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但划分人群的方式很多，阶级的、阶层的、性别的、年龄的、地域的、民族的，不一而足。从阅读的角度言之，最后的分歧正是趣味造成的，根据趣味的不同，形成了不同的社会群落。《读库》的阅读群体，就是这样的社会群落。他们的嗅觉是很灵敏的，他们会根据相同或相近的趣味，走到一起来的。所谓气味相投，《读库》的核心就是由这样一种趣味构成的。然而，这种趣味又很难用语言来描绘，属于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那种东西。它不是外在的，就像亲情和友爱，需要细心体会和感受才能够得到一样，趣味的把握，也需要心灵与心灵之间的相遇。对编者来说，这也许增加了工作的难度，但也不能算是苛求。
实际上，《读库》所做的种种努力，都是希望能在个性化趣味与群体化趣味之间找到某种平衡感。绝对的个性化或者将个性绝对化，都是一种病态，是精神病人的一种幻觉，在现实生活中是找不到的，也是不存在的。我们要的是即有个性，又不炫耀个性，从而在更多读者中找到我们的知音。这有点像在平衡木上表演，张立宪的这一跃，还是非常漂亮的。漂亮得有些令人吃惊。继续下去，一跃、二跃、三跃……还能不能这样漂亮，对张立宪来讲，是很严峻的考验。
我们有必要读《弟子规》吗
钱文忠教授讲了《三字经》，意犹未尽，最近又讲了《弟子规》，不知未来是否还有宣讲《女儿经》的计划，如果没有，建议增加一项。
如果说，《三字经》中的一些人和事有必要简单注解一下的话，那么，《弟子规》其实并没有多少可讲的内容。“弟子规，圣人训，首孝弟，次谨信。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学文”，几乎明白如话，还能讲什么呢？“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冬则温，夏则凊，晨则省，昏则定。出必告，反必面，居有常，业无变”，活脱脱一个清朝小学生守则，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所以，严格说来，《弟子规》不是用来说的，而是用来做的。说得天花乱坠，它也只是那个时代学生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罢了。既然如此，对今天的读者来说，《弟子规》就不仅仅是能否理解的问题，还有能否接受，能否认同的问题。也就是说，如果钱教授认为《弟子规》在经历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后，仍然可以约束和规范今天诸“弟子”的话，那么，他首先应当指出其必要性和可能性究竟在哪里？
钱教授固然有他自己的方式，只是这方式有点类似于当今的电视购物广告。他先讲《弟子规》在现实生活中的有效性。一位派出所所长，为一对结怨很深的邻居调解矛盾，屡次调解，屡次处罚，均无效，不时仍要大打出手。一天，所长又去调解，双方依然怒目相对，于是，所长随口说了句：“凡是人，皆需爱，天同覆，地同载。”这句话出自《弟子规》，钱教授说，“没想到，就这十二个字，四句话，彻底解决了他辖区之内一对老大难街坊多年不能解决的问题。从此往后，这对街坊成了模范街坊，相互关爱，再也没有打过架，再也没有闹到派出所来”。
我不能怀疑事情本身的真实性，我只是感叹这种流行了几十年的新闻叙述模式的强大生命力，尽管很多人已经觉悟，不再接受这种叙事，但仍有如钱教授者，把它奉为一种可以复制的奇迹。其实，这种叙事是非常可疑的，他还引述了一个小女生写给这位所长的信，其中写道：“所长叔叔，我听到您讲的《弟子规》，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突然意识到，我对妈妈说话的时候，都是‘你’：妈妈你给我倒杯水，妈妈你给我点零花钱，妈妈你给我去买张游戏卡。听完您的讲课后，我突然发现，我用‘您’来称呼妈妈了。我再也没有用命令的语气去跟妈妈说话，我突然觉得应该用一种商量的语气，一种请求的语气去和妈妈说话。因为您讲的《弟子规》感动了我。”据说，这个孩子后来成了这所学校最优秀的学生。
