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如今的汉口同我4月份时看到的汉口大不相同。日军连续轰炸武汉地区给武昌和汉阳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但是汉口却几乎幸免于这场灾难。西方人的全面撤离和军事活动的显著增加使人们的态度发生了三百六十度的大转变。汉口正在酝酿一场绝地反击。
5月21日，徐州府陷落。中国军队撤军时一片混乱，不及上海和南京陷落时整齐的撤军场面。站在中国的角度上看，日军在五个月内的进攻都被成功阻挡，而中国军队却丝毫未损。
没多久，日军的军事领导就确定了下一个行动。7月初，日军舰向长江上游驶去准备对汉口开战。6月14日，位于长江北岸的安徽省省会安庆市陷落，汉口驻军如弦上之箭。
向西推进的日军用了三个编队。最北侧的纵队从安微省北部的合肥出发，向位于汉口以北一百英里、向西二百英里的铁路线上的信阳城进军。第二、三编队分别沿长江两岸向西进军，由江上的日本军舰为他们保驾护航。
为了保卫武汉，中国军队建立起了由三十八岁的陈诚将军领导的第九战区。
陈诚是蒋委员长的爱将，同蒋委员长是老乡，在国民革命伊始就跟随着他，曾短暂做过黄埔军校的教员，北伐战争时期任过炮兵团的团长，除此之外还做过军长和军团长。他的身材矮且瘦，拥有旺盛的精力和行动力以及对蒋委员长不二的忠诚。在一些地区，尤其是在共产党的交际圈子里，他的独裁主义倾向很不受欢迎。但是任政治部主任时，他跟作为副主任的周恩来却相处得很愉快。
武汉战役（波及范围包括汉口地区）中，中方抵抗的力量逐渐壮大，到战役末期投入兵力共达一百四十八个师，总数超百万人。日军共出动了十个半师，一个师约有两万人，总数二十五万人。最后出战人数还不及中国的一半。
但是在这场战争中，人数和师团的数量不能成为衡量双方实力的标准。日军在江上停着炮艇，陆地上还有强大的机械装备，更何况他们的空中实力占有绝对的优势。日军的空中战队在战役的前半程并没有给地面部队提供有效的协助。不过当轰炸一开始，中国被消灭的人数以营为单位计算，除了撤退以外没有别的选择。
不过这都是后话了。当我8月份到汉口时，日军还远在一百多英里之外。
外国使馆迁到了重庆，一起迁走的还有外交部。对我来说，我最关心的问题是当初我保存于使馆的信件和衣物还能否取回。大使无法知道我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再次出现。几个星期以来我只能穿着在旅行时穿的外套。但是幸好没有造成什么困扰，在承受着战争重压的汉口，大家并不在意。
这次停留期间我住进了基督布道团的一间屋子，大部分还在坚守的记者也在这儿，了解局势的发展很方便。我在这儿住了两个月，一边准备我的正式报告，一边观察战事的进展情况。
在汉口临近战争结束的日子里，外国租界里只剩下了可怜的几名记者、领事官员、军事观察员和外国船舰上的军官和船员，气氛异常紧张压抑。汉口还在苟延残喘，投降也只是时间问题。这就像是眼看着一位受到重伤的朋友等待死亡一样。
记者们和观察员们都在中国待了很多年，绝大多数都曾在战场上见过面。我们一起吃饭、躲避空袭、前往前线，彼此之间自然产生了同甘共苦的亲密感情。这最后的日子里，我们成立了一个叫“汉口最后的撤离者”的组织，这个组织里的成员有：《纽约时报》的迪尔曼·杜丁，《先驱者论坛报》的维克多·基恩，美联社的耶茨·麦丹尔尼，合众社的麦·费希尔和在台儿庄战役中的老相识——正在为《生活》杂志做战地记者的罗伯特·卡帕。除了这几位，还有两位新闻纪录片的摄影师艾瑞克·梅爱尔和乔治·克拉纳科夫、新西兰的记者沃伦、还有一个名叫乔治·霍格的牛津大学毕业生、《芝加哥每日新闻》的阿奇博尔德·斯蒂尔和瑞士记者沃尔特·柏萨德。在他们的打字机和摄像机下，战争的面目全都暴露在了世人的面前。
很长一段时间里，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是我们这里唯一的一位女性成员。不过有一天，另一位富有冒险主义精神的女性也加入了我们，她就是为《伦敦新闻纪实报》工作的英国人芙蕾达·阿特丽。
未见其人之前，关于她的故事我已听过很多。阿特丽最近写了一本披露日本经济的书叫《日本的泥足》，在市面上并不常见，因此也具有特别的价值。资料是她和她的丈夫——苏联驻日的商务处处长——在日本生活时搜集的。但是没多久，她的丈夫就成了苏联大清洗运动的刀下亡魂。阿特丽夫人在认清苏联制度的真面目后回到了英国。她在远东的政治、经济方面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同时还是一位讲求实际的人道主义者。在前线访问时，她因为伤员没有得到妥善安置而心神不安，并将这件事报告给了蒋介石的夫人，中国的第一夫人得知后采取了严厉的措施进行改革。
在美国总领事馆里，总领事保罗·乔斯林密切注意着美国公民的权益，约瑟·史迪威上校和弗兰克·多恩上校为我们的作战部收集情报。
