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喜新厌旧的缘故，多年前的一些旧版劳伦斯作品几乎都被堆放一处惨遭冷落，但没想到老版本里有黄金。那天看花城版的《审判〈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一书，发现在那个时代，估计是匆匆翻译而出，文字很芜杂，时不时不知所云，只好找出英文版的《审判查泰莱夫人》对照着看，看来那些法律文词还真是不好翻译，当年的《译海》杂志找的翻译能凑合着翻出来就算不容易了。
但我发现中文版里有一部分是《译海》另外找来的文字，其中有个查泰莱1984年版序言作者是“理察·霍根”，就明白那是文化学大师、西马老将理查德·霍加特，但这个序言其实是为1961年版写的，以后多次重印而已。1961年，那是审判《查》书轰轰烈烈一番，最终检察官败诉，企鹅公司胜诉，然后乘胜追击隆重再版的那一版。因为霍加特在辩护时表现出众，企鹅特约他为新版做的序。
看着那磕磕绊绊的翻译，我就觉得这篇东东在哪里见过，好像就在我家里的哪本书里，于是就翻旧书堆，居然翻出了1985年澳洲的坎哥送我的这本书，正好是1961版的1967年重印版。1985年我刚刚研究生毕业，还不知道霍加特何许人也，居然浏览一番就没再理会，甚至后来有了剑桥版本的《查》后就把这本归旧书堆里了，因为我有好几个版本，这本因为是坎哥送的，扉页上面有他的赠言，为纪念这位过世的洋哥哥，有保存意义，才没被“处理”掉。现在居然发现霍大师的序言就在这里！
现在终于知道霍大师是谁了，拜读他1960年写的序言，真是醍醐灌顶，那年我刚出生，连吃的都短缺，没饿死就不错，哪里知道万里之外的伦敦为一本小说进行着如此唇枪舌剑的诉讼，成为所谓的“世纪辩论”而载入人类的文化史册，哪里知道还是大学讲师的霍加特如此慷慨激昂、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地说服法官和陪审团员们为一本小说开禁呢？伦敦刑事法院里发生的那些交锋我们到四十年后才知道，这个时候我们的GDP总量已经超过英国了，虽然平均数还排在落后国家里。
感慨一番，赶紧读霍大师的序言是真的。
一开篇就发现霍大师称这本书是“洁净、严肃的美文”，他还引用劳伦斯的话说：“life is only bearable when the mind and the body are in harmony……”看到此处，我居然想起我们每天都要翻译的“和谐社会”，有人翻译为harmonious society，但遭到一些人反对，说应该翻译成society of harmony。和谐啊和谐，劳伦斯多么实诚，1928年写这本书，目的就是倡导“肉体与精神的和谐”，这样的书居然在那个年代遭禁，英国人够狠；还好到1960年在霍加特们的推动下解禁了。
作为文化研究伯明翰学派的奠基人，霍加特是以研究诗歌和小说起家的，对文学自有其过人的深邃洞察。不过，这篇序言秉承了他一贯的作风，是写给大众读者的，因为《查》书获得平反昭雪后出的是大众化平装本，几十便士就能买一本，发行海量，可以说一时间平铺了英伦三岛和英语世界。所以，霍加特的序言真正做到了深入浅出，用俗常的语言道出本书的非常之道，言简意赅，又不失理念和哲思的高蹈，同时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小说作者的同情、对当时英国社会文化氛围的失望和悲悯，是一篇大德大爱大仁大义之作。作为文化研究学科的创始人之一的理论家，霍加特能如此贴近生活，放下精英身段，完全以speaking to each other（此乃他的一本论文学与社会的书名）的普通人姿态发言，实在难得。霍加特继承和发扬了利维斯式的细读文本的学术精神，同时又不囿于书斋式品读，为文本的细读注入了“常识”、补充上现实与历史的肌理与血脉，其对作品的解读自成风流。霍加特的言说方式，我想，与他的“我的社会主义（my socialism）”立场有关，他说：“我的社会主义是一种道德社会主义——当然希望不是道德说教社会主义，是古老的英国式社会主义，而非理论的、意识形态的，是人道的、自由派的、伦理的社会主义…… (My socialism is a moral (I hope not moralistic) socialism， an old English style， not theoretic or ideological but humanist， liberal， ethical……)”可见他与正统左派的区别。他曾经批评左翼精英化写作常常流于激烈的谩骂与说教而非发乎人之常情，更为极左的则与右派批评如出一辙。他特别痛心的是他认作同类的左派批评之堕落。于是他来身体力行地从事他的批评写作，完全出自“人性、道德、自由和伦理”的立场，因此他做到了文笔犀利但寓理于情，冷峻又不失幽默（dry wit），贴近常识而非意识形态和道德的说教。
