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日军一直在殖民区和法租界的西面和南面边界徘徊，他们发现了留在法租界南边的一个小城里一支大约有五千至六千人组成的步兵团。没过多久，尽管成功的几率微乎其微，这支步兵团试图反抗的迹象还是显露了出来。或许疏散闸北时货仓一战的成功鼓舞了这些人，让他们还保留着一丝的希望。
最主要的反击战都集中在了一条沿着法租界边界往南延伸的运河两岸。奥弗里茨，海根和我在临近岸边的一座建筑上凝神细视着这片区域的形势。中国的守军驻扎在运河的东岸，机关枪就是他们所拥有的杀伤力最大的武器。西岸则出现了日军的坦克，六十，码的范围内都置了三十七毫米口径的机关枪。俯冲轰炸机和炮兵也来给这支力量惊人的日本军队锦上添花。然而，在力量对比如此悬殊的情况下，中方部队还是顽强抵抗了一个半小时。
最后，一个中国士兵背着一个受伤的男人慢慢地走向那条将法租界一分为二的河湾。一步一滑，几乎都没怎么注意擦身而过的子弹。这个士兵稳速向前，终于到了河湾对岸，法国的士兵友好地伸出了双手把他和他背上的同胞拉拽进了安全地带。他的行为招来了身后战友们的效仿。河湾中挤满了士兵，他们费劲心力地到达河湾那一边卸下了武装，心甘情愿地被法方拘禁起来。双方都停火了，所有的反击也都开始瓦解。
我回到了外国租界想找点儿东西吃，接着发现了一张埃德加·斯诺留下的便条，他刚刚从中国北部过来。参观走访那家旅馆时，我碰到了马康·麦克唐纳德，一位长期外派在中国的《伦敦时报》译者注：即《泰晤士报》。记者。一见到他，我浑身上下的细胞都洋溢着兴奋的情绪，坚持要给他展示我们的观察成果，于是我们一起前去看看目前的交战状况。
麦克唐纳德是个让人琢磨不透的苏格兰人，出于礼貌地关心了一下我目前的工作状况，但是当他见识了交战的两股军事势力已经开始近身战斗、国外观察员能够近乎零距离地观察这些冲突之后，他感受到了这里发生的战役将会在历史的长河中担任起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中国的部队现在都去哪儿了？”他质疑地问道。
“那些没有投降的已经撤退到东面了，”我回答说，“但是我不认为他们还有能力继续反抗。”
可是不管怎么样，唐纳德还是坚持要去寻找他们，于是我们向东去往中国一个本地城市的边界的杜拜大道。在南边的界限上伫立着法租界的发电厂，这个厂子的角落有个六十或七十英尺高的水塔耸立着。水箱五英尺下是一个平台，在支撑着整个水塔的地基上有另一个水箱，大概也有五到六英尺高。我们爬上了后面提到的那个水箱以便观察南墙外的情况，就在此时，枪声又一次响起了。原来是七八百个中国士兵正在我们身后与南边的日本步兵进行武力对抗。
当时中方士兵身处一片开阔地带，而日军却能以建筑掩身。整个冲突事件发生得莫名其妙，但是并没有影响中国士兵在战争中的英勇杀敌。交战又继续了几分钟后，我们突然意识到头上的水泥板有动静，抬头一看，我们都被头上那一排伸出的机关枪震惊地说不出话了。
这场冲突已经拖延了太久，我们推测这场暴力事件可能是法租界里的日军蓄意引起的。环视整个场地，发现头顶上那个平台边伸出了一双脚，脚尖冲下，看起来这双脚的主人正趴在地面上，鞋也是西方人的尺寸。这些人到底是谁？他们暴露在此到底是为了什么？
枪声持续了二十分钟，机关枪的子弹就好像是水管里的水流那样不断往外吐着。突然间中方的士兵猛冲向了墙边，翻过了围墙，在迷宫般带刺的铁丝网里遭遇了全副武装的法国军队，于是他们放下武器投降了。
大概就是那个时候，我们才注意到有血从上面的平台滴落。我抬头一看，那双脚已经一动不动很久了，我顺着梯子爬到了上面一层，决定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上面这层的景象逐渐出现在我眼前，七个人歪七扭八地趴在地上，头部埋在臂弯里。看着眼前的情况，我想他们可能已经死了。我叹了口气，地上的一个家伙慢慢地把头抬起来，他的脸非常得苍白憔悴。
“这里有日本人吗？”他悄悄地问道，“他们进来过吗？”
我打消了他的疑虑，告诉他中国的军队已经向法国投降了，他现在已经安全了。
他站了起来，他的五个同伴随即也都爬起来，一言不发地顺着梯子爬下去。我们把地上一个身负重伤的家伙扶了起来。
