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辈子好像“官运”不佳，很少与“官”沾边。虽然名字后面也带了个“长”字，但手下没人可管，只能算个“光杆”（这里省略了“司令”二字，因为我还没有那么高的级别），所以做好多事都是“独断专行”，无需与人商量，也无人可以商量，因为我所在的记者站长期只有一个人。
因为“出身不好”，我从小学到初中一直是“一介平民”，只是到了高中，才混上个课代表，但那与团支部书记、班长、班委相比，实在算不上“官”。虽然也积极“要求进步”，但直到高中毕业，也没有入上团。在国营农场参加工作后，因为还能拿得起笔，便荣幸地当上记工员和通讯报道员，这才当了个副班长。说是副班长，实际也管不了人，因为上面还有指导员、连长、副连长、排长、副排长、班长若干人。借助十年浩劫后的首次高考，这才得以再续学业。承蒙老师厚爱、同学信任，总算正经八百地当了几天小组长，但这个“职务”还是排不上号。
跻身新闻队伍几年后，我也算有了“级别”。有“级别”，还不等于当上可以指挥他人的“官”，真正“时来运转”有“领导”别人的“官运”，还是在我当记者十几年之后。这个“官”来头还不小：自2002年后的几年里，我先是被任命为采访分团的副团长，后来又三次被任命为采访团的团长或组长，虽然没有发什么任命书，但白纸黑字却都是由中宣部决定的。当然，这个“官”当的时间都不长，姑且称之为“露水官”。
虽说是“露水官”，但并不好当，什么事都要经历，什么情况都要面对，什么都得学着干，各种突如其来的考验，常常让人猝不及防。
因为我是带队的，所以，“劳心劳神”的事、“出头露面”的事、难以了断的事，就都落到了我的头上。安排行程，协调关系，会见应酬，表态发言，团结他人，关心病友，排解难题，接受采访，都少不了我这个“露水官”。
每到一地，我得先出面。当别人休息的时候，我得忙着联系事。每参观一个单位，人家都把我当成“主攻方向”，我一点也不能精神溜号。每次开座谈会，“主讲人”都双眼紧紧盯住我，我连出去透口气的机会都没有。座谈会即使开到深夜，也得奉陪到底。
一次，在某省某县刚刚入住，就有人指名道姓找到房间“反映情况”，有两个记者来“请示”我：问我该如何处理，他们不知如何是好。我告诉他们：此事既不能大包大揽，也不能生硬拒绝，要向来访者解释清楚：我们是专题采访，没有时间调查此事。如果愿意让我们代转有关材料，可以将材料留下，我们可以按照要求转给有关部门、有关人员。如果希望解决问题，还可以找相关部门。一个棘手的难题，就此解决了。
一次，在我们即将结束某省的采访时，一个记者向我反映：她的行李箱在宾馆被撬，装在里面的巨额现金不见了。怎么办？好几个人来问我。我当即决定报案，请公安人员来查。一方面，安排采访的善后事宜；一方面处理丢钱案件。因为此事，采访团里有人还与当地有关负责人闹得很不愉快，我理性对待此事，不仅出面排解，而且郑重地提出处理意见。此事后来惊动了中宣部。虽然案件一直未破，但由于处理妥当，也没有引起大的纠纷。
有一次到某地采访，刚进入房间就见到接待单位赠送的贵重的礼物。我当即找采访团副团长和随团联络员商量，明确提出让接待单位收回这些礼物，哪个记者都不能要。我的意见得到两个人的赞同。随后，我向当地有关负责人表明了我们的态度，他们也很快就把礼物收回了，采访团所有记者对此也都表示赞同。当然，对人家赠送的东西，也不能都一概拒绝，否则会让人很难堪。例如，某地为每个记者赠送了当地的民间剪纸作品，我就同意让大家收下了。什么礼物可收，什么东西不能收，我心中有个尺码，也担着很大责任，我要自觉维护中央新闻单位的良好形象。