霍加特开宗明义说，这本书是洁净严肃的美文（is not a dirty book. It is clean and serious and beautiful），如果我们试图把它当作淫秽作品，我们不是在玷污劳伦斯，而是在玷污我们自己（We are doing dirt， not on Lawrence， but on ourselves.）。
他明确地指出，当初英国查禁这本书，大的背景是，当时的英国社会对待性问题所持的态度是“肮脏与羞耻感并行”（smutty and ashamed at the same time about sexual questions），要么对这个话题三缄其口，要么在公共厕所的墙上写满下作无聊又苍白的性笑话（boring， sniggering， sterile round of dirty jokes）。可见这位西马理论家对彼时的英国社会的批评是多么严厉刻薄。
而偏偏劳伦斯要逆风飞扬，逆流而上，面对那样的社会环境，竟然要公开、诚实并温柔地谈论性（openly， honestly， and tenderly），岂非大逆不道？所以霍加特说，我们阅读这本书时要把握好分寸（read properly），这对我们是一种挑战，看我们能不能有点滴的进步（a challenge to grow an inch or two），从“肮脏与羞耻感并行”的心态中得以摆脱。
我们常说玉成某事需要的是恰当的人在恰当的时间和地点做恰当的事，指的就是这个proper，四要素都恰当了，事情就圆全了，否则不是差强人意，就是毁于一旦。劳伦斯写这本书是恰当的人做的恰当的事，可惜不是在恰当的时代，他的受众也非恰当的受众而是惯于在这本书所涉及的问题上持“肮脏与羞耻感并行”态度的大英帝国子民。这也就是中国人说的天时地利都不作美，就毁了“人和”，自然也就坏了世间一件美事。
到了1960年，英国的社会风气和人情世故都与1928年比判若云泥，主要是庶民们所主宰的“情势”和语境都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这个时候就出现了“天时地利”，“人和”也就水到渠成。审判这本书的过程竟然成了鉴赏和赏析的受用过程，成了民主和知识界的良心在法庭上的狂欢，从辩护律师到出庭证人形成一个豪华的阵容，一连6日，从大作家福斯特到剑桥批评家哈夫到新派左翼学者霍加特，一干社会名流在伦敦中央刑事法庭上频频亮相，慷慨陈词，为一本长期受到不公待遇的小说辩护。保守势力对此始料不及，审判结果竟然是寥寥“无罪”二字，从此企鹅平装本《查》风靡英伦。这样高调开场的严厉审判本来是想要企鹅出版社的好看，杀一儆百的，结果却是检察官溃败，被霍加特称为一出“光荣的喜剧”（gloriously comical）。英国的和谐社会于是在1960年实现了。桂冠诗人菲利普·拉金感慨而不乏讽刺地对此评论说：生活和性交都始于《查泰莱》解禁后。
霍加特强调说，出自对我们自己的尊重，我们也要对这本书做出恰当的解读才是，他所说的自我尊重，指的是：尊重常识、尊重独立见解、尊重自己对感情的诚实、尊重使人际关系走向成熟的意愿（our common sense， our independence， our honesty about our feelings， our wish to be more grown-up in our relations with others）。而且读这本书要读其全文，而非仅仅读那些为坊间过分渲染流传的段落（not merely those passages which have been so excessively and obsessively talked about.）。
谈到小说男女主人公的恋情，霍加特说他们爱情的催化剂是怜悯与欲望的交织（mixture of compassion and desire），这和中国人一般所说的“情色相生”基本是一致的，怜悯之情与情色的情还是很有不同，前者强调感情，后者强调愉悦。这里指的是猎场看守麦勒斯偶然看到孤独的查泰莱夫人手捧小雏鸡时伤感落泪那一幕。
他再次转身看她，看到她跪在地上，缓缓地盲目将手伸出去，让雏鸡跑回到鸡妈妈身边去。她是那么沉默，那么凄楚，那模样令他顿生同情，感到五内如焚。
不知不觉中他很快靠近了她，又在她身边蹲下，从她手中拿走小鸡，将它放回笼子里去。他知道她怕那母鸡。这时他感到腰腹间那团火突然烧得更旺了。
他面带惧色地瞟她一眼，她的脸扭向一边，自顾哭泣，哭出了她一辈子的痛苦和凄楚，一时间她把他的心都哭化了，化成了一星火花。他情不自禁地伸出手去，手指搭在她膝盖上。
“你不该哭！”他轻柔地说。
