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船之后我再也没见过这个年轻人，但是，他是在日后几个月里我见到的上百个从中国其他各省北上投奔八路军的第一个。他们无一例外都是被那些领导人是如何正直可靠的说法所吸引。中国目前仍怀有利用他们在政治上所处的位置而不是靠自夸和粉饰太平来吸引人们兴趣的希望。年轻的中国正在思考建立一个民主的政府，能够给人们提供平等的机会，使人们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
我身旁的母亲们在给她们的孩子哺乳，男人们边抽着水烟筒（一种带水冷装置的烟筒）边低声交谈着。大一点的孩子爬到大人的肩上以便自由地活动手脚。不时会有巡回的演员或者歌唱家给人们带来临时的表演，从掌声的大小就能知道这些表演受欢迎的程度。
吉姆·诺利斯给其中一个人取了个外号，叫“掌声如雷”。他熟练地用左手的手指操纵着两块大概四英尺长的竹板，他在左胳膊下藏着一个竹管子，直径大概有九英寸，尾部用蛇皮封紧。当他的同伴即兴演奏几首关于旅程中发生的事件的民谣小曲子时，“掌声如雷”不时地拍拍木板或者尖声敲击竹管底部的蛇皮为演奏增加演出效果。
另外一个还不错的表演是模仿鸟儿唱歌以及各个年龄段小孩的哭声，学得惟妙惟肖。模仿孩子哭的那个表演甚至惹得船上的妈妈们发出阵阵笑声。
我们被难民们堵在船舱里挤不出去，于是吉姆跟“掌声雷动”做了笔交易，让他给我们捎一些茶水，一壶茶水给他一毛钱。之后我们就叫他“一毛钱”。这个外号在难民中变得流行起来，不久船上的人都叫他“一毛钱”，大叫中还不乏大笑声。
轻松的氛围很快把大家都感染了，我和吉姆也决定暂且投身于这娱乐当中，于是找了一首我们和白俄新疆兄弟都能唱的歌。最后我们用他们的语言唱了“伏尔加船夫曲”。如果在之前的几个小时里我们之间还存在种族偏见的话，那么这首歌已经把之前的偏见一扫而光了。从这首歌开始，我们都是同样的人，我们共同见证着这个民族的兴衰荣辱，走的每一步都同样的谨慎小心。寒冷和饥饿，兴高采烈和丧亲之痛，我们的心里全都明了，只一句充满同情和理解的话语就能激起兄弟情谊。
第三天早上凌晨三点钟我们结束了这趟运河之行。虽然还需要步行十五英里的路才能到口岸。但是城门直到五点半时才能开，我们不得不等到那个时候。我和吉姆与两个白俄罗斯人和两个新疆人同行，找到了一家小旅馆，旅馆早起的厨子给我们一人做了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
那天下午有一辆陌生的宿营拖车行驶在去口岸的蜿蜒小路上。一些人走着，一些人乘着黄包车，还有一些人骑着租来的自行车。吉姆和我走着，雇了一辆黄包车拉着我们的行李和睡袋。
口岸的小码头上停着两艘船。一艘船的船舱上悬挂着巴特菲尔德及斯维尔的旗帜，而别的船舱都涂着甲丁和马西森两家公司的标志颜色。两艘船的船尾上都插着英国国旗。我们选择了舒适安逸的蒸汽船实在是有远见，正好避开了中国军队为阻止日军战舰继续向上游航行而空投到扬子江的炸弹。我们去找了甲丁船上的保安，这艘船正忙着装卸货。船长告知我们，他刚刚接到命令要继续作为备用船只留在口岸，专门用来运送那些需要走运河航线到上游的英国游客。不过，他还是很高兴能够在我们走之前给我们提供一餐饭。
真是顿可口的饭菜！我们刚吃完，一艘小蒸汽船就开过来了。我们被告知，小船是从镇江开过来的，即刻就要掉头返回。船上的舢板马上搭过来，我们上了蒸汽船，夜幕降临后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我们就到了镇江。
正如几个士兵说的，火车站里有一辆几乎是煤车组成的火车正准备开往南京。我们把行李包扔进了一辆煤车然后自己爬到了车顶，不过感觉不怎么舒服。在等待了五个小时之后有人告诉我们这辆火车不去南京了，我们的行李也已经被转移到了另一辆装满士兵的乘客车厢里去。于是我们又挤过了车厢的连廊找到了行李，不禁为我们还能拥有这么一个小角落可供落脚而感到十分庆幸。然而我们高兴得太早了。就在火车启程前，又一队士兵到达了火车站。这些士兵的脸上洋溢着满是刚刚逃离地狱的喜悦和活跃，无须多问，他们一定是刚刚撤离了前线的士兵。他们硬挤进了车厢，把手臂相互搭在彼此的肩上。我们站在这些士兵的中间，结束了这趟旅程。
南京早已显露出了衰败的迹象。在和平时期满是行人的街道如今已经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全副武装的卡车。卡车在城内和扬子江南岸的码头之间不停地往来穿梭装卸着货物。当我9月份拜访南京时，空袭警报为即将袭来的日军飞机而鸣响，而如今只有寥寥数个居民会响应警报，但是所谓的响应也只是悠闲地漫步到防空洞躲避而已。日军正逐渐逼近着首都城市，而这里的政府部门则向西迁移。
