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看来已经没有理由继续留在汉口了，于是我前去车站看是否有去北方的车。这儿的情况跟南京没什么差别。没有固定行车时间的火车，遍地的难民，也没有人知道什么时候才会有车开往北方。大部分的火车都用来运送来自浦口地区（南京对面的地区）的装备和补给，火车从那个地方向北至徐州，向西至陇海和郑州，南至汉口。
我站在月台的难民中，放下了手中的行李，找了个放松的姿势坐在行李上等着下一趟火车。六个小时之后来了一辆。还没等乘客们上车，女人和儿童们就吵吵嚷嚷地要求先上。我挤进了通往二等车厢的通道，然后再一次坐在了我的行李上。又过了一个小时，火车终于发动向北开去。
现在我才刚开始了解远离了国外势力影响的真实的中国。我们一路经过了丘陵地带，第二天早上我们来到了遍地麦田的河南平原。火车偶尔会转轨到另一边的铁轨上为南边开来的装满了湿漉漉设备的火车让道。摩托车的轰鸣声在飞机发动机的噪声中和肩挑竹竿的家庭妇女的吆喝声中穿街而过。到处都是试图在这凛冽的寒风中寻找一个可以遮风挡雨的地方的士兵和他们的妻子。
在郑州，正好有一辆火车准备向西开往我的终点站西安。火车的通道鲜有不那么拥挤。组织严密的士兵们准备前往黄河去抵御潮水般的敌军。午夜的时候我们到达了目的地。
这片连溪流都可以将土壤切割出峡谷的平原上，土质十分松软。我们走的这条路已经下陷低于地表，常年负重的牛拉木轮车也把脚下的土壤碾磨成了粉末，从车窗里还能看到小山和溪谷两旁的山洞。这片黄土最闻名遐迩的就是这里的山顶洞人。
在陕县，我们近距离看到了黄河。它坐落在城市的下方偏北，流经一条一英里宽的峡谷。直到我们抵达潼关由北向东的急转弯之前，这幅景象一直在我们眼前。看来穿越陕西省的风陵渡，然后到东埔乘窄轨火车到陕西省内陆的想法也是可行的，这段路程如果要用美国地理来比喻的话，大约是威斯康辛州湖至密歇根的苏必利尔湖地区。
西安在距我们现在的位置西行约一百英里的地方，我们到那儿时已是傍晚。西安还算是座平静的城市。战争还未将魔爪伸到这里。城内西北角的地方有一家中国旅行社经营的有自来水和现代化卫生设施的宾馆。当我在北边经历了几个月的原始生活后重返这里时，对于这些现代设备的想念之情溢于言表。
第二天早晨我来到了当地八路军代表林伯渠的办公室。林同志去了中国共产党的司令部所在地陕西省北部的延安，伍云甫接待并且倾听了我的诉求。
办公室里只摆放了一张桌子和几把椅子。墙上挂着卡尔·马克思、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还有朱德的巨幅画像。
伍先生脸上可以看得出他的坦率和他对我的警告。
“我得将你的要求转告给在延安的毛泽东主席，”他告知我说，“可能得花上几天才能等到回复。”
我下一个拜访的是蒋鼎文将军，也就是陕西省政府主席。据说蒋将军是蒋委员长的远亲，深得委员长的信任。蒋将军因为他钢铁般的意志和反共观点而被人们所熟知。
在秘书的陪同下我们一同前往将军的住处，一位令人印象深刻的高个儿男人走进了接待室。外表上看来，他跟美国的印第安人长相类似，但是他的那双艺术家般的小手掌深深地吸引了我。
“一路上辛苦了，参赞，”他欢迎我说，“但愿你在我们大西北能待得舒服。”
我跟他保证说这里很舒适，接着告诉了他我这趟行程的目的。他点了点头，我猜测他在见我之前就已经知道了。
“八路军正跟日军在山西开战，最近我们还赢得了一次胜利。”
他简略地向我说明了一下目前北方的形势。日军占领了北京—包头线途径绥远的一段铁路，然后沿着铁路从北平向南边转移至汉口，目前暂且还没有到达黄河。一队日本兵在河北的东部占领了从天津到山东省边界的部分铁路。还有一些沿着北边的东埔路及东边正太铁路攻打了进来，占领了山西省首府太原府。
