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散文的人最好阅历丰富，走过很多地方，认识很多人，经历很多事，除了基本的文化素养，再多些吹拉弹唱、花鸟鱼虫的杂学。我读沈从文、汪曾祺两先生的作品，油然而生此感，喜其文，复羡慕其人。我自己的生活乏善可陈，无非是朝九晚五，吃饭睡觉，周末逛逛书店和唱片店，偶尔看场电影，听场音乐会。若想在文章里纵横捭阖，弄得“烟云满纸”，只好借助虚构和想象，然而那也是望屠门而大嚼的事，纵有快意，终亦有限。西方人重视戏剧小说，像中国这样为文而文的纯散文不多，除了游记、书信和回忆录，多的是随笔和杂感。有些大作家可以足不出户，终日沉埋在自己的白日梦里。他们是穴居在书册里的蠹虫，不见天日以锻炼思想的精纯，极端敏感因而能够预言广远，他们是地道的异类，我喜其文，复羡慕其人。
明人忘乎所以于记录他们艺术化的生活，半实半虚，虚实不分。清人质朴，喜欢纪事，亦文亦史。从南朝一路延续不绝的骈文小赋，本质上是诗。所以唐宋人的散文，大多是实用文字：书信，碑铭，记传，策论，奏折，序跋，论文……汉人也是如此，不过更质朴厚重。先秦根本没有为散文而散文的写作，也没有散文理论，大作家们没有留下一篇创作谈，结果散文反而写得特别好，细微到明察秋毫，宏博到包揽宇宙。其中两篇文字，堪称神品：庄子的《天下篇》，易经的《系辞》。《天下篇》不一定出自庄子手笔，《系辞》尚未证明是孔子亲作，但归于先秦是没有疑问的。两篇都是论文，气势恢宏，千古无二。此外，庄子的《秋水》，韩非子的《难势》，《尚书》的《禹贡》，以及《大学》，都令人高山仰止。想敦促自己再往前迈两步，别无门路，便寄望于这些文字，靠它纠偏疗疾，护神养气。
西方小说发达，小说中也有一流的散文。如詹姆斯·乔伊斯中篇小说《死者》结尾的写下雪，普鲁斯特写山楂花，写观剧，写聆听音乐。倘若我来编一本欧洲散文选，我不会放过这些篇章。
大学时写的散文都是抒情的，何其芳《画梦录》那一路，数量有限。散文诗稍多，同样抒情，更虚无缥缈。为了好看，甚至取消标点，替以空格。上世纪九十年代所写，延续大学的路子，但开始写到自己和他人的生活，慢慢学会写议论性的文章。《空杯》没有太多进步，不过把某些特质发扬光大罢了。我个人比较喜爱《关于纽约的片断》，写最熟悉的题材，糅入最陌生的幻想。在最贴近的同时，做不遗余力的抛离。对我来说，世界从来不是客观的，世界是在人心中的投影。纽约再大，再丰富，假如我是色盲，它就只好是黑白的。我写到几个人物，也是写我自己的生活，因为所写的他人，限于和我有交汇的地方，我不能超出这个范围。阅读随感，是我生活中最丰富的部分，我喜欢按照《庭院》和《雪夜东坡》这样的路子来写，但发现并不容易，不是总能进入那样的情绪状态。另外，这样的写法有多好，有多不好，我没把握，尽管我喜欢。
《空杯》就是这么一本书，情绪统一，体例有点乱。我曾经听人说，原版的序言是书里最好的一篇文章，这既使我高兴又使我沮丧。其实，序言没那么好，内文也没那么差，小一半的篇目，我还满意，那就是我既有的水平。写的时候觉得快意，多年之后重读，还能感受到那股快意。
知易行难，眼高手低，这是写作者经常意识到，却又无可奈何的事。读书越多，眼界愈宽，眼光愈高，看寻常文字，愈发不易入眼。看自己的文字，也是如此。实践落在标准之后，现实与理想拉开了距离。面对这种情况，一方面，听任自然，只管放胆去写；另一方面，我们也许没有意识到，不知不觉里，其实也是在进步的。
陈鹄《西塘集耆旧续闻》记东坡在黄州，以抄《汉书》为日课，连抄三遍，熟悉到每段原文只要提示一字便能背诵的程度。以东坡的天才，尚且下如此死功夫，天长日久，何愁不入化境。朱弁《曲洧旧闻》也有一段记载，说的是东坡的诗，其中所说的道理，等于抄书故事的后续。