她用手捂住自己的脸，感到心都要碎了，径自不管不顾地哭泣着。
他把手放在她肩上，开始温柔地顺着后背轻轻地捋下去，不知不觉地抚慰着她，一直滑到她弯曲的腰窝。他的手停在那里，无限温柔地抚摸着她的侧腰，凭的是不知不觉中的本能。
霍加特说他从这一段里读出的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尊重和同情心，读出了他们之间生情的原委，那不是突如其来的瞬间冲动。难怪劳伦斯最初想到的书名是《柔情》（Tenderness）。
以此类推，霍加特说，我们应该读整本的书而非片段，那样我们就会觉得书中的性描述段落是整本书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们的意义就在于此，是整体的部分，而不能与整体割裂，更不能断章取义。这本书讲的是如何克服困难建立起人与人之间诚实和健全的关系（relations of integrity and wholeness），与我们休戚相关的人之间的关系意味着不仅是精神关系，还有肉体关系（in body as well as in mind）。
在此霍加特引用劳伦斯自己的话说：“若想要生活变得可以令人忍受，就得让灵与肉和谐，就得让灵与肉自然平衡、相互自然地尊重才行。（life is only bearable when the mind and the body are in harmony……and each has a natural respect for the other.）”而这本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所做的就是寻找一种“柔情、肉体激情与相互敬重并行的关系”（relations in which tenderness， physical passion and mutual respect all flow together），因此不能说它仅仅关注的是性关系，远非如此单线条。
与此同时，霍加特指出，人类的语言在性描述上是词不达意的，这表明我们人类在这个问题上困惑、惭愧，过于肮脏和羞耻（our language for sex shows us to be knotted and ashamed， too dirty and too shy），所以才有了所谓四个字母组成的脏字如fuck等。我们从小就知道那些字词是骂人的话，是脏话，而一旦我们要自然简单地谈论性时，我们居然发现我们没有恰当的词汇。知与行之间赫然出现了鸿沟，人们为此感到困惑。劳伦斯并非鼓励人们把这些字词当成“口头语儿”滥用（use these words at every end and turn.），但他确实希望人们能在严肃的情境中严肃地使用这些词汇，从而“洗涤这些字词上的污秽，也就清除了人们对性事的困惑”（to cleanse them of their dirt—and so to clear some common confusion about sex）。1960年审判这本书时，第一个出庭的辩护证人、剑桥学者格拉姆·哈夫上场后提到的就是这个论点。他也谈到英语里缺乏有关的正常词汇让人们严肃公开地谈论性，现有的词汇要么是脱离感情的抽象的医学词汇，要么是多年来被当成脏字的那些词汇。劳伦斯试图在故事情节中“救赎”这些词汇，拭去其污秽。这种以其矛攻其盾的努力自然是造成小说被禁的原因之一，但其攻盾的勇气则是值得赞许的。
霍加特要强调的另一个问题是，男女主人公并非乱性。查泰莱夫人曾有过几次“性自由”经验，但并没有从中获得任何快乐。麦勒斯和他的妻子因妻子过分追求性享乐而分居，他宁可独自生活。所以，这两个人从一开始就对爱情持抵制态度，因为他们都因为过去的经历而不再相信爱情。他们之间发生了爱情，也只是到同情与欲望强烈交织时的事（pity and desire have become powerfully intermingled）。这一点可以从他们发生爱情后麦勒斯目送康妮离开时的心情看得出：
望着她远去的背影，他几乎感到心里发苦。在他想孤独的时候，是她又让他有了交融。她让他牺牲了一个铁了心要遗世独立的男人那苦涩的孤独。
从另一方面看，康妮的丈夫和他的那些高谈阔论的朋友们似乎都把性事看作原始的机械行为，她丈夫在结婚前就持这种态度。劳伦斯让他截瘫，令人产生了误解，以为他对性的态度是瘫痪造成的，其实不然：即使他不受伤，他照样讽刺地对待性事。这是解读他性格及康妮与他不和的一个关键。在他看来，“性不过是心血来潮的事，或者说是次要的事：它是废退的人体器官笨拙地坚持进行的一个奇怪程序，真的是可有可无。”
