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晚上，当两架中国飞机从西边逐渐靠近城市的时候，一架降落在了在国外领区西部的虹桥起降场，这名飞行员加速的马达声被日军的雷达捕捉到。于是他们的每一挺高射炮都对准了西侧，火炮飞跃了西方租界上空，偶有没有爆炸的闷炮掉落也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与此同时，第二架飞机在南边兜了一个大圈子之后开始靠近日军的驻地，不过直到这架中国飞机开火，日军才意识到它的存在。
在另一个晚上，我听到一架飞机低空贴着黄浦江面飞行。当时是后半夜，此前多次空袭都是发生在这个时间段。大概这就是日军直到飞机飞至外国租界外才开始攻击的原因。日本人连续开炮，但是飞机的飞行高度低于炮弹的轨道。行动还在持续中，飞行员在日本的领事馆上空投放了他机上的所有炸弹后掉头返回了上游地带，依旧飞在密集的弹雨中。
北侧战线外，一场关于战线的南北拉锯战不论白天黑夜都在不停地持续中。日军炮兵和空中力量上的优势开始显露出来，中国的战线却在尺寸之间向前艰难移动着。还在顽强对敌的防御部队信心高涨，可遇难者的数量逐渐上升至五万大关，且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地增加。他们还能坚守多久呢？这几乎就是整个城市欲问还休的问题。但是在后防线外还有源源不断的新鲜步兵补充进来，这些步兵算得上是经设立在南京的德国监管下的培训中心训练出来的经验丰富的骨干力量，也因此被视为防御战中的中坚力量。他们来自于各省，极富热心，对于民族救赎的热情高涨，但是却缺乏经验以及相应的实战磨练。他们即将怀着一颗赤子之心冲到前线，几天之后，或将静静躺在黑土上，或将颠簸在前往医院的路上。
我的一位做情报工作的中国朋友将要启程乘车前往南京，大概要向西北方向走一百七十英里。我想要加入他么？当然了。我一直渴望着去看看通讯线到底是个什么样儿，并且这趟旅程也会提供给我看看约翰森大使和我其他在使馆的朋友的机会。
我的朋友是个典型的富商阶层。当我们驱车前往南京时已经接近午夜，路上没有一盏灯，相继途径了几个哨所。他们使用着一组接头暗号，我的朋友使用着一个，哨兵们用另一个作回应。
一条新的交通网络在交战点的后方编织而成，越来越多的火车通车大大降低了某些位置上的胶着力。几英里之后，我们发现了一支与我们陷入同一个绝望处境中的坦克部队。我的朋友对此毫无解决办法，随着黎明曙光的降临，他的忧虑逐渐增加。
“日军的飞机黎明时就会到达这里，”他说道，“我们应该赶紧回上海去。”
事已如此，我们没有后路可退——只能继续往前争取找到一条可以走的路。
一个身材矮小而又结实的士兵，显而易见来自于南方的某个省，正在四处闲逛着。我的同伴跟他打了招呼。他绕着陷入泥地的车转了一圈，看起来心不在焉。接着，还是那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将我们留在车边后独自朝着一个有人烟的小村庄走去。
一个半小时又过去了，那个村庄传来一阵喧闹声，一辆不同于我们平时所见的拖车出现在视野里。眼前是一条弯弯曲曲的山野小路，借此我们能够清楚地观察到，那大概是五十来个村民，这些村民的腰被背上的大捆稻草压成了四十五度。在队伍的头部就是那个矮小的士兵。
他没有对我们说一句话，径自顶起车轮将一大捆稻草塞进了车轮底。他指挥着这些村民，伴随着玩笑打闹把汽车推到了临时搭建的新的马路路基上。这个中国士兵实在善于思考且心灵手巧。
整个旅程在黑夜再次降临之前结束了。在接下来的八个小时里，有四架日军的战斗机飞过了我们的头顶。他们大约飞行在高度约一万二至一万五英尺的高空上，而且显而易见，他们在执行着一项比进行空中轰炸一辆老百姓的小汽车还要重要的任务。
在南京城外的汤山附近，一个警察又一次让我们停下来。
“把车停在路边那棵树下面，”他直接命令道，“空袭警报刚刚才响过。”
就在他说完这话几分钟之后，一支有着三十架飞机的飞行编队渐渐从西边靠近分成两个中队，一支中队继续飞往南京城的中心部分，另一支向南侧的河上飞去。十分钟之后，沉闷的爆炸声传到了我们的耳朵。
空袭行动临近尾声时又响起了一声空袭警报，而我们继续前进。到了南京城后我们发现，这座城市在今天之内已经数次成为了空袭的目标。电力已经被切断，最大的一家医院也已经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
我的很多老朋友都在大使馆。使馆办公室里集结了一些军事首领，墙上挂着地图，紧急事件的发生让每个人的脚都停不下来。同事中的女性职员已经撤离，速记工作被丢给了那些已经忙得焦头烂额的工作人员。
弗兰克·罗伯茨上尉，助理武官，邀请我在我停留的期间去与他同住，我们用了半个晚上的时间交流我们关于这场战争的一些印象和看法。罗伯茨本人非常安静，谦虚好学且工作效率高，他更倾向于在前线的观察活动，但是鉴于他目前工作的性质，他需要暂时从手头上的工作中抽身，这样当机会降临到他身上时，他才能做好万全准备。罗伯茨是美国帕奈号被炸事件幸存者的负责人，他的主要职责就是在炸弹爆炸后引领幸存者到安全地带后与本国政府联络。
