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人们的语言习惯中，江湖几近于一个贬义词。如“江湖骗子”“江湖术士”“江湖老大”“跑江湖的”等等，凡沾上江湖二字，要么与黑道有关，要么与坑蒙拐骗有关。因此，骚人墨客、高僧大德们，对这两个字避之唯恐不及。但是，如果让我们穿过时间的隧道，回到唐代，回到宋代，回到明代，我们就会发现，江湖不仅会给我们带来一个又一个曲折的故事，也会给我们带来一段又一段美丽的乡愁。晚唐诗人李商隐在他的《安定城楼》诗中有这样两句：
永忆江湖归白发，
欲回天地入扁舟。
比李商隐生活的年代要早一些，与杜甫差不多同时期的刘长卿，在《别严士元》这首诗中，也有两句：
日斜江上孤帆影，
草绿湖南万里情。
这首送给朋友的诗写于苏州，但他是动身前往湖南再到湖北，上任随州刺史时而写出这首诗的。他在诗中分别写到了江，写到了湖，而没有把江湖连在一起赞颂。李商隐的诗写于公元838年，即唐文宗开成三年。这一年，李商隐二十六岁，是他考中进士的第二年，写于宁夏的泾源。当时的李商隐血气方刚，才华横溢。由于受到朝廷“牛李党争”的牵连，仕途受到影响，在抑郁难伸的状态下写出了这首诗，以上所引用的是五六句，三四句是两个典故“贾生年少虚垂涕，王粲春来更远游”，贾生指的是汉代贾谊。这是汉代一位杰出的文学家，也是政治家，他在朝廷为官，对朝政之批评既有见地，也见性情，他说当时的朝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但是，他的政见不为朝廷所欣赏，最终被贬到长沙当一个小官。诗中另一个人物王粲，是三国时期从中原逃难前来依附荆州刺史刘表的。他在湖北登当阳城楼时写下的《登楼赋》，为一时之绝唱。李商隐歌颂的两个人，一贬湖南，一窜湖北。而这两个人的才情，无论是文学还是政治的，都为李商隐所欣赏，所以，他才会由这两个人而想到，自己有朝一日实现了政治抱负后，就会学范蠡那样“泛舟五湖”而归隐江湖。这里所说的江湖，就是指湖南、湖北和江西三省。在清代雍正之前，湖南与湖北是一个省，称湖广，明代的“湖广填四川”，就是以湖南湖北的人口填充四川。
但江湖成为一个词，却与佛教有关。
产生于印度的由释迦牟尼创立的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历时六百余年到唐朝中叶，才因禅宗的确立而完成了佛教本土化的转变，这是一次漫长而又伟大的文化的创新。在这次创新中，禅宗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长江的中游，特别是大别山脉，是佛教本土化的根据地，除了禅宗始祖达摩在河南少室山中九年面壁，二祖慧可、三祖僧璨都是在安徽的太湖山、潜山中修行，四祖道信、五祖弘忍都是在湖北黄梅的山中修行。达摩、僧璨、慧可三代祖师，几乎都是“单传”，到了四祖道信，才创立了农禅并举的丛林制度，五祖弘忍让这一制度发扬光大，使出家人有了自给自足的能力。如果说过去的禅宗领袖，只能收一两个徒弟，那么到了四祖特别是五祖，却可以把寺庙变成一所颇具规模的“学校”。这种扩充，就能够保证让更多的优秀的出家人集合到他的身边修行。事实上，五祖弘忍的弟子，几乎全是他所在那一时期的中国出家人中最为优秀的禅师，他们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地位和影响，丝毫不亚于孔子的七十二贤人。其中最优秀的，莫过于慧能与神秀。慧能被称为禅宗六祖，因为弘忍将袈裟传给了他。现在，出家人所修持及研读的经典，几乎全部都是从梵文译介而来，唯有慧能的一部《坛经》，是地地道道的“中国创造”。从此后，弘忍与慧能、神秀的弟子们，在长江中部的皖、湘、赣、鄂四省掀起了一次又一次佛教文化创新的高潮，数以百计的大宗师们在这片土地上诞生。当时，凡是修行者，都要到这四个省的丛林中寻找高僧大德皈依，听他们讲授佛法，启沃心智。那时候，若一位禅师自称得道，便会有人问他：“你行脚江湖了吗？”可见，到没到过“江湖”，是衡量一位禅师是否得道的重要条件。如果回到公元9世纪，我们会看到长江中部四省几乎每一条通往深山古刹的山道上，都有素衣芒鞋的僧人在“行脚”，他们背着简单的行囊，跋涉千山万水，去寻找他们心中念想的大宗师。