然而，这种叙事除了使人不再相信奇迹可能发生过，对于说明《弟子规》的有效性没有任何帮助。事实上，当《弟子规》试图重新回到我们生活中来的时候，它不可能回避百余年来中国人对于自身传统的批判和丑化，也回避不了在中国社会与中国人身上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与裂痕。近些年来，传统正在努力寻求回归当代的途径，人们对传统的态度也发生着微妙而深刻的变化，热衷于恢复传统的就不说了，即使新人类，他们对于传统，也不得不有一种妥协的表示。“父母皆祸害”是风行于网络，与父母宣战的一群孩子结成的小组，其组规却这样表述：“我们不是不尽孝道……”这种表述带有鲜明的时代胎记，与他们的父母、祖父母，乃至更上一辈的做法皆然不同，这几代人不仅决不接受孝道，而且公开的、面对面的宣称要背叛父母，与父母决裂。这是80后以及再后的孩子们所不敢想也不敢做的，他们只能凭借这一代父母因独子独女而生的变异的爱，撒一撒娇，背地里放几句偏激的狠话。
但是，他们可以接受《弟子规》吗？恐怕也不能。现在谈到挽救道德危机，很有人看好先前的一些蒙学读物，钱文忠教授便称，要“怀抱一种感恩之情”读《弟子规》，就表现出一点久旱的禾苗逢甘霖的急迫，而看上去却像是急病乱投医，未必能有很好的疗效。鲁迅先生说：“如我中国，汉有举孝，唐有孝悌力田科，清末也还有孝廉方正，都能换到官做。父恩谕之于先，皇恩施之于后，然而割股的人物，究属寥寥。足可证明中国的旧学说旧手段，实在从古以来，并无良效，无非使坏人增长些虚伪，好人无端的多受些人我都无利益的苦痛罢了。”此处也透露出，在中国，道德要求或规范，往往是政治设计的配套工程，它的被人们所抛弃，怕也是这套政治设计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被瓦解所造成的直接后果。想要它重新发挥作用，除了社会内部生长出这种需求之外，也还要将它与旧的政治设计相互剥离，赋予它新的内涵，并使人们理解和认同，才能有效。
其实，一个人的道德感和他作为一个人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意志，并不矛盾，但造成具有这种素养的新人，却不能靠喂食《弟子规》之类的浅陋的速食，这类速食能否营养我们还很难说，对我们的毒害却是显而易见的。与其如此，我们倒不如直接去读孔子和他的《论语》，以及人类文明所孕化的更多圣贤的著作，或许对完善我们的人格，使我们成为一个真正的人，还有一些好处。
敞开心扉，光自见耳——读《我知道光在哪里》
濮存昕把他的新书命名为《我知道光在哪里》。纯黑色的封面，用了他在《建筑大师》中的一幅剧照。他所扮演的剧中人索尔尼斯顺着“天梯”拾级而上。我们看到的，只是他的背影。光从上面照射下来，给人一种天堂般的感觉。他正努力地向着光的源头攀登，他的身体被光映照出明亮的、动感十足的轮廓。
这是关于书名的一种图解，也是濮存昕生命状态的白描。人们都说，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人，有一种理想情怀。这是少年时代我们所受教育的结果，但也都经历了70年代、80年代的怀疑、困惑和迷茫。记得有一首诗写道：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我不相信天是蓝的；我不相信雷的回声；我不相信梦是假的；我不相信死无报应。这里所谓“我不相信”，正是诗人在经历了70年代的痛苦挣扎之后，对少年时代给予我们的理想的一种回答。现在有些人，说起80年代，似乎都是意气风发，兴高采烈，好像那是个放飞理想的时代。然而，我却觉得很隔膜，虽然我刚刚经历了那个时代。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更多的是一种无家可归的漂泊感、孤独感，原有的理想和信仰靠不住了，而新的理想和信仰在哪里呢？我不知道！崔健的《一无所有》唱出了我们许多人的心声。事实上，直到今天，这种深深的不安和迷失感仍然困扰着我们。这些年，我们所以还能坚持下来，是因为我们知道“光”还在，答案还在，我们所要做且所能做的，只有不懈地寻找和追求。