扬子江和黄浦江之间的弹丸小岛上为保卫上海的战役已经持续了不短的时间，中国军队选择在这个区域退兵，最终以失败收了场。中国的将军们缺乏在如此困境中转移，或是说撤退一支人数多达三十万军队的经验和相应的训练。此外，驻扎在汉口湾北岸的日军强烈地威胁到了在苏州及其周围地区南侧防线的中国守军。从镇江至西南方向扬子江对岸的芜湖有一条绵延四十余英里的防线，南京正处于该线的保护下。但是如果这条防线被日军刺穿，那么就意味着中国的军队在扬子江地区进入到了一条半英里宽的死胡同。蒋介石必须要做好以生命为代价来换取城市安危的准备。
我们的船靠岸时连一辆黄包车的影子也没有找到。不过没一会儿工夫，一辆福特轻型货车就停在了我们面前，坐在前座的两个人看起来像是美国人。吉姆认出了他们。其中一个是航空机械工程师，叫兰卡斯特；另一个是安德鲁斯，一位通讯专家，现在正受雇于中国航空委员会。他们主动提出要带我们去找旅馆。
“国民政府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和他的夫人还在这儿，”安德鲁斯告知我们说，“但是朱利叶斯·巴尔马上就要驾机带他们离开了。”巴尔是蒋委员长私人飞机的飞行员。
他们还说，蒋委员长的澳大利亚籍顾问威廉·亨利·唐纳德也同在这里。这里绝大多数的大使馆已经搬到了汉口去，因为汉口将会成为新政府所在地。
在大都会酒店预订到房间并不是什么难事。这栋漂亮的建筑门可罗雀，鲜有人入住。
我得知唐纳德在离蒋委员长的居所不远的紫金山居住后，决定去看看他。
当我驱车路过中山路的时候，旧时的回忆一下子涌现在我的脑海。1929年的6月，我出席了国父孙中山的国葬礼，当时的我也走在这条路上，一路随着送葬的队伍走到了在紫金山的陵园。国民党肃清了各省的军阀后在这建立了国民政府。成千上万的人们站在街道两旁目送送葬队伍以示他们对这位革命之父的敬意，那时的他们心中充满了对未来生活的向往。而现在，这条街上除了坦克大炮之外什么都没了。在那座雄伟的新政府大楼上斑驳的几个大洞就是中国所经受的这场悲剧的证据。许多房屋都变成了一片废瓦碎砖。商店门口还堆放着一些商人们遗留下来的希望运往内地的物品。只有高山陵墓上的园拱顶还保持着完整——对于汉族的子孙来说，保持对他们的领头人尊敬忠诚，打败入侵者，重建一个独立的国家，无疑是个挑战。
因为多年来一直在中国作为无政府倾向的顾问存在，唐纳德在中国已经成了传奇人物。在做蒋介石的随行人员之前，他曾经跟随满洲里的张学良大元帅。据说，他对于在内地建立了中华民国政府的武装力量的了解胜于任何一个外国人。虽然他对中文知之甚少，也鲜有食用中国食物，可这仍阻挡不住受过他帮助的人们对他的尊重。
这是我第一次与他见面。在我眼前的是一个中等身高的壮汉，我猜想他大概可能有五十岁了。他那张友好坦诚的脸线条很锋利，他的头发也已经灰白。我向他介绍了接下来前往西北地区的计划，以及希望能够得到一张来自于蒋委员长的许可证以便成行时，他听得目不转睛。
“你得知道，”他说，“现在想要去内陆可不是件容易事。政府无法为你的人身安全做担保。”
“是的，我知道这点，”我向他保证道，“我所要求的仅仅是一张通行证，一张军队军官认可的通行证就行。我对自己的安全问题全权负责。”
他最终同意了会将我的要求转告给委员长，并且让我知道他最后的决定。
我带着十分的自信离开了那里随后便驾车前去美国大使馆。
“欢迎来这座瓮中之城。”乔治·艾奇逊笑着说，乔治已经是大使馆的高级官员了。“你觉得留在南京跟我们过感恩节，大家一起吃火鸡怎么样？前提是我们能找到火鸡的话。”
“荣幸之至，”我回答他说道，“如果我在周四之前能从西北地区脱身的话。”
城里还有二十几个美国人，大多数都在做着传教士，或者是医生、与教育有关的工作。我们得知，乔治·费奇，一位当地的青年基督徒协会的代表，现在与J·L·黄上校住在一起，我和吉姆·诺里斯顺路去拜访了他。
我们进了一所感觉像兄弟会聚点的房子，除了乔治·费奇以外，屋子里都是中国人。J·L·黄正是这个大家庭的头儿。他曾经一度担任着青年基督徒协会的秘书一职。自1934年兴起以来一直热度不减的新生活运动，旨在复兴中国的传统美德，例如谦恭、公正、正直和自尊自爱，他作为干事也在其中起了不小的作用。同时他还在致力于提高官员和一些大公司高层道德水准的官员道德互助组织中担任着秘书一职，现在是一个名叫“战地服务团”的新组织的负责人。组织里的另一个中国代表就是他曾经的助手。
西奥多·图是个有天赋的音乐家，他负责着军队里的大量军歌训练。萨姆·梅出生在美国，并且在美国的大学取得了工程学的学位。杰克·杨是一位美国出生的中国人。杰克在某种程度上算得上是位考察员，之前曾经到过亚洲的其他几个地方考察过，其中一次是跟西奥多·罗斯福上校一同去的。组织的另一位成员是蒋委员长的官方摄影师。
这些人的英语说得跟他们的母语一样流利。在即将到来的这个月里，我将要前往中国各地，考察蒋介石所下命令在地方的执行情况。一些成员要为前线的部队提供巡回的影片，其他的一部分为外国记者团提供向导服务，给伤员发放津贴，或是给准备要启程来中国的苏联飞行员准备住所。
他们现在有些过度放松。我们一整晚都在聊天，开玩笑，唱中国和美国的歌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