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施特劳斯的《最后四首歌》听过很多遍了，看配上画面的光盘，却是第一次。几分钟的一小段，彻底颠覆了过去多年自以为是的悲秋情绪。小园僻径，落叶纷飞；寒霜铺降，月色满地，原来都不是。每个人都有他落寞的时候，即使是在辉煌热闹到不堪的得意之日。落寞也和日常生活无关，那似乎是一种预防机制，避免精神偏欹到不可救药的轻佻——然而这里也不是。在《最后四首歌》里，演唱者没有亮相，画面是二战临近结束时的影片资料，黑白，缓慢，沉闷，而且忽闪忽闪的。
黑压压的难民在公路上无声地走，背影上写满惊惶和绝望。早年的摄影，人群走动时，身体像企鹅一样左右摇摆，迟钝而笨拙。然后是灰蒙蒙的阴雨天气，看不出是黄昏还是正午，道路泥泞不堪，绵延到无边无际的灰色和朦胧中去，撤退的士兵垂了头，麻木地往前走。一些车辆被挤到路边，陷入泥地，一个军官指挥着士兵，试图推出来。从近景可以看见军官的面容，端正而苍白，大盖帽，呢子大衣，仍然一丝不苟，但能想见已被汗水和泥土沾染了。
从军官的大衣知道这是严冬，天地之间浑然一片，被炮火犁过的土地，寸绿不存。
然后是从天空（轰炸机的视野）俯瞰的城市，炸弹雨点般地洒落，一朵朵死亡之花绽开，大地扬起一团团粉尘，奇怪的是完全没有声音，只有歌声在惊惶和绝望的面孔上飘浮。镜头回到地面，在废墟上漠然扫过，到处是坍塌和半坍塌的建筑。半边残缺的教堂，惨不忍睹如一具半边残缺的人，血淋淋地与观者四目相对。我想到德累斯顿，但无法肯定。这么老的资料，也许是一战的遗留。本来也没什么区别，甚至不一定非得是在德国。
实在想不到，文人抒情小品式的《最后四首歌》，竟然如此悲哀。
施特劳斯的垂暮之作本来就是告别和哀悼的，说它悲哀理所当然。但我很少去想的是，它可以悲哀得如此广阔，如此大，如此深，如此重。
一直喜欢伊丽莎白·施瓦茨科普夫纯正和甜美的嗓子，那种诗意的哀婉，仿佛宋末的慢词，尽管悲，总是以诗意为主，因此是优美的，能够面带微笑地听。黑塞和艾兴多夫此处的诗也是淡淡的。寒日西沉，孤帆远引，都是司空见惯，算不得惊天动地。文字的意思，到此不过如此。
但光盘看过，施特劳斯最后的歌就和这些意象永久地连在一起了。暗香弥漫的诗意原是我的以为和期待，你怎么可以从一个人的告别和伤逝中期待那么多针对你的安慰呢？
我找来杰西·诺曼和冈杜拉·雅诺薇芝版与施瓦茨科普夫版一起反复听。歌曲的情绪是渐进式的，越听越悲切。每一遍听都在加深这种感觉，直到疲倦得不想再听。
从此我知道，听《最后四首歌》，好比走向一座花园，一遍是一道门，一步步走进幽深，那才是施特劳斯的世界，或者说，那才是上苍借施特劳斯之手展示给我们看的世界。
有毛病的日子，问题接踵而至，必须打起精神，一一排解。
根源最终还在自己——不断地想，不断地想，满怀希望，同时又处处躲藏。
难以忍受的无尽的厌倦之感。无意义的重复，被人当作白痴或被迫转头向白痴看齐。人有时是孤独的，不可避免。
我愿意一个人来分享我的孤独，胜过分享我的欢乐。毕竟欢乐来得更容易些，而孤独则难。云飘在天上的时候多，沉落在地上为雾为湿气的时候少。
愿人以安静与我分享，以善良与我分享，以一句问候、几句对答，以随意的一笑与我分享。更深入的世界，不是言语可以到达的，除非言语仅是一个幌子，除非言语还将被超越。存在被感知的时候，就获得了自身之外的意义。但言语必须被超越。