内尔森·图思勒·詹森，时任驻华大使，一直被视为是大使馆的中流砥柱，不仅因为他当时是这项任务的最高负责人，还因为他富有感染力的乐观主义的性格，出色的鼓舞手下士气和信心的能力。外表上看，詹森的体型有点偏胖，头顶上淡红色的头发也已经变得稀疏起来，但他亲切友好的处事方式和对下属无微不至的关爱吸引着人们留在他身边。他往返于中美两国之间已经有三十年的时间了，说着一口流利的中文，甚至还能自如地引用几个中国的经典故事。除此之外，詹森对于中国的文化、历史和习俗也了如指掌。自1930年身居该位起，长年累月的工作积累的经验使他业务娴熟，对下级也充满了理解之情，这些成就使他成为了中国民族事务的带头人。
这次，他正在经历一段艰难的时期。就在日本威胁要不惜任何代价轰炸南京城的几天前，一些在此地的外国人就已经被警告尽早离开。大使也按照惯例向美国人发布了警告，让他们离开这片处于危险中的地区。9月20日，他将大使馆的其他工作人员转移到了停靠在江边的
吕宋号炮艇上。此次转移行动，与此前已经商定好的以隐蔽为主、尽量避免发生流血冲突的暴力事件的政策相一致，力争在不丧失一丝尊严及不耗费一丝一毫人力、物力的情况下完成。其他的大使们也采取了类似的预防措施，但是毫无疑问，只有詹森先生才是这次任务的最高领导人，也只有他才是唯一可以正式向中国外交部就其活动提供建议的人。
第二天，当这个消息漂洋过海传到美国后，铺天盖地的抗议活动席卷了全国。主要的抗争焦点都瞄准了日本，严正抗议此次军事行动迫使美国驻华使馆迁移。大使也同样遭到了大量批评。第三天，日本迫于国际社会的舆论压力没有发动袭击，但是这场争论却延续了很多天。
我提起这个事件，是因为我亲历了它发生后社会各界的反应，并且还因我与大使已相识多年，就我对他的认识，他在这次事件中所受的批评实在有失公允。詹森有着崇高的使命感，绝不会为他自己辩护一字一句。我与詹森共同经历了两次空袭，一次是在南京，还有一次是在后来的汉口，他的幽默感和精神上的平静对于他身边的人总是一种慰藉。
当时跟詹森先生共同分享一间办公室的是一位有学问的绅士，威利斯·派克先生，时任大使馆的参赞，派克先生称得上是一位精通中文这门语言中细微差别的专家。在中国，没有一个外交官员会比他更加备受敬仰了。其他几位员工是乔治·阿奇森和之后经历了班奈岛爆炸事件的哈尔·帕克斯顿，以及小道格拉斯·杰肯斯，他的下一份工作将前往波兰的华沙，他在那里领悟到的关于生命的真谛远远多于战争给他带去的思考。
在那三天里，空袭好似成为了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城市里四处修建起了防空洞，老百姓们也已经练习多次知道如何使用它们。第一次警报是尖锐的警笛声，通常响二十分钟，老百姓们听到之后会立即做出反应，疾步小跑地穿过几条街道来到他们分配到的庇护所。十分钟之内，整条街道就空无一人了。大使馆的工作人员通常都在防空洞的顶部集合，防空洞作为观察空战和空袭具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张发奎上将在返程回上海的路途上陪伴了我和我的中国朋友。当他十年前因驾驶瑞安单翼机在中国巡回飞了一圈而获得了“中国的林德伯格”译者注：查尔斯·林德伯格（Charles Lindbergh），于1927年6月11日获得十字飞行荣誉勋章(Distinguished Flying Cross)。的称号时我就认识了他。现在他在前去广东译者注：原文Kwangtung，译为广东或广州，旧时外国人不区分两地，民国后才加以区分。的中山地区做省政府主席。
在路上，张发奎还试着通过辨认路过我们的军队的省份来娱乐他自己和我们，他的判断标准完完全全是根据他们的外表来的。不过都很精准。
现在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观察在乡下的日常活动。每个村子里的年轻人都接受了基本的军事演化发展的训练。新的公路已经修好，源源不断的供给由卡车、火车和船只通过错综复杂的交通网络运往上海。
在苏州我们经过了一个新修葺好的防御工事，这也是上海后方修的第三道防线。同时也是上海地区最高统帅顾祝同将军在这里的总司令部。
彼时我们在苏州的东面，这里是美国人弗雷德里克·汤森德·沃德所带领的军队在内战开始前的太平天国平反运动中获得了常胜军美称的地方。沃德的名字虽然在中国仍旧如雷贯耳，但是一位在“中国的戈登”被杀后接替了这一名号的英国军官更加广为人知。
夜幕降临时我们再次靠近了上海的战争前线。街道上挤满了前往战壕与那里的同志换班的部队。彼时这场战役中持续的轰炸声传到了我们的耳朵。卡车用树枝树叶遮盖作为伪装，为了运送来自于前线的伤员，司机在挤满了士兵和车辆的路上硬挤出了一条路。在昏暗的视线中，苦力们缓步从我们身旁走过，肩上挑着的沉重的食物、做饭的炊具、军需品在随着他们的步伐有节奏地摇晃着。要不是他们肩担上的这些物品，我们会推断这可能是某一国家的军队在行军。我们蜗牛般地一寸一寸向上海以西五英里的虹桥外围地区的哨所逐渐靠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