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素去年回到伦敦以后，他的口液几乎为颂美中国消尽，他的门限也几乎为中国学生踏穿。他对我们真挚的情感，深刻的了解，彻底的同情，都可以很容易从他一提到中国奋烈的目睛和欣快的表情中看出。他有一次在乡下几于和卫伯（SIDNEY WEBB）夫妇吵起嘴来，因为他们一对十余年来只是盲目地崇拜日本，蔑视中国。他对人说他很愿意舍弃欧洲物质上舒服的高等生活，到中国来做一个穿青布衫种田的农人。他说中国虽遭天灾人患，其实人民生活之快乐直非欧洲人所能想像。他说中国的青年是全世界意志最勇猛，解放最彻底，前途最无限的青年；他确信中国文艺复兴不久就有大成功。然而他也知道我们的危险。他在英国每次发言，总告诫人说最美最高尚最优闲的中国文化，现在正在危险中，有于不知不觉中，变化为最俗最陋最匆促的青年会文化之倾向：他说现在耶稣教在中国的魔力，就蕴在青年会的冷水浴和哑铃操里面。太平洋那边吹过来的风，虽则似乎温和，却是充满了硝酸的化力。我离伦敦前接到他从瑞士来的电报，要我到巴黎去会他，后来彼此还是莫有会成，但他寄来送我一本他的新书《中国问题》，叫我到国内来传布他的意见，我答应回来温习过自己的社会人民以后，替他做一篇书评。如今我回国已有一月，文章还不曾做出，现在我姑且先用中文来传达他书里的一番厚意，好让爱敬罗素的诸君，知道我们得了一个真正知心多情的朋友在海外哩。
罗素这本书，在中西文化交融的经程中，确实地新立了一块界石。他是真了解真爱惜中国文化的一个人，说的话都是同情化的正确见解，不比得传教士的隔着靴子搔痒，或是巡捕房头目的蹲在木堆里钓鱼。他唯其了解，所以明白我国过去文化的价值，和将来发展的方向；唯其爱惜，所以不厌回复地警告欧人不要横加干涉，责备日本不应故意蹂躏，隐讽美国不要用喜笑的脸温存的手，来丑变低化我们的遗产。他开头就说在中国的三大问题——政治、经济、文化——中关于全人类和中国自身最重要的是文化问题；只要这个问题解决的满意，不论政治经济化成如何样式，他都不在乎了。他说中国好比一个美术家的国，有美术家的好处也有他的坏处，但这好处是有益于人的，坏处只报应在他自身。他就问一个重要的问题，他问如此说来，全世界是否应得设法保全他的好处呢，还是逼迫他去学欧洲的坏样子，专做损人不利己的事业呢？他再问果然有一日中国有力量，即以其人之道还诸其人之身，来对付东西洋人，那时全世界又成何面目呢？
罗素知道老大帝国黄脸病夫的实力和潜伏的能力，所以他最怕他被逼迫而走最没出息的武力主义那条路。此点他书里屡屡提及，他最近在米郎的一个平和会里又说同样的话。我们固然很感觉东西两面急急锋的压迫，固然有铤而走险的倾向，但我们可以告慰知爱我们的罗先生，中国国民不到走投无路的时刻，决不会去效法野蛮人的行为，同类自残的下策。
所以罗素注意的，是文化，是民族创造精神的表现，不是物质的组织，盲目的发展。他说我不管旁的，我只管知识，美术，本能的快乐，友谊和感情。他接着解释知识也不是呆板的事实，堆积的工夫，艺术也不仅是美术家手里做出来的物件。他所谓美术直包及俄国的村农，中国的苦力，他们似乎有一种不自觉的努力去寻赏真美。那种产生民歌的冲动，曾在清教徒时期前盛行，如今只可向村舍前农园后访去了。本能的快乐，就是单纯生活的幸福，欧美人原来干净的人道全教工业的烟煤熏黑，原来活的泉源全教笨重的钞票塞住。他告我说他见湖南的种田人，杭州的车轿夫，他们那样欢欢喜喜做工过日，张开口就笑，一笑就满头满面满心的笑，他几乎滴下泪来，因为那样轻爽自然的生活，轻爽自然的笑容，在欧美差不多已经灭迹了，欧美人所最崇拜的，只是进步与速率，中国人根本就莫有知道这会事。他们靠了进步与速率，得到了力与钱，也造成了现在惴惴不可终日的西方文明；中国人终是慢吞吞地不进不退，却反享受了几千年平安有趣的生活。
