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大约是十二年前，我同自北京来的三位前辈文人一起来荆州及宜昌考察，此行一为参观建成的三峡大坝，二是参访张居正、屈原以及王昭君的故乡。同现在一样，那是一个深秋季节，庄稼已经收割，江汉平原从喧嚣走向了沉静。而秭归与兴山所处的巫山山脉中，却是从沉静走向了喧嚣。满山的红叶让我想起杜牧的“霜叶红于二月花”的诗句。秋之喧嚣是色彩的交响曲，当我第一次自香溪河畔踏上兴山的土地，我首先想到了两个最迷人的意象，一个是香溪河里的胭脂鱼，一个是纱帽山中的王昭君。大地上的水，哪怕有一分的燥热，一丝的不洁净，这胭脂鱼就无法生长；同样，如果山水有一点点的污秽，有一丝丝的丑陋，也不会滋养出王昭君这样的绝代佳人。胭脂鱼又叫桃花水母，我暗自思忖，胭脂与桃花，都会让人想到“美艳”这个词。在中国历代诗人的作品中，形容女人之美，都会借用胭脂与桃花这两个词。远在公元前5世纪，楚庄王的爷爷楚文王听说息国国王的夫人美艳，他不惜发动战争抢回了这位息夫人，后世称这位倾国倾城的美人为桃花夫人。
我在《张居正》的创作谈中，曾说到“爱情是政治的瑜伽”，在古代，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因为女人而发动战争的例子绝不是个案。同样，用女人去换取国家的安宁或个人的利益，这样的故事也不胜枚举。为了博取心爱的女人一个笑容，周幽王不惜点燃烽火台，以至等到敌国进攻，烽火台真正报警时，却无人相信，导致周幽王的灭国之灾。同样为了社稷，面临安史之乱的唐玄宗，在六军不发的危急之时，不得不让自己的最爱杨玉环投缳自尽。最后，唐玄宗的暮年只能在苦苦的思恋中备受煎熬。从“从此君王不早朝”到“迟迟更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我们从白居易的《长恨歌》中读到了一个痴情君王的不幸。古往今来，爱情的悲剧总是让人潸然泪下。“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爱情的不幸总是让人同情，无论是唐玄宗与杨玉环，还是梁山伯与祝英台，将这一类爱情悲剧放在一起，总是让人心灵震颤。不幸的是，从兴山走出的王昭君，也是这悲剧中的一员。
在长江流域，大凡山环水绕的地方，总会充溢着阴柔之美，这种阴柔会滋生很多才子，也会滋生很多美人。兴山与秭归在古代是一个县，叫归州。这片土地上既诞生了才子屈原，也诞生了美人王昭君，两人都是悲剧的主角。历史上有一些时代值得我们歌颂，那是因为那个时代洋溢着善良与正直；有一些时代却为我们所诅咒，因为那个时代扼杀了美与真。
二
记得那次我来兴山，首先就去拜访了位于纱帽山的昭君故里。那里有一处碑林，刻了历代的名人大家写给王昭君的诗。他们的诗，在来兴山之前，我已读过一些，最有名的，莫过于杜甫《咏怀古迹五首》中的第三首，他是这样写的：
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
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
画图省识春风面，环佩空归月夜魂。
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
不知为何，在昭君故里重新读到这首诗时，我却莫名其妙地想到了巫山神女，并想到了宋玉的《高唐赋序》。楚国的大文学家宋玉在这篇赋中写到巫山神女对楚王情有独钟并自荐枕席。宋玉假神女之口说：“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将男女私情描绘为云雨之欢，这是宋玉的创造。在秦之前，王与女人的交欢，多少还有几分浪漫，但到了汉代，皇帝喜欢上了哪个女人，则被称为“宠幸”，而被宠幸的女人则自称为“承恩”。