所以，当濮存昕说，“我知道光在哪里”的时候，我有一种肃然的感觉，我甚至想到了上帝。当然，濮存昕不是上帝。上帝说，要有光。于是，从黑暗中出现了黎明。而濮存昕只想留给自己一点希望。在他心中的某个角落，这希望就是一束光，生命之光，理想之光，精神之光，信仰之光。这是他和我们的不同。我们甚至一生都在寻找，“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但在他那里我们看到，我们所要找的光，其实是在我们心里。认识濮存昕的人都说他人好，人正，很阳光。的确，从他身上，我们总能发现乐观向上，积极热情的品性。这一定和他心中的那束光有关系。他是个演员、艺术家，但我们却能在很多公益活动的场合看到他。他身兼数个形象大使，还是奥运志愿者、艾滋病和义务献血的宣传员；他有时也做广告，公益的和非公益的都做，在公共场所和媒体上，经常能看到我们所熟悉的那张笑脸。这很容易被人误解为出风头，或者是想捞取什么资本，但他没有，他的坦然与自然，他的心安理得，没有一丝一毫的刻意与虚情，化解了可能有的种种非议，就像常有女性对他表示好感，而他始终不涉绯闻一样，他对人、对事的真诚，是他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的法宝。有朋友说他是个“透气的人”，其实又何止透气，他的通透与透明，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生命可贵的纯粹和纯净。在经历了这么多风风雨雨之后，他还能坚持人生的信念，还能在心里为自己保存一束光，我以为这本身就是个奇迹！
在前一本书《演员濮存昕》中，他和童道明先生谈得比较多的是艺术，这一次，他比较多地谈到了自己的生活经历和感悟。犹如他的为人，他在回顾和讲述几十年荣辱沉浮的时候，其口吻也是平实朴素，坦白诚恳的。读他的书，如见其人，如闻其声，仿佛与他相对而坐，听他讲那过去的事情，历历如在目前。从他的讲述中我体会到，一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最难得的是平常心，唯其平常，所以长久。我见过许多热血青年，包括我自己，很容易被天上的那束光所激动，一旦乌云或雾霾遮住了那束光，也就容易失望。不像他，“满船空载月明归”，就很满足，就很惬意。因为他知道，光就珍藏在他的心里。这样一种境界，有时恰恰是最有力量的。他说：“这一点，我媳妇看我看得最明白。她说，亏得你小时候腿有病，否则不定狂成什么样。因为你其他条件比较好，肯定会受宠的。偏偏有那点缺陷，所以还有点儿自卑、自尊，挺好。”
民间话语中的北京生活史——读《老北京那些事儿》《老北京那些事儿2》
历史构成本应该呈现出多样性的特征。帝王将相的雄才大略、开边治国是历史，小老百姓的柴米油盐、衣食住行也是历史。可惜的是，后者长久以来很少为人所关注。皇宫内院的细枝末节被无限放大，民间草根的生产生活却不闻不问，大概是觉得太琐碎，太低微，上不得“历史”这个台面吧。
于是就显出了邓向东和刘辉这两部书的特别。他们写北京的市井生活，不走猎奇的路子，也不满足于描绘昔日的风情，寄托一些怀旧的思绪，而是将笔触深入到社会历史的腠理之间，一点一点地把生活细节像提要钩玄似的展示出来，使读者可以想象市井百姓在历史情境中是如何过日子的。
举个例子，书中有一章写到北京已经消失的一个老行当：水行，俗称卖水的。这个行当如今还有多少人了解呢？我看不多。随着自来水流进家家户户，这个行当早已被历史的尘埃深深地掩埋在记忆的角落里了。但在60年前，这个行当却承担着满足北京市民日常用水的责任。当时，北京城里有几个人能饮用自来水呢？家家户户用的都是井水。而且，不是哪个人家都挖得起一口井的，于是，这卖水的行当就在胡同里应运而生了。作者细致地描述了这个行当的生产工具，即水井、水车、辘轳、滑车等；生产方式和生产过程，即如何将水提上来，如何挨家挨户地送水；以及卖水人和用水人是如何交易的：“每挑一挑水，担水人便用石笔在用户的门框上画一道儿表示一挑儿了，画一小箭头儿两挑儿了，画完整箭头儿便三挑了，月底凭着鸡爪形的水账来结算；挑水的绝不多画一道儿，用户也绝不偷着擦去一道儿，连最淘气的孩子也不会动这脑筋。”那时，一挑水不过一文钱或半文钱，虽少，却也照见了古朴、诚实的市井民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