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内陆地区的旅程我十分小心地预防着痢疾，只吃熟食和自己削皮的水果。哪怕在正式的中国晚宴上也不会使用他们提供的热毛巾以防感染沙眼。冬天时，我的身体状况很好，但是现在，虽然我做了预防措施，可还是染上了痢疾和沙眼。我有办法处理痢疾，可小药箱中却没什么药物能治得了沙眼，这里也没有正经的医生。
肉体上的病痛盖过了精神上的痛苦。穿越冀中向南走时，我的两眼充满了粘液，我以为自己要失明了。因此，当我们发现镇上有一个来自新西兰的护士时，我舒了一口气，普利斯小姐是位健壮、热心的女性，在当地的教会医院已经工作了十五年。看到我紧张成这个样子她也忍不住笑了。
“沙眼！”她简短地说。“这没什么，我们大家迟早都要得的。”接着她给我开了点药阻止病情恶化。
整个旅程都是很愉快的，这只是旅途中的一个小意外。每个城镇都能看到人们在为长期抗战做着准备，多余的食物都被藏起来了，一般是埋在地下，老百姓们也都接受了思想教育，这对加强克服困难的意识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现在正是吃西瓜的好季节，在酷热天里我们经常停下来休息。在一个喜欢喝热水的国家，能用熟西瓜刺激一下味觉成了一件奢侈的事。西瓜有很多品种，最美味的是三白瓜。三白瓜成熟时的皮、籽和瓤都是白色的，它也因此得名。
我们又平安地渡了河。在安阳和束鹿之间，我尴尬地发现我的裤子前面被烧出了一大片破洞。发现时我正惬意地抽着烟斗大步往前走，忽然我的大腿上传来了烧灼感。低头一看原来是烟灰掉到了大腿上，引燃了卡其布的短裤，烧出了两只手大的一个破洞。
进入束鹿县时将会有一些欢迎活动，而我现在很明显是无法见人的。更糟糕的是，拉着我们行李的大车已经走到了我们前面。于是我们快马加鞭，大家都抑制不住地大笑起来，我们在追了五英里后赶上了大车。小伙子们和护送我们的士兵围住我以遮住村民们好奇的目光，好让我换上体面的行头。但是这件事真的太好笑了，在前往黄河的路途中，这件事总能让我打起精神。
在五天的艰难跋涉后，我们到达了南宫。再次见到徐向前让我感到很高兴，他还是像我在辽城见到他时那样的和蔼、慈祥，但是他现在瘦了，看上去也很疲倦。
辽城是水果之乡，我们停留的这两天里，但凡我们聊天，小鬼们就会端来桃子、梨、和苹果。朱德的副政委邓小平也在这里视察工作，他也加入了我们的谈话。
这里有一种冀中地区缺乏的沉着的信念。其中的不同大概是源于领导人低调的自信。这儿的八路军对自己有信心。在漫长的反击日军的岁月中，他们已经全方位地考虑过关于社会、经济和政治的所有问题。他们的想法清楚无误。同样，他们对自己的军事策略和执行能力深信不疑。
冀中地区位于河北南部边界、平汉铁路东部和山东境内的大运河西部之间。南部边界正好是大明北线的一部分。河北省的版图在这里变窄成了一个锅手柄一直延伸到黄河。冀中地区的面积约有八千平方英里，约同于马萨诸塞州的面积。
日军曾经一度占领了贯穿这一地区东西、连接两条铁路的一条公路，给沿线的居民带来了不少的折磨。日本人继续进军时，中国的常规部队也追向了南方，村民们只好靠自己的手段谋生。他们中的有些人做了土匪，还有一些人想组织队伍保卫家园。但是他们没什么计划，力量也不集中。
“那时是12月份，”徐向前告诉我，“这些地区一些城镇的代表来到了我们在辽城的司令部（山西境内），请求我们帮助他们组建游击队。当时我们自己的事情都忙不过来，于是派了三个接受过训练的人同他们一起回去，几个星期之后又加派了二十四个人。到了1月份，我们又派去了四个连的兵力。这些人有能力将巨鹿和南宫的老百姓组织起来，并且建了一个基地。3月份的时候，宋任穷带来了一个骑兵连，将基地的范围扩大了。在4月的上党堡胜利后，我带着主力部队来了这儿。”
“你们是怎么在上党堡击退日军的？”我问。
“那天是3月11日，”他说，“日军一支约有三千人的纵队和一辆载有一百八十辆卡车的火车通过关口进入了山西。我们伏击了他们的侧线，消灭了近千数的敌军。最激动的是我们把他们的卡车全都烧了。”
我很好奇他们是怎么对付那些中国土匪的。“你们也消灭他们吗？”我问。
“不会的，除非在我们解释他们会对中国的老百姓造成伤害之后还一意孤行。”他回答我说。接着他又告诉我，收编进八路军部队的土匪需要满足以下的条件。他们必须要同意：
1.反抗日军直到他们撤出中国；
2.服从八路军的命令；
3.接受政治教育和政治领导；
4.避免伤害百姓；
5.上报日常的开支；
6.接受八路军的津贴薪金（战士每月一美元，司令每月五美元）；
7.同食一锅饭。
他说起了叛军（指日军招募入伍的中国人），必须通过进一步的考察才能证明他们的忠诚——消灭日军。
“光这个地区就有五千名左右这样的士兵。”他笑着说。
“我们讨论这些情况时，徐同志，”我说，“我想知道你们每个士兵都要宣誓履行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邓小平在我们聊天时一直在径自吃着水果。说到这个话题时他向后靠在了椅背上，表示很感兴趣。