人为彼此而存在，快乐地活着，甚至因为责任而快乐，因为有所为而快乐，因他人的快乐而快乐。
彼此存在，彼此感知。
于是相视一笑，莫逆于心。
夏天坐在小餐桌旁向窗外看，看见的是楼下路人一律的头顶。雪松的枝叶横于其上，他们的走动闪烁多姿。他们永远在高谈阔论，用不同的语言。夏天就在满世界的喋喋不休中变得沉甸甸的，让人睡意昏沉。
其实很多人并不是和一个同伴交谈，而是和手机交谈。和手机交谈使他们严肃和潇洒，话题也从日常生活的平庸中解放出来。无论声调、语气、表情和步态，他们看上去总离不开修订宪法、五年计划以及如何从伊拉克体面地撤军等严肃的内容。所以，我经常看见的是他们紧绷着的脸、僵直的身体和笔直的行进路线。幸好手机时代之前的伟大预言家们未雨绸缪，规划的路一律是直的。假如路是圆的，真难想象他们会走到哪里去，走到哪一天。
公寓对面的一家，是一对南方夫妻。吵起架来，如上演大歌剧，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欲罢不能，天地变色。女声好似《一八一二序曲》中的《马赛曲》，起而激昂雄壮，终至灰飞烟灭。男声则如拉威尔《波莱罗》中的那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主题，靠着固执和坚持，由涓涓细流而怒涛澎湃，最后统领一切。
他们任何时候都吵，而以半夜为多。相信周围的几栋楼都知道这对战斗夫妻。总有四五年了吧，楼道和电梯里见过那位永远在固守马其诺防线的女士，中年，微胖，稍矮，很温吞水的样子，脸上没有表情。奇怪的是从来见不着那位男士，每次沉浸在他漫长的咆哮声中的时候，我总是不由自主地想象他的模样，最终的显影是，一个小个子，瘦，肤色较深，上衣好像一直短了一截。听声音，他应该比女人年轻。
一个夏天的周末，他们照例吵得甚欢的时候，有人打电话把警察叫来了。我从街上回来，看见楼门口停着警车，已觉吃惊。上楼走近，看见他们的门开了一条缝，一个胖墩墩的警察守在门外。不一会儿，里面出来两个瘦警察，一男一女。没有带走人，但他们从此休战了几个月。再以后，一切照旧。楼里的老住户都是极有耐心的人，否则不会忍耐这么多年。既然警察都无可奈何，大家也就认了。
忽一天，这家里多出一个更年轻的女人来，进进出出了一些日子，然后又不见了。不管怎么说，叫骂声是少下去了。
我不善观察人，也不爱观察人，觉得别人的生活距离太远，而且能够看到的，不外乎那些琐碎的东西。运气好的时候，碰到一个《读者文摘》式的感人传奇，或看了一部未剪接的欧洲艺术影片？
因此，我也不在乎怎么被人观察——假如有这样的观察者——我觉得人和人不同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就像我们不希望看到办公室的几十个人全都长着一样的面孔，穿着完全相同的衣服一样。
但是，该让你看到和听到的，一定会送到你眼前和耳边。
那么，任何偶然都是有意味的。在人的一生中，耳闻目睹的事有限，那么，每一件纳入知觉范围的事，每一个相逢并相识的人，必然有其含义。
起初我在曼哈顿四十街交第五大道处上班，顺路常去四十六街的HMV看唱片，遇到减价，挑上一两张。古典音乐部设在地下室，隔音，贴墙的沙发座舒服，营业员选放的多是冷僻的曲目，听着新鲜，而他们的音响实在好，又开得那么肆无忌惮，让人听着痛快。午饭后，溜出去一会儿，一张张唱片细细翻看，一天的上班缩减为对去的期待和事后的回味。和在布莱恩特公园一杯咖啡在手的闲坐一样，同是在忙碌而日日重复的工作中寻得的一点乐趣。
