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萨克·巴别尔，笔名巴布埃尔·基墨尔·柳托夫，1884年7月13日生于俄罗斯海港城市敖德萨一个富裕的犹太商人家庭——这个身份是巴别尔一生的至关重要，对犹太身份的认同与疏离，构成了巴别尔小说的最大魅力，或者说在骑兵军任战地记者的经历，使得他的小说不仅仅是泛人道主义的东西，而是在非人的境遇下，更为广阔地写到了“大写的人”：自由的创作，个性的表达，人作为人的尊严。参加苏波战争的巴别尔后来写出了他最著名的短篇小说集《骑兵军》，1930年的版本曾经在七天内销完，而巴别尔也成为二十年代苏联文学最耀眼的新星。
这位二十年代红极一时的小说家于1939年被捕，罪名是“从事反苏维埃的阴谋恐怖活动”，次年1月27日被枪决。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早在他的小说里多次出现过。他的作品被禁止出版长达二十年之久。直到五十年代平反后重新出版，西方逐渐开始认识这位小说家——认识到他其实是一位早逝的短篇小说大师。而中文版的巴别尔，除了孙越、傅仲选译本外，去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戴骢译本的《骑兵军》，今年东方出版社出版了王若行译本的《骑兵军日记》。
一切都有待挖掘，即使一生的作品长度只有那么长；因为文学的品质无关长短，只在于容量，只在于巴别尔笔下“美好而狂暴的世界”的能量。
短篇小说集《骑兵军》第一篇是巴别尔的自传，和他的小说一样短，但仍用了三分之一的篇幅写来自高尔基的巨大影响。对于这位苏联文坛祭酒，巴别尔的尊敬与感激是明显的：
“他教会了我不少极为重要的东西，后来的事态表明，我的两三篇青年习作还可以过得去，不过是侥幸而已，我在文学上不可能有出息，于是阿历克赛·马克西姆维奇打发我到人间去。这一去就是七年……”
如果你记性还不太坏，一定记得类似的场景与句子曾经出现在高尔基的小说里，《童年》里被流放的革命者不就是这样说的吗？《在人间》开门见山第一句不就是“我来到人间”这样一句话吗？再远一点，一生都津津乐道于作家轶事和写作经验的帕乌斯托夫斯基，回忆自己的第一篇小说时写道：“那时候我的书本知识多于生活，而不是生活多于书本知识。我必须用生活最大限度地充实自己。我在明白了这一点之后，便完全放下了写作（达十年之久），在俄罗斯各地流浪，经常更换职业，同各色各样的人交往……”
这种种私人经验与其说是方法论上的偶然巧合，不如说是文学史上动人的传统，尤其是当汇集到巴别尔身上时，“我来到人间”这五个字更显出超越作品的魅力。1920年，二十六岁的巴别尔参加了对波兰作战的骑兵军，这位戴着眼镜，稍微谢顶的战地记者化名柳托夫，他参加的红色骑兵军，乃是由哥萨克组成的骑兵军，哥萨克有慷慨豪气的一面，但更有俄罗斯历史上由来已久的排犹情绪。这是另外一群哥萨克呵，不同于你在《静静的顿河》里看到的种田的格里高利们。战争中的哥萨克身上的兽性随时发飙，战败城市的犹太家庭遭遇一一尽收巴别尔眼底，他亲眼看到一个年轻的哥萨克将白发苍苍的犹太老人夹在腋下，兵不血刃地割杀。他化名柳托夫，可以瞒过哥萨克，但是瞒不了他自己，犹太身份煎熬战争中的巴别尔。
不能不提巴别尔那篇《我的第一只鹅》。可以想见，出身富裕家庭受过良好教育的巴别尔，无论是从文弱的外表还是内心世界，都和尚武草根的哥萨克们完全是两路人。布琼尼元帅的士兵们也这样看，刚到骑兵军第六师报到的柳托夫因为眼镜就受到师长的嘲笑，怀疑他是否与骑兵军合得来。果然，那些骑兵军甚至要赶他走。他看到房东老太太和院子里的鹅，他一脚踩碎鹅头，用军刀挑起鹅，高叫老太太给他做熟。那群哥萨克里有人说：“这个小伙子还行……”
甚至可以抒情地为巴别尔注上一笔：踩碎鹅头的同时，柳托夫心里有某种东西也被踩碎了。这种被接纳的仪式让柳托夫背离了自己，背离得实在太厉害了，以至于写这篇小说的巴别尔都充满了疼痛感。在巴别尔所有的《骑兵军》篇章里，只有这篇《我的第一只鹅》写尽了巴别尔全部的痛苦全部的委屈全部的绝望和作为正常人在非常环境下的艰难困境。
