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1月下旬，《光明日报》刊登了“从手写汉字看文化传承”的系列报道。汉字书写中的问题，再次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光明日报》履行了自己的社会责任，我也为此感到欣慰。
这里，之所以用了“再次”二字，是因为这并不是《光明日报》第一次关注汉字书写问题，我本人就曾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过这方面的报道和言论。早在20多年前，我就对大学生的汉字书写能力问题表示过忧虑，并在《光明日报》二版头条的位置作过报道。2008年7月7日，《光明日报》刊发了我采写的报道《中国人写汉字不该“惨不忍睹”》，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五六十家网站和报刊作了转载，许多读者就此发表评论，有人专门给记者写信、寄资料发表感想，有人甚至对自己的书写水平进行了反省。为此，我又于7月18日写出了后续报道《“没有任何理由不写好汉字！”》，再次引起社会关注。2009年2月12日，我又就此写了一篇“光明时评”《且慢告别纸和笔》，针对电脑的普及所带来的新问题，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这篇言论，又被许多报刊、网站转载，还在《光明日报》年度好新闻评比中获奖。但是，我感到仅仅有这些社会反响还不够，还应该继续努力，为提高全民族的书写水平作出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2010年年初，在宁夏政协九届三次会议上，我作为自治区政协委员向大会提交了一份提案，内容就是希望在教师和公务员中开展书法达标和书法竞赛活动。而我此前就此采访过的宁夏文联主席、宁夏书法家协会副主席郑歌平也提出了重视书法的提案。我的提案立即引起当地媒体的重视。《宁夏日报》在报道中称我与郑歌平“不谋而合”，“呼唤书法重归生活”。报道中引述了我以往报道中的话，还特别点到：“庄电一没有提供电子提案，特意提交了手写提案。”几个月后，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含公务员局）给我寄来答复，称赞我的提案很好，决定采纳。这让我十分高兴：我又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
事后，曾有人问我：你是怎么发现这个问题的？为何要为此做了这么多文章？也有人问我：你是如何练就自己的新闻眼光、发现那么多问题并且作出自己的独家报道的？
我回答：并不是我比别人高明，我也没有先见之明，但我确实是始终带着社会责任感来观察社会、反映问题、针砭时弊的。如果说有什么秘密武器的话，我的秘密武器就是社会责任感！
南唐宰相冯延巳在《谒金门》词中写道：“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一时成为人人赞赏的名句，南唐中主李璟对此有点“嫉妒”，问他：“‘吹皱一池春水’，干卿何事？”这个问题问得很有意思。风“吹皱一池春水”，是一种自然现象，与一般人没有多大关系，但词人观察到了，就写成了流传后世的诗句。对于记者来说，也应具备这种细致入微的观察能力，因为所有的社会问题都与记者有关。作为一个巨轮塔尖上的瞭望者，记者有责任瞭望一切，并把自己观察到的、需要全船注意的、急需解决的问题告诉人们，从而拨正航向、抓住时机、避免失误、减少损失，这是记者的社会责任，也是社会赋予记者的神圣使命。
我想当一个新时代的“卫道士”：我以敏感的神经观察社会、以挑剔的视角发现问题、以忧国忧民的情怀诉诸笔端，只要是愚昧落后的、有违公共道德的、不利于健康发展的、影响和谐进步的，一经发现，我就要采写。对假恶丑，我始终充满着愤恨。看见不顺眼的事，就要说三道四，就想管一管。一篇不行，我就写第二篇、第三篇，使出浑身解数，一直到自己能力用尽、问题彻底解决为止。相反，对社会中的真善美，我则尽力给予歌颂和弘扬。