但好景不长。两年的工夫，HMV关门大吉，所有存货清仓处理，从一折开始。打折到百分之二十的时候，买了一套卡拉扬指挥、施瓦茨科普夫主唱的《玫瑰骑士》。到百分之三十的时候，厂牌稍好的唱片被一抢而空。美国人的一窝蜂购物病真是没救，有些很烂的版本，只因为打折，大家都去抢，买回去，扔在角落里，一辈子不会听。我特别想要的曲目不多，连续去了几天，只拣得两张哈恰图良，纯粹是可有可无的东西。
再以后，只好去林肯中心的塔楼唱片店。塔楼地段好，是家超级大店，唱片种类多，卖得贵。寻常时间，宽敞的大厅里顾客寥寥。他们也放音乐，但声音开得低，曲目更巴洛克一些。我仍旧看得多，买得少。买，也多是买廉价版，旧版，买分量足的双张，好在细微的音质差别我不在乎。
看上去财大气粗的塔楼，去年也关了。在那之前的夏天，我无事在家，闲逛时见到他们招人的广告，颇为动心。做一家唱片店的售货员，天天在唱片堆里转，钱多钱少问题不大，感觉舒服。如果不是机票已买好，要回国了，兴许真会去应聘呢。
唐人街往南的J&R，据说唱片便宜，但我没去过，从来提不起精神去，也许以前跑移民局往那一带跑得太多，早已厌烦了。各大书店的古典音乐唱片基本是应景的，很难挑到自己想要的，在这种情况下，只好把目标转向联合广场附近的“学院唱片店”，一家二手唱片店，相当有名吧，因为顾客看起来多是熟客，塞得满满的货架上也不乏好东西。除了便宜，更吸引人的是能找到几十年前的旧版。听旧版，觉得踏实。
很多烦恼都是自己惯出来的，不仅仅是买唱片。和其他的烦恼比，唱片真好比一场不痛不痒的感冒。不可能的事情千万别去招惹，除非你愿意把失望当作嚼过的甘蔗反复咀嚼，而且能从残渣中品咂出幸福。有时候我差不多就这样劝慰自己了：管它呢！难道这不是你心中之至爱吗？难道它不值得？难道它不美？愚蠢的憧憬也会使人常葆纯真之心和智慧，使人免于湮灭在无穷尽的琐屑的生活细节中，这样的烦恼不是应有的代价吗？
诚然如此。诚然如此。可哪里是个头啊？没有尽头，根本就没有。戏演完了，总得收场。收场之后，一无所有。他们可以从头再来，我们不行。我们不是没有本钱，但上帝不会永远站在我们这一边。
住在隔壁的老太太喜欢歌剧，时常在家放唱片。我多数时候听器乐，歌剧偶尔也放。多年前某一天，在走廊上，她笑眯眯地说，昨天你放的歌剧真好听。真好听？不可能，那是瓦格纳。我想，她一定是在委婉地提醒我，声音太吵了。我因此废弃了大喇叭不用，改在电脑上听。后来知道，她真的喜欢歌剧，她放唱片的时候，走廊里也是听得到的，只是我一直没留意。喜欢瓦格纳，有何不可？
昨天像影子一样亦步亦趋，从来没有渐行渐远以至彻底消失。无数的昨天，彼此重叠，像女人佩戴的硕大的耳环，清晰地晃，清晰地响。目光总是比已经到达的地方更远，时常超出个人的能力。相对于天真的愿望，我们能够做到的，我们有勇气做到的，实在少得可怜。相对于愿望，一生不够，加上来生，还是不够。世上的事，总归要带点无奈、带点哀伤的色彩才美好？才不落俗套？
最难逾越的障碍，是不能成为自己希望的那个人。
说实话，人的未来毫不神秘。如果说二十多岁时还存在着多种可能性的话，三十岁以后，残余的悬念全部揭开了，剩下的无非是按照既定的路往前走。所谓而立之年，就是一切都已确定的意思。在那之前，人还只是一个姿态，盘弓欲发，还在犹豫，憧憬，不知道该把箭射往哪一个方向，射多高，射多远。在那之后，垂手收弓，有人踌躇满志，有人四顾茫然，但大势既定，具体的结果能有多大意义？我们的确无法预见未来生活无数细节中的每一个，但那有什么关系呢？细节带来的，无论欢喜还是失望，都有限。