有人问朱弁：听说东坡的诗，一开始学的是刘禹锡，是不是这么回事。朱弁说：我建中靖国年间在东坡的好友参寥和尚那里，正好有人拿此话问参寥，参寥回答说，这话是陈师道说的：“东坡天才，无施不可，而少也实嗜梦得诗，故造词遣言，峻峙渊深，时有梦得波峭。然无己此论，施于黄州以前可也。东坡自元丰末还朝后，出入李杜，则梦得已有奔逸绝尘之叹矣。无己近来得渡岭越海篇章，行吟坐咏不绝舌吻，尝云：此老深入少陵堂奥，他人何可及。其心悦诚服如此，则岂复守昔日之论乎。”朱弁说：“予闻参寥此说三十余年矣，不因吾子，无由发也。”
由此想到叶梦得《石林诗话》总结王安石的诗歌创作，他说：“荆公少以意气自许，故诗语惟其所向，不复更为涵蓄。如‘天下苍生待霖雨，不知龙向此中蟠。’‘浓绿万枝红一点，动人春色不须多。’‘平治险秽非无力，润泽焦枯是有材’之类。皆直道其胸中事。后为群牧判官，从宋次道尽假唐人诗集，博观而约取，晚年始尽深婉不迫之趣。”又说：“王荆公晚年诗律尤精严，造语用字，间不容发，然意与言会，言随意遣，浑然天成，殆不见有牵率排比处。”
这两个故事，使我悠然神往。
人生有限，受限的不仅是时间和精力，不仅是客观环境和条件，还受限于自己：才力，性情，态度，意志，学识，眼界。一件小事可以毁掉大事，失控的情绪可以毁掉一个人。事情就这么简单。理想当然要高，但理想并非如我们过去所以为，是用来实现的。理想是悬在埋头拉磨的驴子眼前的那束青草，给它诱惑，给它无限的想象余地，给它前进的动力。重要的是磨拉完了，它的使命完成了，至于吃没吃到那束青草，一点也不重要。你甚至可以说，那束青草和拉磨完全无关。事情就这么简单。
一切条件之外，高高在上的，是那个不可捉摸的魔鬼，那个火苗一样蹦来蹦去的精灵：运气，或曰时势。时来风送滕王阁，运去雷轰荐福碑。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孔子说：“山梁雌雉，时哉时哉。”没有人像他老人家那样受制于“时”，因此笃信“时”的重要。没有“时”，他身长九尺的昂藏大丈夫，只好摇摇头苦笑着说：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
早年笃信一句格言，叫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觉得人人若能如此，天下自然太平，不是圣贤也是圣贤了。所谓人同此心，所谓设身处地，现在又有说法叫换位思考，说穿了不过一个词，同情。按说同情该是容易做到的，其实不然。天下最难的，莫过于此。杜牧说：“一人之心，天下人之心也。”此“一人之心”，和孔子之言相反，对自己对别人，两个标准，然而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你有什么办法。时过境迁，最爱的格言成了废话。我从来没有强迫他人的欲念，我也不会从强迫他人中获得快意。对我来说，这句话是不言自明的道理。但我无法不被他人强迫，不管是有理由还是没理由的，也不管其中有无恶意。不言而喻的道理有人称作真理，就像饥要吃困要睡，唯其是真理，所以没用。
现在持之以自勉的，是《中庸》的一句话：“尽人事，听天命。”听天命，或许可以坦然的态度应对一切世事；尽人事，说明并不颓丧，不管是否理想主义，不管是否悲观乐观，该做的事，能做的事，继续去做。在这之后，若能应着圣人的话，偶尔“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在其中”，那便是求砖得玉，喜出望外了。
张宗子
二〇一三年四月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