同在三峡之中，神话中的巫山之女与楚王创造了云雨之欢，而现实中的三峡女儿王昭君却没有这么荣幸，她始终没有“承恩”的机会，这才是她走上和番之路远嫁匈奴的主要原因。
在中国众多的历史人物中，有些人生前赫赫有名，但死后就渐渐被人遗忘，有的人却能够穿越迢递的时空，一代一代地相传。前者之冷落，在历史中代不乏人。像我写过的张居正，曾被梁启超评价“明只一帝，朱洪武是也；明只一相，张江陵是也。”但在民间，老百姓对他却知之甚少。还有一种人则是死后声名不衰，像荆轲、项羽、关羽、诸葛亮、曹操、蔡文姬、岳飞、柳如是、李叔同、蔡锷等等，毫无疑问，王昭君属于这类人，她死后甚至比生前更有名。
观诸历史，凡是死后有名的人，莫不都与文学有关系，那些一再被诗人、戏剧家、小说家、词曲家所青睐的人物，总会从远古走到现代，从历史走向民间。
昭君的经历其实很简单，一个乡村长大的美女经过层层选拔，成为皇帝名义上的女人。因为得不到皇帝的宠幸而最终被选为汉廷和番的女人，被送到蒙古高原，和一个陌生的匈奴王结婚。最终，她还是王的女人。
似乎从一开始，昭君和番就被文学家与历史学家定义为一个悲剧。比较可信的最早描写昭君的诗歌，是西晋的石崇。他在《王昭君辞并序》中写道：“昔为匣中玉，今为粪上英。朝华不足欢，甘为秋草并。传语后世人，远嫁难为情。”石崇在西晋可不是一个普通人物，他曾担任过散骑常侍、荆州刺史等重要官职。他生活奢华，据《世说新语》记载：他家中的厕所修建得异常华美，里面设有绛帐、褥子、枕垫等用品，还准备了各种香水、香膏，通常还有十几个美女伺候，客人上完厕所，这些美女们就会上前帮客人脱下衣服，沐浴更衣。石崇认为，上过了厕所，衣服就得扔掉，不能再穿了。
石崇既是高官，又是大富豪，富可敌国，他的美艳妻妾宫女达数百人之多。就这样一个人，居然为王昭君写了一首诗，并以他自己的生活环境与人生阅历为出发点，想象王昭君嫁给匈奴王的种种不堪。从此，后世的文学家们，很少有人能够跳离石崇的基调来描写王昭君。王昭君哀哀戚戚，似乎是以千金玉体去侍奉虎狼之身。文学家们都哀叹昭君命运悲惨，倒是唐代的诗人王叡，写了一首《解昭君怨》，可谓别出蹊径：
莫怨工人丑画身，莫嫌明主遣和亲。
当时若不嫁胡虏，只是宫中一舞人。
历代诗人为王昭君写的诗词不下数百首，大家如沈约、卢照邻、骆宾王、孟浩然、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苏东坡、黄庭坚、陆游、元好问、耶律楚材、戚继光、曹雪芹等等，都各逞才情，写了许多好诗，但遗憾的是都没有跳出石崇的窠臼。但王叡却不一样，他认为昭君和番并不是悲剧，如果她留在汉宫皇帝身边，充其量只不过是宫廷众多舞女中的一位。在王叡看来，昭君留在汉宫才是悲剧。
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值得探讨，即一位汉族的姑娘嫁给匈奴，是否就一定是屈辱和羞耻。石崇说昭君由“匣中玉”变为“粪土英”，以他的眼光，匈奴是尚未开化的人类。比西汉晚了一千多年的岳飞，在其词作《满江红》中依然说“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胡虏是对匈奴为代表的西北少数民族的蔑称。探讨昭君是否是悲剧人物，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匈奴的历史。
三
远在战国时期，长久在蒙古高原游牧的少数民族，一直影响着汉族政权的安全。这也就是秦始皇修筑长城的原因。刘邦取得政权建立汉朝之后，将其臣民定义为汉人，不少少数民族也融进了汉人的队伍，应该说，中华民族的大融合远在汉朝初期就已开始。但是，以匈奴为代表的少数民族在西北、东北以及蒙古高原这广袤的区域活动，依旧对汉族政权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大约在高祖六年（前201）的晚秋季节，刘邦为了歼灭逃往匈奴地盘的韩王信，也想借机解除北边的威胁，于是率领三十二万大军前往平城（即今天的大同），那里已是黄河之北，距蒙古高原的和林格尔不到一百公里，刘邦一心想深入匈奴腹地打一场歼灭战，却没想到被匈奴冒顿单于率四十万大军围困于平城东南十几里地的白登山，七天七夜，粮草皆绝，又无援军，其时正在隆冬季节，许多战士手指头都冻掉了。如果不是陈平的奇计，匈奴松开了包围圈的一角，刘邦在勇士们的护卫下逃出生天。那么，汉朝的历史又将重写了。
