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在我们居住的地球上，找一条落差在八千米的河流，这恐怕只有长江了。中国的地形像一个烟云弥漫的扇面，它自西向东倾斜，西面有被称为世界屋脊的海拔八千多米的喜马拉雅山脉，东面则是碧波浩渺的太平洋。高山与海洋之间是我们华夏的广袤国土，两条伟大的河流自巍峨的雪山流下，它们是黄河与长江。
如果说黄河像一个安静的智者，那么长江更像一位激情澎湃的诗人。“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这是李白歌颂黄河的诗句，我常常思忖，同样来自天上的长江，为什么不能得到这种排山倒海的诗句呢？后来我明白了，李白眼中的黄河，更是一种景象，可以观赏但不能亲近，他献给长江的诗句是“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李白从未在黄河上航行，但他却一次又一次踏上长江的行舟，无论是李白的“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还是杜甫的“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我们都可以从中看到，长江不仅是瑰丽的景象，更是一种生活。它不仅仅拥有万里流域，更拥有万里画廊。
在我们这个星球上，除了中国，但凡北纬三十度的区域内，基本都是沙漠、荒原，干旱少雨让这些地区不适宜人类居住。唯独中国，北纬三十度区域却是人间的乐土，那就是因为有一条长江在这个区域内流过。在中国，有两个地理的概念是如此深入人心，一个是因黄河而产生的中原，一个是因长江而产生的江南。远古的政治家就说过：得中原者得天下；中古的政治家补上了一句：得江南者得中原。
从真正的地理概念上来说，江南应是长江之南，即今日的湖南、江西以及岭南地区，但在中国人的人文地理中，江南指的是长江的下游，即江苏与浙江。乾隆皇帝下江南，便是下的长江的下游，即地理上的江东地区。在这个区域内，近一千年的历史中，一直流传“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美誉。在唐代，说到天下名城，有“扬一益二荆三”的说法，扬指的是江苏的扬州，益指的是益州，即今天的成都，荆指的是湖北的荆州。这三座城市都在北纬三十度区域内，也都在长江边上，成都离长江稍远，但这天府之国的中心，依然是得到长江水系的滋养。
天佑中华，赐给了中国两条完整的河流。黄河养育的北中国产生了中原，中华文明的曙光在那里升起；长江养育的南中国，让中华民族拥有了江南。岂止是江南，从成都、重庆、宜昌、荆州、武汉、岳阳、长沙、南昌、安庆、芜湖、扬州、镇江、南京、苏州、上海及杭州、宁波……这一座又一座城市，一个又一个城市群，犹如历史天幕上一颗又一颗璀璨的明星。远在隋朝，隋炀帝就开凿了贯通南北的大运河，这是人类史上前所未有的巨大的水利工程，修建它的目的只有一个，即将江南的财富通过这条运河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北方，先是送到中原的洛阳，尔后送到秦岭以北的长安，最后是送到了燕山脚下的北京。几乎从唐代开始，一代又一代的国家统治者都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国家财富，泰半仰仗东南。明朝中期，朝廷三分之二的财政收入来自东南数省的赋税。但恰恰在明中期，国家的财富积聚有了一个明显的转折点，即长江中部成了继长江下游之后的又一个经济增长点。南宋盛行的口号是“苏杭熟，天下足”，到了明中期，口号便变成了“湖广熟，天下足”。这个湖广，并不包含广东，而是湖北、湖南，清雍正时期之前，湖北湖南是一个省，称为湖广。
“湖广熟，天下足”口号的提出，乃是因为湖广境内荆江水患的治理得到了根本的改善，变水患为水利，使江汉平原成为继杭嘉湖、苏锡常等环太湖平原之后中国最好的粮仓。
现在，长江经济带与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这是长江中部的福音。随着长江经济带的再度发育与茁壮成长，我们会看到，这项战略既是回应历史，也是面向未来；既是发掘一座财富的金矿，更是开采一座人文精神的富矿。
自古以来，长江与世界的沟通、与时代的联系，除了强大的经济，还有它灿烂的文化。如果通过长江中部的诗人们来了解他们的故乡，我们会看到一处又一处令人迷恋的乡村，听到一曲又一曲令人陶醉的牧歌。在盛唐时期，著名的乡村诗人孟浩然在他的家乡湖北襄阳的鹿门山中，接受朋友的邀请前往做客，写出了这样一首诗歌：
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
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
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
孟浩然的诗朴实无华，但诗中描写的淳郁的乡村风光与民俗，在今天还到处能看到。隐隐的青山，灿烂的林叶，朋友在秋收之后的家中招饮，宾主在丰收的喜悦中微醉，这就是文化，这就是生活，这就是传统。与孟浩然同时期的诗人李白，自峨眉山下的青衣江买舟东下，穿过三峡，来到湖北的安陆定居，历史记载他“酒隐安陆，蹉跎十年”，一生好作名山游的李白，为何能在位于湖北中部的大洪山中一住就是十年呢？他在《山中问答》诗中这样写他眼中的安陆：
问余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