他甚至可能认为性事有点堕落：没它不行，有它又麻烦。霍加特坦率地指出，人类的性器官与排泄器官如此紧邻甚至共享，这个位置本身就令人类尴尬：我们如此扎根于浑浊之中，却偏偏以此诞生了高尚的人类，他们能自我牺牲，诚实，能从事音乐和诗歌这样高雅的文化事业，是莎士比亚赞美的那种“多么了不起的杰作！……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
如果人们都像克里福德和他的高雅朋友们那样看待性，人们实则是在诋毁自身。霍加特提醒人们不要忘记在基督教的婚礼仪式上人们常向对方表达的那句话：“吾以吾身崇拜汝（with my body I thee worship）。”仅此一句，就说明了人性几何。
而瘫痪的克里福德居然冷漠地允许康妮和别人生子，为他家延续香火，这就更为可笑，说明他对肉体贬低到何种地步。他关心的仅仅是，那个替他播种的人要出身高贵，不辱他家的门楣，至于那个孩子，则是被他用一个it打发了的。这残酷的一招几乎令康妮无语。或许，这更坚定了康妮对麦勒斯的爱情。他们本可以避孕，但都没有，也没有准备把他们的孩子过继给克里福德当少爷，他们准备负责任地结婚，让爱情圆满。
在爱中，他们也在学习爱，让爱成长。他们体验着爱的愉悦，同时也遭遇到性爱激情的低潮，但他们都直面爱的困难，从而学会相互理解。这些描写都是围绕着真情和真爱而作，不是脱离复杂的情感肌理的孤立描写，因此是整部书的有机部分。第十二章里有一段他们难以琴瑟和鸣，康妮为此难过时麦勒斯对她安慰的话很能说明他们之间的理解和探索的努力：
她实在难过，在她自己双重的意识和反应的折磨下，她开始哭泣。他毫不注意她，甚至都不知道她哭了。哭声渐渐大起来，震动了她自己，也震动了他。
“诶！”他说。“这回不好。你心思不在这儿。”
原来他知道啊！于是她哭得更厉害了。
“可这是怎么回事啊！”他说。“偶尔是会这样的。”
“我，我无法爱你！”她抽泣着，突然感到心都碎了。
“没法儿！行了，别发愁！没有哪个王法非叫你爱不可。该什么样儿就什么样儿吧。”
他的手仍然放在她的乳上，但她的双手都离开了他的身子。
他的话丝毫没有让她感到安慰，她抽搭得更厉害了。
“别，别！”他说。“有时好，有时孬。这回是有点不好。”
她痛苦地哭泣着说：“我是想爱你，可就是不行。只觉得可怕。”
他笑笑，那笑，半是苦涩，半是调侃。
“没什么可怕的，”他说，“就算你那么觉得。你别一惊一乍的就行。也别为你不爱我发愁，千万别难为自个儿。一篮子核桃里总有个把坏的，好的坏的都得要。”
这一对爱人特别看重的是婚姻的价值，正如劳伦斯所说：“婚姻是通向人类生活的途径。”
所以劳伦斯说，他写这本书，就是想让人们“全面、诚实、纯洁地看待性（to think sex， fully， completely， honestly and cleanly）”。
本书的另一个主题应该是对工业化及其对人类的毁灭性影响的谴责，多处大段的景物描写，都是为工业化的中部地区做出的最真实和惊人的暴露：
汽车艰难地爬上山坡，在特瓦萧那狭长肮脏的街区里穿过。黑糊糊的砖房散落在山坡上，房顶是黑石板铺就，尖尖的房檐黑得发亮，路上的泥里掺杂着煤灰，也黑糊糊，便道也黑糊糊、潮乎乎。这地方看上去似乎一切都让凄凉晦暗浸透了。这情景将自然美彻底泯灭，把生命的快乐彻底消灭，连鸟兽都有的外表美的本能在这里都消失殆尽，人类直觉功能的死亡在这里真是触目惊心。杂货店里堆着一堆一堆的肥皂，蔬菜店里堆着大黄和柠檬，女帽店里挂着难看的帽子，一个店接一个店，丑陋，丑陋，还是丑陋。
对黑暗龌龊的矿区，劳伦斯发出的几乎是咬牙切齿的恨恨然之声，这声音几乎可以通过朗读下面的段落发自肺腑，当然我指的是英文原文，不仅是节奏，用词几乎都有咬牙切齿之音响效果，如连用几个black，几个utter和几个ugly，这样的几个短音节词不断跳跃在字里行间，发自牙缝和舌间，听上去完全是掷地有声的咒符。
……the blackened brick dwellings， the black slate roofs glistening their sharp edges， the mud black with coal-dust， the pavements wet and black. It was as if dismalness had soaked through and through everything. The utter negation of natural beauty， the utter negation of the gladness of life， the utter absence of the instinct for shapely beauty which every bird and beast has， the utter death of the human intuitive faculty was appalling……ugly， ugly， ugly.