停靠在长江的吕宋号上，海军少将来布雷顿的旗帜还在主桅杆上飘荡着。这艘战舰本是用于长江巡逻的旗舰。战争的爆发分开了他的巡逻船队，一部分停靠在中国设置的江面栅栏上游，还有一部分停靠在下游。美国海军士兵的生活实在是太单调了，他们在此的主要任务是维护身处险境的美国人的生命和权利，工作性质决定了他们大多数时间都要待在船上，无法像记者或观察员那样下乡走动。于是我们船员们发扬美国人的精神给自己设计出了很多娱乐方式。其中之一是成立了一个名为“长江老鼠”的协会，在船上服役六个或六个月以上的海军将士为协会成员。另外，中国在江面设置了栅栏以阻止长江上游的船只继续向上海推进，他们随即也为自己设置了一个勋章，以纪念他们在上海服役的这段经历，并且把它命名成了“壁垒”勋章。任何一个在栅栏上游服役过的美国海军士兵都能够把这个勋章加到自己的获奖记录里。这纯粹是一种精神上的奖励，在缺乏欢声笑语的日子里，这枚奖章曾带来过无数的笑声。
董显光仍旧担任着公共关系部的领导人。一天他带着我去见了蒋委员长，这次的见面在两天前就已经说定，但是委员长的私人住宅在一次袭击中被毁，只好将我们的会面推迟了。顺便说一句，尽管蒋委员长经常去前线视察工作，可这次的轰炸却是他在这次战争中最接近死亡的一次了，这颗炸弹击中了蒋委员长和她夫人避难的防空洞，还有几颗击中了他的警卫员住的房间，伤亡了几个人。
蒋委员长看起来非常疲惫，头发也比三个月前更白了，但是精神状态不错，还是那么自信满满的。蒋委员长饶有兴致地听着我的旅途逸闻，偶尔发表一些感慨、评论或是问题。毛泽东曾向我讲过共产党的战后计划，我很好奇蒋委员长的反应会是什么。等我把共产党的计划告诉他之后，我问：“他们的计划跟你的一致吗？”他的回答很简单：“差不多。”
那个瞬间和以后的诸多日子里，我都极力地揣测着这位中国强者的动机和信念。他对于自己的生活没有过多要求，但却一直致力于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必要时为了挽救他的祖国牺牲一些生命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为什么他不能果断地在自己党派的下属中推行政策以改正效率低下的问题呢？他为什么不愿意沿用已经在北方敌后地区证明行之有效的方式调动人民的积极性呢？
我想这大概有三个主要的原因：首先，在中国，蒋委员长的影响比任何人都大，他虽不是个独裁主义者，也不赞成独裁统治（虽然他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强迫或威胁别人接受他的想法），但是现在，尤其是在民族危难的紧要关头，他的作用是将所有的小集团联合到一起，哪怕是国民党内部的很多的小派系。
其次，他也是一位注重忠诚的人。他对下属的忠诚总是给予回报，还形成了一套体系，有时甚至在不利于自己也无所谓。他的下属中有些曾经精力充沛、心胸宽广、办事雷厉风行，但是现在却成了自高自满、思想保守的人。对于这些人，他都不忍严厉处置。
最后，国民党的很多官员都是按照独裁主义的模式晋升起来的。他们信奉传统，认为作为管理层的上级理应享受老百姓们享受不到的特权和津贴。只有掌握实权才能一直拥有这些，一旦老百姓被发动起来，对于他们管理下的事务有了发言权，自私自利的官员就会丢了乌纱帽和特权。不过，要改变这些已经形成的观念是需要时间的，蒋委员长正尝试通过说服和树立榜样来改变这些成了形的风气，但是进度很缓慢。
1938年的复活节前夕，他在对中国人民的电台讲话时说：“一位民族革命家，一定要先将社会的黑暗、腐化、自私和贪婪根除，然后再以崭新的面貌来创造蓬勃向上的新生活，来寻求民族的解放。”这份郑重的声明正是他对自己革命理想的陈述。
蒋委员长对这场战争充满信心。在这段日子里，他努力争取时间，利用中国丰富的人力、广阔的领土同日军的现代化作战设备相抗衡，粉碎了日本迅速占领中国的诡计。在战争的第一阶段，他向指挥官们下令，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进行反攻，即使是在被迫撤退时，也要按照先前制定好的路线回撤。事实上，上海、徐州、汉口的几场战役只是在拖延时间，为了在地形崎岖、易守难攻的内地建立根据地争取必要的时间。他们这样做也为老百姓接受民族精神的教育赢得了时间，更加坚定他们反抗日军的决心，这样，即便有一日他们不幸生活在了日军的暴政下，也能重拾信念继续暗中抗日。汉口论陷，也意味着第一阶段的结束，彼时中国的军队将驻军于青藏高原的中心位置，日军难以驱逐或追击。而日军为了守住他们的占领区不得不消耗大量的人力、军力，以及大量的物资修建一条长达一千五百英里的运输线。
战争接着将会进入第二阶段，或是说游击战阶段。这时的主要问题将会是如何防止日军通过政治手段对占领区的人民进行思想控制，如何阻止他们掠夺中国的自然资源，以及如何给他们的交通运输造成麻烦。这就意味着我们的任务变成了力图将一切可能的傀儡政权萌芽扼杀在摇篮里，发动人民，粉碎无所作为的领导人。同时，这也意味着中国将要开展大范围的游击战，给日军的战略据点频繁地施加压力，阻止日军掠夺中国的一切资源。如果中国人民成功地阻止了日军对这片土地疯狂的资源掠夺，那么这场侵略战争对日本来说可真谓偷鸡不成蚀把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