他说让中国人管他们自己的事，不要干涉，他们自会得在百十年间吸收外来他们所需要的原素，或成一个兼具东西文明美质的一个好东西。他只怕两个方向：他怕中国变成个物质文明的私生子，丧尽原有的体面；他又怕中国变成守旧的武力国。
他说欧战使欧洲觉悟自己文明的漏洞，游俄游中的经验使得他相信这两个国家可以指示欧洲人那里是漏洞，怎样的补法。他说中国人的生活习惯若然大家都采用，全世界就会快活享福。欧美人的生活刚正是反面，他们只要奋斗，变动，不足，破坏。物质文明的尾巴已经大得掉不过来，除了到安定的东方来请教，恐竟没有法子防止灭亡。下面容我节译一段他在一九二○年的夏天，跟著英国工党的代表团，到俄国去观察，正当鲍尔雪微克想用全力来根本改造俄民的习惯，想把原来有亚洲气息的俄民，改赶入纯粹机械性质的生活。他那时正在鄂尔迦（VOLGA）河中：
吾舟驶于鄂河，日复一日，经一荒凉诡异之乡。舟中人皆嚣杂，欣忭，好争持，善为捷易之说理，喜以巧言释百业，咸谓天下宜无事不可解，诚能如其言为政，则人事之利害可铢铢而算，人类之进向可节节而定也。有一人病且死，斗弱斗恐、斗健康者之漠视甚力，而同舟人之辩之争，之琐笑，之扬声求爱，喧逐，几如雷动，夜以继日，曾不念病苦者之难堪。舟以外，鄂河之波，鄂河之岸，皆静如死，诡如天。愿此静秘，舟中人莫或有暇以听察焉；余独内感不宁，断不能寄心耳于诡辩者之辩，与通事实者无尽藏之事实。一日，既迟暮，吾舟泊于一荒落之所，杳不见房屋，但有沙堤长亘，其背则白杨成列，明月升焉。余默然登岸，行沙中不远，而见一人类之奇集，似古游民，盖来自灾荒之极域，家族麇聚，绕以家用杂具，有立者，有卧者，有悄然积小枝作火者。火成焰发，照人面历历，皆髯节蓬生，男子野鲁北耐，妇人粗陋，童子亦严肃迟重，如其亲。其为人也无疑，愿求习于猫于犬于马，宜若易于是族之男妇童子。我知彼等必且竣息于此荒凉之域，日焉月焉，以冀船来载去传闻天人不尽吝酷之乡；然其闻之确否，又谁得而知之。将有死于途运者，若饥与渴，日中之炎热，则殆莫或能免，然即其茹苦，犹噤不呻。余观览之余，不禁兴感，念是殆庞俄魂灵之征识，默不能自吐，力挫于失望，彷徨转侧，西欧犹且翘然自分党别，或进而争，或退而处，熟视此无告者若无睹焉。俄之体大，间有能者，亦如蚪碛之于广漠，不可得而识。彼硁硁于主义者，方且强柳杞以为杯棬，将屈人类原始之本能，为学理之试验；然余窃不敢信幸福之可以工业主义与强迫劳役钳刺而致也。
然及晨曦之复转，而舟中之哓哓于唯物史观及共和政体之得失者犹然如故，余亦口耳其间，不复自省。与余辩者未尝见岸上游弋之灾民，即见之亦且类之于砂石草木，以其穷野不可训，非社会主义福音之所宜及也。然彼民宁忍之静默，既深入于余心，辩虽亟，论虽便习，而寂寞难言之思，犹耿耿于中焉久之。卒之余奋然自谓政治者魔实趣使之，强者黠者承其意以刑楚羸弱之民族，为利，为权力，为主义，其害则均。吾舟犹前进不息，日侵饥民之余粮，仰庇于军士，则饥者之子也；受之惠如此，我不知且何以报之。