如soaked through and through everything这样声效与节奏同步的短语，应该说是朗朗上口，逼着你不能不叨念出声。
书中透露出的对现代文明的批判是掷地有声的，这种批判是与工业化如日中天的进程共时的，因此难以在那个语境中得到理解，只有在后现代的视野中才彰显其力量和“预言家”的本质。而这种工业文明的结构又与英国特有的阶级结构相交织，因此本书亦是对英国的阶级隔阂现状的批判。
有趣的是，书中的克里福德瘫痪后开始从事小说写作，靠写通俗小说很是风光，此人还善于“炒作”自己，硬是靠着媚俗和炒作成了风靡一时的流行大作家。一边是发展工业剥削工人发财，一边是附庸风雅，靠着华丽的词藻描述些空洞的感情成名，可谓是两手都硬的工业大亨与写作大腕。劳伦斯通过对作为作家的克里福德的批判，也道出了小说写作的真谛，应该说这也是一本涉及小说写作的书：
一个人不妨听听别人最隐私的事，但应该是对人家的挣扎和倒霉抱以尊重，因为人人都如此，而且应该对此怀有细微、明察的同情心。甚至讽刺也算是一种同情呢。对我们的生活起决定作用的是我们的同情心释放或收敛的方式。对了，小说的至关重要也在于此，如果处理得当的话。它能影响并将我们的同情心引入新的天地，它也能引导我们的同情心从死亡处收敛回来。于是，如果处理得当，小说可以披露生命中最为隐秘的地带：因为，是在生命之激情的隐秘地带，而不是别处，敏锐的感觉潮汐在涨落、洗涤和刷新着。
但是小说和流言一样，也能激起虚假的同情，制造虚假的收敛，对人的心理造成机械致命的影响。小说能将最腐朽的感情化为神奇，只要这些感情是符合传统意义的“纯粹感情”。在这种情况下，小说就像流言，最终变得恶劣，而且像流言一样，因为它总是昭著地站在天使一边而变得更恶劣。（第九章）
而克里福德的小说“写的是他以前熟人们的奇闻逸事，文笔俏皮，有点恶毒，但说不上为什么，就是无聊。其观察角度特别，很不一般，但缺少触角，没有实质性的触觉。似乎整个故事都发生在一个人造的地球上。不过，既然当今的生活界面基本上是一个虚幻的舞台，他的故事反倒奇特地忠实于现代生活了，就是说符合现代人的心理。”“没完没了地编织着文字的网，编织着意识的细枝末节，这就是被马尔科姆爵士说成空洞无物、流传不下去的小说。”
这一段可能在不知不觉中流露出了劳伦斯对1920年代英国小说创作的揶揄，这是我的感觉。我们读劳伦斯论小说的一些随笔，能发现他对从普鲁斯特到乔伊斯的那些冗长晦涩的小说十分反感，不乏贬损。两相对照，应该能感觉出劳伦斯有所影射。当然这段评说是有机地融于对克里福德人物塑造之中的，意在说明克里福德内心空虚，康妮也忍受着与他一起空虚的日子。但无论如何对评价现代英国小说还是有旁敲侧击价值的。
最后霍加特引用劳伦斯的一段信来阐明劳伦斯创作这本破冰之作的初衷：
“我一直致力于同一件事，那就是让性的关系变得实在而宝贵，而不是可耻。而这本书是我所努力的极致。我觉得它美、温柔，而且如我们赤裸的自我一样娇嫩。（I always labour at the same thing， to make the sex relation valid and precious， instead of shameful. And this novel is the furthest I've gone. To me it is beautiful and tender and frail as the naked self is.）”
（本文发表在《悦读MOOK》第15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