大约十年前的初冬季节，我到了山西大同白登山和内蒙古自治区的和林格尔。那里十月飞雪，我记得大约是十月底我去的白登山，已是零下十度左右。我当时就想，这么寒冷的天气，在中原或江南长大的汉军将士们，怎么能打仗呢？游牧民族大都生活在高寒地区，马背是他们的家乡，风雪是他们的故人。所以，汉人与匈奴作战，若是在极寒天气，几乎没有战胜的可能。狼狈回到长安的刘邦，开始认识到对匈奴的作战不可能一蹴而就。加之政权始建，经历了多年战争的人民需要休养生息，于是审时度势，听从大臣娄敬的建议，对匈奴和亲。
高祖九年（前198），刘邦以同宗刘姓的女儿为公主，出嫁匈奴单于，这是和亲之始。从高祖到景帝五十年时间内，汉廷总共实行了七次和亲。从历史记载中得知：和亲不仅是选择一个漂亮的公主或宫女出嫁单于，更要随新娘带去大批的物资和财富。以美色和财富换取和平以及国家的发展时间，应该说，执政的皇帝是采取了明智之举。民间也因为和亲之举得到了休养生息的机会。
但是景帝死后，他的太子刘彻于建元元年（前140）十二月登基，斯时国内矛盾逐渐平息，国家财力得到空前发展，有着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再也不肯对匈奴采取忍让甚至是屈从的态度。建元六年（前135），相当于摄政王角色的窦太后去世，二十岁的汉武帝开始柄政，在做了一年多的准备后，他于光元二年（前133）开始了对匈奴的战争。从此在他柄政期间，对匈奴大的战争进行了二十余次。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那些将军如卫青、霍去病、李广、李陵等等，都是抗击匈奴的名将。大约在元狩二年（前121），在骠骑将军霍去病的进击中，匈奴昆邪王杀了休屠王，带领四万部众投降汉朝。汉武帝在他们的领地设武威郡和酒泉郡。后来，又从酒泉郡分出敦煌郡、武威郡分出张掖郡，这就是有名的河西四郡，也就是从那一年起，这本属于匈奴的故地永久并入了中华的版图。
汉武帝死后，因为连年的征战，国力再次疲弱，他的继任者是昭帝，昭帝的继任者宣帝再次采取了休兵息战、调养生息的政策。这时候，远遁朔方的匈奴再次连年侵扰汉朝的边境，但宣帝并不因此而轻易开战，而是采取怀柔政策缓和与匈奴的矛盾。宣帝死后，他的儿子刘奭即位，这是黄龙元年（前49）的十二月。第二年，匈奴呼韩邪单于上书元帝，称民众缺粮，希望汉朝救济。尽管国内因干旱歉收，元帝还是满足了呼韩邪单于的要求，从云中、五原两郡转运粮食两万斛供给匈奴。
在匈奴内乱之后，呼韩邪单于于竟宁元年（前33）主动到长安觐见元帝，并提出愿意当汉朝的女婿。元帝察觉到呼韩邪单于亲近汉朝的诚意，于是欣然答应。在以往的和亲中，都是找一个刘姓的女子以当朝皇帝公主的身份嫁给匈奴单于，这表明匈奴王与汉朝皇帝的关系是翁婿关系，双方并不平等，而是匈奴王低了一格。元帝为了表示与呼韩邪的亲密关系，他决定不再以公主的名义下嫁呼韩邪，而是在自己的后宫中挑选一位自己尚未亲幸的女子赐给呼韩邪为妻。这样，表明呼韩邪与他元帝身份平等，是兄弟关系。这样，选入汉宫不久，身份处在最低一等家人子的王昭君，才有可能成为呼韩邪的妻子。
四
关于昭君出嫁呼韩邪，历史上一直争论的是元帝钦点还是昭君自请。我觉得这一点并不重要。关于昭君出塞的具体时间和所走的路线，史家也一直争论，我认为这争论并不重要。因为今天的读者，对过于专业的考证并没有兴趣，但昭君和番是否是悲剧，对于当代人来说，恐怕是一个有兴趣的话题。
