的任务只是护送我们到铁路线，随即就要与他的三支中队返回南部。
没有时间让我多愁善感，更何况队伍已经拖着沉重的脚步再次启程了。娘子关现在离我们只有半英里的路。在路上我们俘虏到了四个曾经为日军领路的中国人，日军很快就会发现他们失踪了，要不了多久就会派出部队实施搜寻。我们的安全都寄托在能否顺利抵达北部的山区上了。
在穿过一座矮山后我们陷入了一条山谷中。在谷中走了几个小时，最后的路途变得更加陡峭。我们爬得越高，气温就越低，风吹干了我们汗津津的身体。我的大脑变得麻木，无法清楚地记起我们一天中到底翻过了多少座山。这可能是第八座了。当意识到落队时我感到十分泄气，同行的人此时仍旧精力充沛，仿佛这仅仅是我们攀登的第一座山一样。我咬了咬牙，把力量集中到双腿上全力以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