20多年来，我就是怀着这种社会责任感来当记者的。
在我采写的这类稿件中，有的题材很小且都是我从生活中观察到的：看见有些人在城市大街上烧纸，我感觉这是污染环境、糟蹋财富、宣扬迷信，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为此，我不仅写过《大街上烧纸，这样祭奠亲人不文明》《可否文明祭祀？》等多篇报道，而且向自治区政协提交了提案。有关部门对我的提案很重视，采取了有效的治理措施。后来，自治区政协还把我的这份提案评为优秀提案，自治区九届政协第三次大会的提案工作报告中，用了较长的篇幅提到这份提案。现在，这种不文明行为已大为减少。同样的，我对正月初五“倒穷土”的陋习大声说“不”，写出了《初五“倒穷土”的陋习不该再延续下去了》；对个别人乘车不讲公共道德，我采写了《一个由个人卫生引出的公德话题》；针对会场上的种种不文明行为，我写了《“会场文明”：不该成为问题的问题》《提倡会场文明：关系你我他》《手机、传呼机沦为搅乱会场的罪魁祸首？》针对商品的虚假包装、过度包装和“一次性”用品的泛滥，我写了《虚假包装失诚信》《商品包装，有多少是恰如其分》《过度包装糟蹋社会财富》《商品包装岂能用“障眼法”》《“用完就扔”：不该成为时尚》《莫把“一次性”当时尚》。其中，《“用完就扔”：不该成为时尚》还被中宣部评为主题宣传好新闻一等奖。就在我的有关稿件刊发几个月后，国务院下发了“限塑令”。在飞机上“享用”“丰富”的午餐，我发现多种包装材料，写出了《客机上能否少制造点垃圾？》（获《光明日报》年度好新闻二等奖）、《航空食品能否再简单、再实惠些？》引起广泛共鸣，也引起民航部门的重视。“燎干”，是一些地方延续上千年的习俗，我也是在下乡采访时偶然发现的。虽是旧俗也从没有人提出过异议，但在我看来，它不仅有迷信色彩、火灾隐患，而且对生态环境构成不小的破坏，所以，我发出了改改这个旧习俗的呼声，得到当地的积极响应。现在，“燎干”得到有效遏制，而我的报道也在全国性环保好新闻评比中获了奖。在甘肃省敦煌市博物馆，我了解到参观博物馆的人很少，与参观其他景点反差很大，就采写了《旅游不要冷落了博物馆》。而看到宁夏展览馆一条剪彩的红绸剪了接、接了剪、剪了再接，多次使用，我则给予充分肯定。看到有的捐赠活动简朴务实、不摆花架子，我也不吝笔墨、大加赞扬。我因此采写的《不落俗套的捐赠仪式》也受到广泛称赞。
我也发现过许多重大题材，并且毫不顾忌地作出了报道。一个时期以来，某些地区以过度让利、廉价卖地、减免税收等手段招商引资，导致一场旷日持久的优惠政策大战。这种优惠政策大战，有越权行为，有的损伤了国家利益、全局利益，我为此采写了《优惠政策大战可以休矣！》《刹刹乱定优惠政策风》《注意“只给政策不给钱”的背面》《清理优惠政策，维护全局利益》等多篇稿件。针对迎来送往中存在的问题，我采写了《迎来送往：基层难堪事》《西北这么穷，为什么还要这么铺张？》《迎来送往：莫搞庸俗化》。针对轮流坐庄的行会、片会泛滥成灾问题，我先后采写了《该控制一下行会、片会了！》《轮流做东会，轮到几时休？》《会议都“货真价实”吗？》《莫往会议里“注水”》《挤干会议的水分》《会议开支有谱没谱？》《也该关注一下会议质量问题》等多篇旗帜鲜明、针砭时弊的稿件。退耕还林是国家在西部省区推行的生态工程，备受关注。在工程还有两年就要结束的时刻，我深入退耕还林地区采访写出长篇通讯《退耕还林：补贴到期之后怎么办》，对国家延续政策、避免重蹈覆辙，提出了建设性意见，引起中央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有关补贴因此再延续8年，老百姓也因此舒展了眉头。我的这篇报道也获得了关注森林奖一等奖。针对青少年体质下降问题，我采写了长篇报道《谁该对青少年体质下降负责？》引起广泛关注。