桃花流水窅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其实，在长江的中部，安陆的山水并不是最佳的，但它们在李白的诗句中，仍展现出令人迷恋的幽境。中国古代没有生态这个词，但有一个词叫天籁。在我看来，天籁比生态更富有纯自然的不假人工的诗意。其实，在孟浩然与李白之前，在比他们早了三百年的东晋南朝，在今天的江西九江，那时被称为柴桑的地方，诞生了一位名叫陶渊明的诗人，曾当过一个小小的彭泽县令，但他厌弃官场回到家乡隐居，后世称他为“隐逸诗人之宗”，在描摹自然上，他显得超凡脱俗。他对自然的钟爱以及对恬淡生活的眷念，使他写了一篇美文《桃花源记》，他勾画的桃花源是一个既有人间烟火又绝无市尘嚣杂的地方。自这篇美文问世之后，桃花源便成为人间乐土的代名词，它的名声穿越迢递的时空传到当代，连我们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主席，也在一首诗中写到“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这个桃花源，既指引孟浩然写出了“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的丽句，也促使李白发出了“别有天地非人间”的赞叹。毫无疑问，这个桃花源，是陶渊明根据家乡的山水塑造的。在我们有着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长江中部，几乎到处都存在着桃花源式的乡村。犹如西方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寻找他们梦想中的香格里拉，中国一代又一代的士人，都在寻找他们心中的桃花源。像中原、江南这些概念一样，桃花源也成为我们精神故乡的地理标识。如果说经济创造了价值，文化则创造了价值观。
法国人艾黎·福尔在他所著的《世界艺术史》中，这样来评判中国：“中国人经历了我们没有经历过的演变。中国人构成人类发展之树的又一个分枝，第二个分枝与第一个分枝分道扬镳，我们无从知晓这两个分枝是否将能汇合到一起。”艾黎·福尔先生是一位严谨且有睿智的美学家。他显然对中国的文化传统既存在强烈的好奇又有着相当的陌生感。我们从他对中国艺术的描述中，仍可以看出，他对长江流域的艺术特征似乎更感兴趣，他说：“……各种木器、象牙器、玉器、铜器遍布楼台亭阁，堆积在店铺的货摊上，货摊沿着熙熙攘攘的街道一字摆开，挂着彩绘的招牌，街道两旁堆满垃圾。但是，从这些工艺品中散发出奇特的温馨。的确，在这个富有哲理的民族心灵深处，哲学家已经完全熄灭了折磨人的忧虑。”在今天的长江流域，艾黎·福尔先生描述的这样的小镇，以及各种各样的工艺品，几乎是随处可见。
我们是文化的享受者，同时，我们更是文化的创造者。文化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东西，而是我们生活的习惯、行为的准则，价值的判断、心灵的皈依。在民间称为风俗，在庙堂称为风尚。背着行囊到处游走的诗人，用几片水墨来传递中国意境的画师，制订乡规民俗的优雅的乡绅，敲着木鱼诵读经文的和尚，他们无一不是文明的守护者，文化的传播者。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既包括我，也包括你们，无一不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受惠者，同时也是传承者。我们守住这个精神家园，同时，我们也创造它、发展它、更新它。回望过去，我们有乡愁，乡愁给了我们守护传统的信心；展望未来，我们有责任，文化长江的建设，是在继承中创新，是在传统的回归中开拓文明的新边疆。
文化的普遍性使其无远弗届，文化的差异性又使其魅力四射。从亚洲来讲，印度人是从具象走向抽象；中国人是从抽象走向具象。在西方，概念衍生出世态；在中国，象征支配着生活。在黄河，庄重与严谨是文化的内涵；在长江，浪漫与飘逸是文化的风骨。即便是长江，它上游的巴蜀文化，中游的荆楚文化，下游的吴越文化也是如此的不同。但不管文化的形态有着多么大的差别，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唯有将文化作为纽带，人类的命运共同体才能真正建成。如果说，经济是长江的命脉，生态是长江的血液，那么，文化则是长江的灵魂。
因为文化，在长江的中部，神农发现了茶叶，而陆羽发明了茶道；屈原创造了《离骚》，而淮南王发明了豆腐；陶渊明发现了桃花源；中国禅宗六祖慧能之后的大宗师们发现了江湖。出于同样的原因，在这片土地上，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李时珍写出了《本草纲目》；明成祖朱棣发现了武当山，湘潭人毛泽东缔造了新中国。
长江中部历来都是文化的沃土，它不仅盛产英雄，同时也盛产书生。在这片土地上，政治家可以发现创世的激情，企业家可以找到财富的钥匙，科学家可以获得智慧的密码，而文学艺术家们可以在这里写出崭新的史诗。庄子在《大宗师》一文中说过一句话：“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他讲述了一个寓言，两条鱼离开了水，只能在干涸的泥地中用口中的唾沫延续对方的生命，如此这样痛苦，他们应该回到宽阔的江湖。在今年元月份的第一届长江文化论坛上，我曾说佛家的行脚僧将湖南、湖北、江西等长江中部地区喻为江湖。如今，我们就在这江湖之内。为了寻找乡愁，创造未来，在长江经济带中缔造我们的命运共同体，所有的创造者，无论是政治家、企业家，还是科学家、文艺家，我们既要保持相濡以沫的人间真情，也要有相忘于江湖的博大胸襟和利乐众生的文化风范。
2015年11月
在第二届“长江文化论坛”的演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