鄂水风来，鄂水波动而居民愁惨之歌，白拉拉加之音，萧然缭绕吾舟，此景不可忘已。声之来，与俄土荒伟之静默俱，止于余心而为不可解之问，不可苏之隐痛，东人乐生之色，于焉黯矣。
此方余来向中国以求新望，心境盖如此。
上面这一段话，文情兼至，实在太好了，令我不忍不翻，而翻之结果，竟成了几于古文调子。罗素是现代最莹澈的一块理智结晶，而离了他的名学数理，又是一团火热的情感，再加之抗世无畏道德的勇敢，实在是一个可作榜样的伟大人格，古今所罕有的。你看那段文中——其实是首好诗——他从鄂尔迦河荒野的静穆里，从月夜难民宿处的沉默里，感觉到西方物质生活之浅狭，感觉到科学知识所窥测之浅狭，他原来灵敏的感觉，更从这伟大消息的分光镜里，翻成无数的彩色；连风里传来俄民的乐音，也在他心里产生了一种可怖责问的隐痛——这是何等境界哟！他见了中国不失天真的生活，仿佛在海洋里遭风的船，盼到了个停泊的所在，他那时滴下来的泪，迸出来的热泪，才是替欧洲文明清还宿欠呢！
在这里就有人说：他原来是对欧洲文明的反动，他的崇拜中国，多半是感情作用，处处言过其实，并且他在中国日子很少，如何会得了解。不错，是反动；但他所厌恶的，却并非欧化的全体——那便成了意气作用——而是工业文明资本制度所产生的恶现象；他的崇拜中国，也并非因为中国刚巧是欧化的反面，而的确是由贯刺的理智和真挚的情感，交互而产生的一种真纯信仰，对于种种文明文化背后的生命自身更真确的觉悟与认识。我现在敢说这话，因为我自己也是过来人；我当初何尝不疑心他是感情的反动，借东方来发泄他自己的牢骚，但我此次回来看了印度人和中国人的生活，从对照里看出欧美生活之伪之浮之险，不由得我不信罗素感情之真切。我们千万不要单凭着生长在中国的事实，就自以为对于中国当然有正确的见解。大多数人连他自己都不认识，何况生活本体呢！至于那班青年会脑筋的论调，尤其在门外的门外了。
但罗素虽则从游俄国游中国感觉到人类的运命，生活的消息，人道的范围，他却并莫有十分明了中国文化及生活何以会形成现在这个样子。他第一就不了解孔子的影响，他书里老实说他对于繁文缛节的孔子莫有多大感情；第二他以为中国的好处，老庄很负责任，他就很想利用老庄来补添他原有无治主义倾向的思想（他书开篇就引庄子浑沌凿七窍而死的话）。虽他不知道中国人生活之所以能乐天自然，气概之所以宏大，不趋极端好平和的精神，完全还是孔子一家的思想，而老庄之影响于思想惯习，其实是不可为训。
在“中国人的品格”那一章里，他又说起中国人的三大毛病，一贪，二忍，三懦。这三点刚巧是智仁勇的反面，却是孔家理想生活不实现的一个证据。现在我国正当文艺复兴，我们要知道罗素先生正在伸长了头颈，盼望我们新青年的潮流中，涌出无量数理想的人格，来创造新中华的文明的哩！他说我们只要有真领袖，看清楚新文化方向，想像到所要的新文化的模样，一致向创造方面努力，种种芝麻零碎什么政治经济的困难就都绝对不成问题。我们要知道盲目的改良政治危险；盲目的发展工商危险；盲目的发展教育也是危险：我们千万不要拿造成文化的大事业，托付在有善意而无理想力的先生们手里！
十一月十七日南京成贤学舍
载北京《晨报副镌》1922年12月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