此后的十年，二十年，我们品味这一切，生发无限的激情，耗费无限的冥思，最终认可了早已看得清楚的图景。于是不惑。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再糊涂的人，也不会指望黄瓜藤蔓上结出苹果。人是什么？人就是自己一生造就的那个东西，人就是在抗拒和接受了无数诱惑、抵挡和顺从了无数压力之后亲手造就的那个东西，不多也不少。
奇遇当然有，奇迹也会出现。上帝不让人绝望，这点仁慈他还是有的。我知道奇遇和奇迹在每一个路口等着我，我坚定地往前走，是明智的，我是一个幸运者；我知道不可能有奇遇和奇迹在每一个路口等着我，我坚定地往前走，是有勇气的，我是一个世俗意义的英雄。
因为明智而幸福，和因为勇气而幸福，归根结底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幸福了。幸福更不在于是被人羡慕还是被人钦佩。
刚读完哈罗德·勋伯格的《伟大作曲家的生活》。据勋伯格先生讲，理查·施特劳斯是个一辈子在金钱上斤斤计较的家伙，他为作品索取报酬几乎到了厚颜无耻的程度，他在计算收入过程中获得的幸福感可能超过他完成一部作品，哪怕是一部伟大的作品。由于夫人的出名强悍，施特劳斯甚至不能偷懒，因为那位明白作品意味着钞票的聪明女人，总是在施特劳斯与朋友把酒言欢、高谈阔论时厉声说：理查，去作曲吧！
这样的施特劳斯，《玫瑰骑士》出自其手恰如其分。可是《死亡与升华》、《变形》、《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以及《唐璜》，不像是他的作风啊。《英雄的生涯》有点浮夸，《堂吉珂德》不妨看作游戏，可是《最后四首歌》，这是一个全然不同的施特劳斯。假如勋伯格所言不虚，我只好用荣格的理论来解释。荣格说，伟大的文学家、艺术家、哲学家，他们写出那些伟大的作品，不是由于个人的天才，而是一个民族、一个文化，通过他们自我表达，他们是民族的代言人，是民族精神的物质体现。正因为一个凡人承担了如此庄严的使命，远远超过了个人能力，他们常常过早崩溃，或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种种怪异和荒唐。所以，作品的伟大与具体的创作者无关。
但我更倾向另外的看法。我相信一个人可能过几个人的生活，也就是说，一个人可能有若干化身，每一个都真实不虚，每一个都是那个完整个性的一部分，无论他们表面上多么矛盾。他以一个小小办事员、一个游民、一个手艺匠的身份出现时，是平凡的，但作为一个思想者，一个创造者，在另一个世界，在一个民族、一个文化的历史上，他不容置疑地伟大。
作为其中的一个人，我在生活。但其他的那些生活形态，我不知道在哪里，更不知道它们是否存在。有一天，我要唱出自己最后的歌时，我不知道该向哪一个自己告别，更不知道代表谁来告别。时代永远在消逝，即使不那么惊心动魄，但却同样真实，同样令人黯然魂销。
二〇〇七年六月十日完成，七月四日改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