当然，我发现并采写更多的还是题材不大不小的，涉及的内容也很广泛。如：《领导人的讲话稿该由谁写？》《这些讲话稿怎么有点八股味？》《社会募捐不能过多过滥》《乡镇文化站不能变成空壳》《企业怎能经得起如此骚扰？》《能否少出点洋相？》（针对在公开场合说错话、读错字现象）《这里公路收费站多且乱》《愚昧消费：农民自背的包袱》《厚葬是一种愚昧消费》《这样的愚昧消费该管一管》《高校收费应充分考虑生源区域因素》《副县长也需要配秘书？》《引黄灌区入不敷出的水价该动一动了！》《“大马拉小车”问题不能再拖下去了》《莫让评奖变了味》《变味的“奖”有害》《理事，您常理事吗？》《如此“政绩”要不得！》《该留下什么样的“政绩”？》《也该给“摸奖”定个谱》《查查“出书”“入典”“评奖”中的“猫腻”》《这样的“名人录”有何价值？》《短期行为：社会发展的最大隐患》《发“热”是一种病态》《浮躁：急功近利幼稚病》《“下海热”该降温了》《全民经商是国之不幸》《“办班”该规范了》《家庭“方城大战”也要节制》《学校创收不能瞄准学生的口袋》《是是非非话收费》《要银子不要林子，如此开店不足取》《版面费，收不得！》《人才流动应合理有序》《影视帝王后妃热何时降温？》《出版无人看的书，干啥？》《让文物“活”起来》《让文物保护法“硬”起来》《警惕对文物的“建设性破坏”》《店名何必对“皇”“王”一往情深》《取名当随时代》《解脱大学校长》《机关工作也要讲效益》《推诿扯皮：机关工作的顽症》《农家子弟求学：一个沉重的话题》《地界迎送何时了？》《迎送何必到边界？》《四十分钟节目三分之二退席宁夏春节团拜会上不该出现的一幕》《形形色色的街头骗子》《“媚下”也是一种腐败》《“演讲费”也该有个谱》《农村群众文化再也不能滑坡了！》《企业怎经得起如此“骚扰”？》《“吃偏饭”，对孩子成长不利》《公路收费都是天经地义的吗？》《公路治乱需换个思路》《传统节日不能只剩下吃》《“年轻”的建筑物为何“死于非命”》《能否让建筑物“寿终正寝”？》《领导干部任期还应有“下限”》《解决“老大难”，不能都等着“老大”》《刹一刹图书过度奢华风》《不能让“小动作”随意“动作”》《文艺演出不该忽略创作人员》《应酬过多非好事》《不要念念不忘自己的级别》……这里举的例子很多，但也只是我这类稿件中的一小部分，其中有我20多年前采写的，也有最近刚刚写成的。之所以举了这么多的例子，是想说明：我一直是坚持这么做的，而且关注的领域十分广阔。限于篇幅，这里不再展开一一介绍，但从这些题目中，可以看出我是“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对许多值得关注的问题我都给予了关注，只要能够出手的我都要“一试身手”。
20多年，我一直这样睁大眼睛观察、乐此不疲地采写。睁大眼睛观察、静下心来思考、深思熟虑后动笔，占用了我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我从没有为此后悔过。也许有人会认为我管得太宽、手伸得太长、甚至有点杞人忧天、自作多情：一个小小的记者，谁让你管那么多事？何必要自我“逞能”？这些是你该管的吗？你能管得了吗？
也许，像我这样爱“管闲事”的记者真的不多。但我从不认为自己是在“管闲事”，从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我一向认为：记者的能力固然很有限，但“位卑未敢忘忧国”，有多大的力就使多大的力！
对“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我会关注；对“昨夜西风凋碧树”“春江水暖”我也会感知。我认为所有与国家利益、人民利益有关的事都与自己息息相关，我都应该关注、都应该有所作为、有所贡献，这种工作状态也让我很充实、很享受。
当一个社会文明的“卫道士”，让我发现了许多新闻线索、写出了许多独家新闻，我也有很多收获，尝到了别人没有尝到的乐趣，看到了工作的意义和自身的价值。当然，我的探索还是肤浅的、初步的，也有很多疏漏，有些问题抓得不一定准、反映得也不一定深刻、也不是特别及时，还有很多重要问题我没能反映出来、给出答案，这也正是我今后的努力方向。
这个“卫道士”，我还要继续当下去。
（原载《今传媒》2011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