“原则就是，”他说，“第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第二，全国军事力量的协同合作；第三，全国人民的协同合作；第四，改革政治机构；第五，实行抗日的对外政策；第六，实行战时经济政策；第七，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第八，抗日的教育政策；第九，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还有最重要的第十点，确保抗日的民族团结。”
他举出这些纲领时，我在心里默默地对照我在山西和河北看到的实施情况。他说的每一条纲领都有对应的实例。自从离开晋江后，我到的每个地方都在强调发展统一战线。
雨季到来了，倾盆大雨已经整整下了两天，我们的行程也因此耽搁。不过这也让我多了些能够跟徐、邓二人接触的机会。
在参加八路军以前的邓小平是个普通工人。他曾花费数年时间在法国研究当地的工人运动。邓小平是个矮个子，身体强壮，思想像芥末一样敏锐。
停留几日的一个下午，我们谈论的话题涉及了整个国际政治领域，他所掌握的信息之广让我很惊讶。其中的一则消息着实让我目瞪口呆。
“去年，”他说，“美国将自己从国外购得的一半军火都提供给了日本。”
“你确定吗？”我问。在我的认知中，美国人的同情一直压倒性地倒向受到侵略的中国，在内地的八个月里，每当想到这个问题时，我都会默认美国当然会拒绝把战时物资卖给侵略国。这是多么盲目而极端的无知啊！”
“是的，”他肯定地对我说，“消息是在第一年战争爆发时由一家美国的新闻社提供的。”
我感到很苦闷，跟他说一定是那些人搞错了。我无法相信美国人会蓄意搅进一场给中国人民带来无止境的屠杀和蹂躏的邪恶战争中来。
徐向前进了屋，我们的谈话转向了另一个话题。我向他打听了这个地区的现状。
“日军现在还占据着铁路沿线的几个镇子和我们南边的大名。周边地区内的土匪已经被肃清，但是南边的状况还不是很乐观。大名和黄河间的地区领导人丁树本很值得信任。我们已经给他提供了一些援助。”
他想知道我打算怎么回到汉口去。
“我想多看看山东的情况，”我回答，“我还希望能够穿越黄河和郑州以西地区。”
“如果你找不到护送你的警卫队的话，”他告诉我，“就回这儿来，我们总有办法把你送过去的。”后来他的这句话果然应验了。
当我们离开南宫前往山东省内第一大城市林清时已经是6月底了。街道因为连续的大雨被淹了，不过地里的庄稼还是那么绿油油的。园子里种着豆子、玉米、高粱、谷子和芝麻，偶尔还能看见大片的棉花。从这里到临清只有五十英里，只消一天我们就到了。
我们距离镇子还有一英里远的时候就看到了一群人骑着马向我们走来。快到时，一个人策马前进挥着帽子冲了过来，嘴里不停地大喊着“欢迎欢迎”。刹那间我认出了他，他就是孔庆德，那位走起路来像豹子滑行一样的营长，去年1月份时就是他把我从正太铁路线送过去的。”
他下了马，我们两个拥抱在一起。他那张敏感诚实的脸上容光焕发，用一种八路军士兵常见的密友般充满激情的方式紧握住了我的手。
“什么风把你吹到这儿了，孔同志？”我问。
“几天前我带着我的团来了这儿，”他回道，然后谦虚地说，“我现在指挥的是你在皋落见到的那个团。前任团长陈锡联在一次战斗中被打中了脸颊，现在是我们的副旅长了。”
看到他让我发自内心的高兴，一是因为我们曾经一起行军的日子里他给我留下了不错的印象，二是因为我之前担心过我在山东的接待问题。
在城门口，一大群人被拦在了一条横穿街道的绳子后，我问这是怎么回事。他听了后咧着嘴笑了。
“我从徐向前同志那听到了你要来的消息，正好省政府主席沈鸿烈海军上将也在这儿，我就告诉了他关于你的事情，他准备来欢迎你。”
我们向着城里走去。其它城市也会有团体前来迎接，可是没有一个能与这里的相媲美。在离我们还有一百码的距离时，一个手里攥满了卡片的士兵跑了出来。这些卡片得有五十张，来自于各个省政府主席、部队指挥官、重要城市和各县官员们。我也该捡起我的社交礼仪了。
不过在省界上没有正式的欢迎仪式。省政府主席的秘书雷博士和这个地区的军事将领韩将军先迎接我们，随后是低一级别的官员，在他们后边是从道路两旁往路中间涌去的男男女女和儿童。他们手里拿着代表学生、商人、工人、农民和其他社会团体的横幅，有些人在唱歌，还有一些在喊着口号。在这种场合下想要知道前来迎接我们的官员的名字简直是不可能的。
警卫员们在人群中挤出了一条通往人力车泊车的小路。自从三个半月前离开西安后，这还是我第一次看见人力车。进城的路上挤满了前来欢迎的群众，坐车还不如走路快。我们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才到了美国博德教会医院。
这样热烈的欢迎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因为美国在人民群众心中有着很高的地位，这是个向美国示好的机会；另一个原因，这也是一次当地官员集中展现人民热情的绝好机会，借此可以激励人民更加努力地抗战。
我被告知，自从日本人入侵中国以来，医院的外国医护人员都撤离了。省政府主席决定把我们安顿在一个医生家里，还把他的私人厨师派来照顾我们这几天的饮食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