受苦受难的俄罗斯人，这时给出“我来到人间”的真实含义，那也许就是受苦，而俄罗斯文学的魅力也正在于此。我记得经过好几年之后再与高尔基的短篇小说重逢与他的戏剧重逢时的惊讶，与《在人间》重逢时的百感交集——一切泛政治化的东西逐渐剥离，文学显现出它自身的价值。巴别尔的小说往往长驱直入，往往可怕——不仅是战争，他的细节描写，用流亡西方的俄国文学史家马克·斯洛宁的评论说，具有虐待狂和诲淫的倾向，令人不忍卒读。即使我们全然不谈《骑兵军》，来看看巴别尔其他的小说，比如他写看妓女接客的青年，摔断了腿，可是他还是恬不知耻地又爬上梯子偷看——这是个了不起的故事，而很显然，在这个故事身上生活的包容性感知性，和所有《骑兵军》里故事一样，当帕乌斯托夫斯基骄傲地说“迟早我是要开始写作的，但是我之开始写作，绝不是因为我以此为任务”时，作为读者，我们可能不大能因为一个犹太人投身哥萨克骑兵军而有多佩服，但会因为他们对生活的担待而折服。
所以，有魅力的真正让人喜欢的小说日益稀少，而技术含量高的小说正在盛行，佩服，但难以喜欢。
在巴别尔的日记里读到以下片断，我觉得不喜爱他的小说是不可能的——
“与犹太人交谈。我的生养之地。他们以为我是俄罗斯人，而我的灵魂正在敞开。我们坐在高高的河岸上，安宁弥漫，身后的轻声叹息。我要去保护乌切尼克。我告诉他，我的母亲是犹太人，往事，白教堂，拉比。”
《骑兵军》出版之后的一件大事是骑兵军的统帅布琼尼元帅向巴别尔发难，指责他的小说完全污蔑骑兵军，说巴别尔写的不是骑兵军而是匪帮。当时有名望的批评家沃隆斯基和有着崇高地位的高尔基都替巴别尔出面反驳，但是也不能阻止布琼尼元帅像被揭了伤疤一样再次痛骂巴别尔。
巴别尔1920年参加骑兵军的日记2002年由Yale NB出版社出版，在这本残存的日记里我们看到的不再是柳托夫和哥萨克们的故事，而是巴别尔的日常生活。巴别尔更加真实，也看得出他笔下的骑兵军故事何其真实。可惜，这已经不能用来反驳布琼尼元帅了。从1939年被捕之后，巴别尔成为苏联文学史上一位失踪者。导致他被清洗不仅仅是因为布琼尼元帅的批判，但从他的日记可以管窥的是，日记忠实地纪录了现实，更纪录了巴别尔的立场。当这个犹太人目睹“布琼尼军队的劫掠故事，恐怖和灾难”时，他不能在自己的小说里倾诉“我想到波兰文化、显克微支、女人、大帝国。我们出生得晚，如今讲究的是阶级意识”，更不能倾诉自己对波兰帝国古老文化的仰慕。
巴别尔是一个与现实格格不入的人，这并非因为他孤僻。马克·斯洛宁将他列为二十年代的浪漫主义本身就充满悲剧性（或者二十年代的浪漫主义就是悲剧），很快巴别尔就消失了。而在此之前，他的创作已经跟苏维埃现实脱节，他既不能像爱伦堡那样写与时俱进的小说，也没有爱伦堡那样好的运气。他在骑兵军里遭遇的咒骂，最具杀伤力的是千里马的主人说的：“我从骨子里看透了你……你巴望活在世上太太平平，没一个敌人……你用吃奶的力气朝着这方面去做——千万不要有敌人……”在文字上认识盛名时期的巴别尔，我总觉得即使他名声如日中天，境遇和他当年在骑兵军里是一样的，都一样的尴尬，像局外人，并且挫败感挥之不去。而很显然，吸引人、或者说巴别尔的伟大之处，正在于这种挫败感。
“无论什么人，只要你在活着的时候应付不了生活，就应该用一只手挡开点笼罩着你的命运的绝望……但同时，你可以用另一只手草草记下你在废墟中看到的一切。因为你和别人看到的不同，而且更多。总之，你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就已经死了，但你却是真正的获救者。”巴别尔不是卡夫卡所说的一生默默无闻、被喧嚣的时代所掩盖的人，但是显然他被掩盖得足够久，而且是任何时代的钢筋水泥都掩盖不了的，就像里斯本的幽灵人物佩索阿，就像在盗版碟里看到的前苏联电影大师们。
附记：
作为俄罗斯白银时代重要诗歌流派、阿克梅派诗人的奥西普·曼德施塔姆，也是在三十年代的大清洗中死去的，和巴别尔仿佛，他没有具体的死亡时间和地点。最近读诗人妻子娜杰日达所撰写的《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其中有关于巴别尔的细节。在曼德施塔姆夫妇沦落到苏联克格勃之手，深切体会到这个机构的危险之后，娜杰日达发现巴别尔却和克格勃的一些高层保持来往，不是出于安全的考虑，而是出于“认识”。这在娜杰日达看来，巴别尔太天真了。这则亲历者的材料，大致可以提供这位优秀的短篇小说家（现在称为短篇小说大师也不为过）的另外一面。甚至可以合理推测出他的失踪。前不久又重读了这几部书，巴别尔小说中呈现出来的世界的残忍与弱者的命运，依然是我理解的主要部分；假如娜杰日达所见到的属实，那么巴别尔的涉身犯险，他是弱者中的弱者，也是强者中的强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