大约八年前，我去呼和浩特，顺便去了一趟青冢。这青冢是王昭君的坟墓，那规模格局，无异于内地一座帝王的陵寝。我当时就想，如果王昭君留在元帝身边，她终生恐怕都得不到元帝的亲幸，因为元帝用情专一，一辈子只爱两个女人，即傅昭仪和冯昭仪。昭仪是元帝为这两个女人特别设置的名位，地位仅次于皇后。他在位十七年，只爱这两个女人，从不移情别恋。因此不要说王昭君，即便是在她身份之上的美人、才人等等后宫女子，也很难得到元帝的亲幸。汉朝有规矩，凡是后宫被亲幸过的女人，死后才可进入皇帝的陵寝陪葬，若没有亲幸过，虽然她也是王的女人，但仍是女儿之身，死后只能葬在司马门外，即皇帝陵寝的院墙之外。以昭君的境遇，几乎可以断定，她在守活寡老死之后，只能葬在司马门外。但她嫁给呼韩邪单于后，却在死后给世间留下这么大一个青冢。这种结局，不但那些葬在司马门外的宫眷们不敢奢望，就是那些葬在皇帝身边的皇后、昭仪、美人、才人们，又何曾能够想到。
王昭君嫁了呼韩邪之后，汉廷给了她一个封号“宁胡阏氏”，阏氏读“焉支”，是匈奴语，即皇后的意思。当然，这阏氏并不等同于汉朝的皇后，汉皇帝们只有一个皇后，而匈奴王通常都有几十个阏氏。王昭君成了宁胡阏氏，由于年轻，也由于风姿绰约，很得呼韩邪单于的赏识和疼爱，她很快就为呼韩邪单于生下一个儿子。两年后，呼韩邪病死，按匈奴传位规矩，他的前妻所生的长子成了新的匈奴王，昭君又成为新王的阏氏。这位新王年纪也应在昭君之上，她又为新王生下两个女儿。如果留在汉宫，她只能是一个舞女，年老色衰，舞也跳不动了，就只能在寂寞中等死。但是在蒙古高原上，她却能与王一起生儿育女，获得了一个女人的基本权利。
当年匈奴活动的地区，我基本上都去过，如内蒙古自治区的阴山地区、呼伦贝尔草原，甘肃的河西走廊，以及额济纳旗的居延城、从祁连山流向阿拉善草原的黑河，等。当我从武威出发翻越焉支山看到一望无际的绿洲时，我非常感慨，两千年前匈奴的故乡，其实都是风景绝佳之地。我说到的以上区域，都是今天的旅游者十分向往的地方。历代文学家们所精心塑造的王昭君的悲剧，除了认为她抱屈而不能侍奉元帝，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认为她进入了触眼尽是荒漠沙碛的胡地。可以这样说，由于长城边界的阻碍，古代的文学家们很少有人能够进入以上地区，因此他们想当然地描写胡地风沙的凄厉，他们出于同情而人为地放大了昭君的悲剧。
呼韩邪死后，关于昭君的记载就很少出现了。
从前面讲过的关于匈奴与汉朝交往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出，昭君的和亲在整个汉朝并没有显著的典型意义。因为，从高祖刘邦到武帝刘彻这五十余年中，匈奴是强势的，他们对汉廷的威胁是致命的，当时采取的和亲是被迫的，也是不平等的。而元帝时的和亲，是匈奴主动要求的。此时的匈奴已开始学习汉朝的礼仪，也不像当年那样野蛮了，汉人的生活方式也渐渐进入到匈奴地区，因此，昭君嫁给匈奴王，在生活与起居上，与汉人的差距已大大缩小。昭君嫁到匈奴后的三十八年，因为王莽的篡权，西汉宣告解体。而昭君也开始从一个历史人物渐渐变成了文学作品中的典型。
在写昭君的众多诗词中，亦有一些女性诗人的作品，如明代女诗人黄幼藻的诗：
天外边风掩面沙，举头何处是中华？
早知身被丹青误，但嫁巫山百姓家。
诗中的“面沙”，疑为“面纱”之误。这位黄幼藻的丈夫是一位当官的人，她自己也出身于官宦世家。虽然她生活优雅，不似昭君是农家女，但女人对感情的认识应是相同的。在她看来，昭君远嫁匈奴，背井离乡，亲人不得相见，这是何等悲惨的事情，早知如此，昭君也不要去当什么后宫皇眷，就在当地找一个百姓人家的男儿嫁了，举案齐眉，白头偕老，这样的结局多好。黄女士对昭君的同情，乃是文化上的纠结。在今天，跨国婚姻比比皆是，没有多少人感到意外。我到过那么多的匈奴故地，那里几乎住满了汉人，也没有什么人感到受到了委屈，这就是历史的变迁。古代文人骚客过分渲染昭君的哀怨与悲伤，乃是当时的价值观与生活观在起作用，若在今天还持这种观点，则有点不合时宜了。
2015年11月9日
在湖北省兴山县“昭君文化论坛”的演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