将军又跟我谈论了很多关于他如何在黄河地区布防理论的细节。我走时，对于他所具有的能力感到十分佩服，虽然从他的态度和思维模式中可以感到他有些独裁统治的倾向，但这不妨碍他是个非常有智慧的人。
日子一天天的过去了，还是没有毛泽东那边的消息传来。也许我的任务就要这么失败了。不过与此同时，我有了足够的机会去研究这里的社会生活。
很多的苏联飞行员和飞机聚集在这儿，为了解决飞行员的住宿问题，J·L·黄特意修建了一个旅馆。在这里，来自苏联的年轻飞行员和机修工不仅能在参加异国战斗的情况下享受到家一样的感觉，还能吃到跟家里一样的食物。
之前建在天津—北平地区的三所大学现今也搬到了这里。每天早晨，学生们准备好进入内陆后，就会迈着轻快的步伐列队前进，穿过大街小巷。他们非常热切，年轻男女的眼神明亮，一起大步走路时还会唱起新的爱国主义歌曲。他们的体育课由毕业于密苏里州大学的本·沙伯格教授执教，沙伯格先生于一年前加入了北京师范大学的教师队伍中。
在中国内地传教团里我发现了史维森夫妇的身影，他们二位已经在中国度过了二十年的光阴，其中绝大多数时间是在甘肃省。伯特夫妇是英国使团成员，库洛医生、鲁斯·泰特医生和内特小姐在传教士医院工作。库洛医生的母亲之前住在近日被日军占领的太原府。库洛医生给了我一封信望我转交给她，之后我通过一个中国的游击队员把这封信递交了出去。
在西安的街道上我看到了很不寻常的一幕：大量的单腿或双腿都被截肢的士兵。我的结论是，可能当地的医院专门负责这类的伤员，但是库洛医生告诉我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真正的原因是当地医院缺乏像样的设备治疗肢体末端的严重创伤，截肢是唯一可供选择的治疗方式。
我被告知，有几个非常严重的病号已经被转送回西安了。库洛医生的医院已经满员，无法再容纳多余的病号。医院中的病人每天都会收到七十分（中国的流通货币）的资助。那之后我了解到了在汉口的红十字会一直资助着授权的医院，以便于他们能够照顾好伤员。这笔资助金在很多红十字会运营的医院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当毛泽东派的人终于来到我处的时候已经是12月10日了。那天我在宾馆正准备坐下吃午饭，一个山西部队的勤务兵突然跑进来告诉我让我立即前去办公室。当我快到的时候另一个士兵跑出来告诉我让我赶紧去火车站，那有个工作人员在等着我。
“你听我说，”我抱怨着，“我还没拿我的行李呢。”我的眼前出现了在没有睡袋或者换洗衣服的情况下在山西熬过一个温度在零度以下的冬天的可怕景象。
他耸了耸肩然后说：“不要急（这话一点儿用都没有）。”但是我还是一直在强调这一点。我绝不允许自己在没有一套过得去的装备下就仓皇开始这趟远征，于是我赶紧转身按原路返回了我在旅馆的房间。当我忙着把我所有的行李打包时，一个袖子上戴着“八路军”徽章的年轻上校进了屋来，他的嘴角露出了一丝调皮的微笑。
“在四点还有另外一趟火车，”他消除了我的紧张感，“你看，我们试着尽快地执行命令。毛同志的命令一到，我就知道有辆火车马上就要开了，而我们可能就得坐那辆。”
我听到他说的话后扑哧地笑了出来。这个年轻人正在努力尝试通过催促我不带任何行李就开始一场冬季的远征来摒除拖延的陋习。好吧，这也算是个不错的开端，如果提早知道的话，我想我会更倾向于为了配合他而丢下我的行李而不是破坏他的小把戏。
四点的时候我们登上了一辆开往潼关的火车，同行的是一支八人的巡逻队，每个人都配备了一把中国大批量制造的汤普森冲锋枪。一场激动人心的冒险开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