“他死掉了，”我的同伴喃喃自语道。
“他是谁？”我问。
“我也不知道，”他说，“机关枪在扫射水箱的时候，我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那场战役上。子弹打到墙上后四处弹开，我们赶紧卧倒，他当时试着爬上那边水箱中心位置的那个水缸，但是子弹打中了他的腿，于是他就躺在了我们旁边。没一会儿他伸出头看下面到底是什么情况时，又被子弹打穿了眼睛。”
我问了问这个同伴的名字，他把手伸进了口袋然后拿出了一张名片，说：“我是瑞奇医生。”
那绝不是一个适合交换名片的好地方，但是最起码的礼数还是要有的，于是我也递过了我的名片。
一双脚从半空中垂下来，原来是一个金发的年轻人，他跳下来加入了我们的谈话。他的兴奋无法掩饰，接着言语间提到了趴在地上的那具尸体。
“你认识他吗？”我问道
“是的，他是我的顶头上司，《每日电讯报》的彭布洛克·史蒂芬。”
现在回想起来，我曾多次在战争前线见过史蒂芬。他总是一个人独来独往，把所有事情都揽到自己身上，如果不是这场闹剧般的可悲战争，我们可能永远都不会见面。现在他成了这场闹剧的受害者——也是上海地区伤亡的最后一个外国人。
在水塔的这场蓄意挑衅，不论日本解释的理由多么华丽，都无法令人信服。上海到处流传着一个谣言，史蒂芬的一封对于日本武装入侵的言辞尖刻的起诉书，以及他对中国的公开支持，招致了一位日本记者的极大厌恶，而这个记者当时正与那支开火的小分队在一起。
从淞沪会战可以总结出来两个结论：（1）中国已经下定决心要为她的独立奋起反抗，她的军队也已做好攻克万难的准备；（2）日本那支在1904年—1905年的苏联战役译者注：即日俄战争。中取得胜利、一度被视为不可战胜的军队，如今已经被欧洲各国划分成了三等军队。
在外国的军事专家眼里，中国军队从来不属于高规格军队一类，不只是因为劣质的装备、不到位的训练和不规范的组织，还因为在战争中多名领导人一枪未开就向日军投降。中国人不懈的反抗让西方观察员十分震惊，那些重要领导人的叛变反而更加坚定了他们捍卫领土完整的信心。内战是一方面，不过另一方面则是对于民族独立的威胁。这个人口众多的国家的民族精神近年来已经逐渐觉醒，并且逐步走向强大。
日本领导层一直无法理解这样的一种民族精神。当他们下令武装侵略这片土地时满以为中国会就此分崩离析，就如同其他发生内战的国家那样分裂成几十个小集团。但是他们的侵略却面临着种族和民族的团结一致。人民已经被唤醒，为了捍卫祖国领土的完整，他们也已经做好了牺牲掉他们的家园、他们的野心，甚至做了牺牲性命的准备。
那么日本军队呢？并不是说日本士兵缺乏中国士兵的勇气，也并不是说中国士兵就一定比日军勇敢，而是日军的领导人缺乏一种主动性和面对突发事件的随机应变能力，整个军队受到的也同样是机械化的训练。日军的一切行动都要按照预定计划来，当原计划无法顺利执行时，日军便会像没头的苍蝇一样手足无措。
就拿进攻这件事来举个例子吧。约定俗成的战略通常先由空军及炮兵作为先遣部队通过轰炸的方式为后面的陆军步兵开路，如果步兵在进攻时遇到了反抗，他们会就地等待炮兵的进一步协助。但是中国军队却有大量的遮蔽物，所以当他们遭遇敌军的狂轰滥炸时，他们的步兵反而先行一步如潮般地涌入作战前方驱逐入侵者。
在作战时，日军总会在进攻队伍的头排布下密集的火力，并以此队形向前推进，事实证明，这种策略成了日军的另一个弱点。在整个战争期间，我见到的日本唯一一次可以称为“匍匐前进”的战例是在淞沪会战的进攻中。步兵兵团的发动进攻前，日军的整条进攻线始终维持着六百至七百码的长度，以至于留给了中方防守部队留下充足的时间找到合适的反攻位置。
日军部队长期接受着专门的刺刀训练，所以步兵的徒手搏斗能力也很强。但是在这种类型的比拼中，很明显还是中国的士兵占有优势。
战争结束时，日本军队在编的人数大约是九万人，而中国军队大约有三十万人。总体来说，日军的伤亡人数约有四万人，约占日军总人数的一半。中国军队中被伤被杀害的士兵则数以万计。
这场战争给老百姓造成的损失也令人瞠目，约有两万百姓被误伤或被误杀，上万人无家可归。
因为空袭和其他冲突所造成的外国租界中的财产损失，初步估计约有一万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