佛教的江湖由此诞生。这是中国中世纪最为灿烂的人文风景。由佛教我想到了文学，其中，湘、鄂、赣、皖四省形成的文学江湖，在中国文学和文化史上，恐怕也是独一无二的。让我们来看一份名单：
湖南：周敦颐、李东阳、王船山、魏源、萧三、丁玲、周立波、沈从文、田汉、张天翼、钱歌川、康濯……
湖北：屈原、宋玉、孟浩然、“公安三袁”、聂绀弩、曹禺、胡风、叶君健、闻一多、秦兆阳、废名……
江西：陶渊明、欧阳修、王安石、曾巩、黄庭坚、朱熹、姜夔、汤显祖、陈三立、陈寅恪、程抱一、古龙……
安徽：曹操、曹丕、曹植、嵇康、张籍、方苞、姚鼐、刘大櫆等桐城文派，戴名世，现代的胡适、朱湘、朱光潜、张恨水、苏雪林、台静农、吴组缃、路翎……
这份名单是我信手拈出，并不涉及对四省文学的总体评价，但仅就我所知晓的这些文学家，已可看出他们足够的分量。
大家知道，《楚辞》是代表了战国时期中国最高文学水平的文学作品，而屈原与宋玉二人正是《楚辞》的奠基人，特别是屈原，他的《离骚》《天问》《九歌》等作品，被称为中国诗歌的源头，屈原也成为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位伟大的诗人。谈到魏晋南北朝文学，毫无疑问，曹氏父子三人是这一时期的翘楚，特别是曹操，他的若干名篇，千百年来一直脍炙人口。唐宋时期，如果要找中国的文学高地，则非江西莫属了。唐宋古文八大家，江西独占三席，他们是欧阳修、王安石、曾巩。在他们之前的晋朝的陶渊明，被称为中国诗人的隐逸之宗。在他们之后的明代的汤显祖，被称为中国的戏剧之父，被誉为中国的莎士比亚。最后来说湖南，在古代，湖南出的大作家并不太多，但到了近现代，湖南异军突起，出了一大批影响了中国社会进程的文人骚客，如曾国藩、左宗棠、谭嗣同、毛泽东等等，这些文人多半从政、从儒。但是，他们骨子深处还是文人，他们仍然以诗词歌赋来抒发忧国忧民的情怀，他们的诗词作品与他们的人生经历须臾不可分开，也正因为如此，他们的作品才在民间长久地流传。除了这些有着文学情怀的职业政治家，近现代的湖南作家还是风起云涌、蔚为大观，如丁玲、周立波、张天翼等等，当然首推的还应该是沈从文。
行脚四省文学的江湖，我们不但看到历代文学大宗师们不曾减却的光芒，而且还能领略到不同流派散发出的恒久魅力。在佛教的江湖里，禅宗最后分成了曹洞、沩仰、云门、法眼、临济五派，我们常称之为“一花五叶”。在文学的江湖里，历代的文学流派也各呈异彩，如宋代江西的古文流派，明代湖北的公安派、竟陵派，清代安徽的桐城派，等等。
说到文学的江湖，我们不能不提及流寓到这片土地上的历代文坛巨匠，他们在这里写下了千古不朽的名篇。如唐代柳宗元，在湖南写下了《永州八记》；李白酒隐安陆蹉跎十年，写下了大量的流传后世的诗作；王勃游历南昌，写下了《滕王阁赋》；宋代的苏东坡谪居黄州四年，写下了一词两赋，一词是《念奴娇·赤壁怀古》，两赋是《前赤壁赋》《后赤壁赋》；还有范仲淹接受滕子京的邀请而写出的《岳阳楼记》……上述散文，无一不是传世名篇，无一不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巅峰之作。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10月15日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当前的文艺作品有“高原”没有“高峰”，反观历史中长江中部四省的文学江湖，完全可以自豪地说，是既有高原更有高峰。
我个人认为，这几年所说的“中部崛起”，虽然是针对中部的经济现状提出的一个战略，但崛起的不仅仅只是经济，也应该是文化。明朝中叶，随着长江及其中部水系的治理成功，水患大大减少，便产生了“湖广熟，天下足”的民谣。仅仅湖南湖北的丰收，天下人就会丰衣足食，这是一件多么值得骄傲的事情。由此而推想，如果通过中部四省每一位作家、艺术家的努力，我们文学的江湖赢来一个又一个的丰收年，这些精神的食粮，不也可以让我们的国人得到健康而饱满的享受吗？观诸当下，实现这个愿景我们还得付出艰辛的努力，返观历史，实现这个愿景也并非虚妄，因为，眼前的这一条长江滋润的这一片土地，既然可以养育出历代的大宗师们，相信也会滋养我们，激励我们，磨炼我们，成就我们！
2015年1月6日
在首届“长江文化论坛”的演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