有一次，某县委副书记和宣传部部长一起来到我的房间，拿出一个厚厚的信封给我，说这是县里的一点心意，一定要让我收下。还说，只有我先收下了其他人才能收。我当即郑重地告诉他们：任何新闻宣传，都是不收费的！更何况是中宣部组织的采访活动呢？他们见我态度坚决，只好收回。没想到，过了一会，他们找个机会又想把信封塞给我。我很严肃地对他们说：这事不要再提了，再提大家就都不愉快了！放心，我们会尽心写好报道的！此事这才作罢。
当然，尽管我们的采访是有组织的，但并不是处处都受到礼遇，受冷遇、被怠慢的事，我也不止一次碰到。有的推三阻四，有的把采访推向他人，有的甚至连饭都不管了。一次，我带几个记者到某省某厅机关采访，进门无人让座，要的材料就是不给，要见的人就是不露面。新华社一个记者想用照相机拍下书架上的一个资料，竟被人抢走。许多记者为此感到愤怒，但我却劝他们平静对待。当然，事后我也代表采访团的记者如实向省委宣传部有关负责人反映了情况。
老实说，我对这种“露水官”一点兴趣都没有，也不想管别人的事，更不会对别人颐指气使，因为我就是采访团的一员，我的任务就是采访、写稿，这也是报社派我参加活动的唯一目的，写不好稿件就无法向中宣部交代、向报社交差，因此，我的兴奋点都在采访和写稿上。头一次，中宣部任命我为副团长。我一看，采访团里不但有团长，还有另外一位副团长，并不需要我负多大责任，所以就没有吭声。没想到，我临时挂的这个“副”字只挂了一回就被抹掉了，中宣部随后竟让我带一个有12家新闻单位、20多名记者的采访团，我当即提出“辞职”。实在推卸不掉，才赶着鸭子上架。我对同行者说：我不合适当这个团长，我只是临时“客串”而已。当有人称我为“团长”时，我开玩笑地说：“我们是一群‘乌合之众’，是临时组建的队伍，没有什么‘团长’，我们之间也没有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2006年，中宣部又组织“建设新农村”主题采访，报社又派我参加。我提了两个条件：一是不要再让我带队了，二是不要让我再跑西北了。结果，两个条件都没有得到满足。还是让我带队，还是让我跑西北。我没有二话，只能服从，我把这当做是中宣部有关领导对我的信任。当我又一次见到老朋友时，我半开玩笑地说：“看！我又卷土重来了！”他们也欣喜地说：欢迎老朋友！
“客串”“露水官”，对我来说，完全是“业余”的、尽义务的：我不仅没有获得任何额外报酬，而且也没有因此减掉一点采访任务。更大的压力，还是来自于采访和写作：如果我这个老记者写出来的东西，竟不如年轻记者，那我还有什么脸面？所以，我总是尽可能腾出时间和精力来采访，尽量多掌握一些素材。当然，我还不能疏于自己带队的职责，这样，我就要比别人多付出一些。结果，我发出的稿件也总要比别人多。
但是，也别把豆包不当干粮。这个“露水官”，也不是那么顺顺当当就能当下来的。2006年，中宣部组织了有中央7家主要新闻单位参加的采访活动。在中宣部开会时，中宣部新闻局负责人在对我的“业绩”作了详细介绍之后（这也许是有用意的），当场任命我为采访团团长，同时申明：中宣部不再派人随行。我当即推辞，但怎么也推辞不掉。我只好开玩笑地说：既然我“年事已高”，又比较熟悉情况，那我就当个联络员吧！在这次采访活动中，我从没有以团长自居，也没有对任何一个人发号施令。但就是这样，还是发生了一个令我有点尴尬的小插曲。那是在一个省采访结束时，省委宣传部一位处长在饭桌上告诉大家：还有半天的空余时间，安排你们参观我们这里最有特色的地方，所有的事都安排好了。有两三个人当场表示不去。我一听有点着急：一共就几个人，还不能都去，岂不枉费人家一片好心？于是，我不假思索就冒冒失失地说了一句：最好大家都能去。不然，会让人家扫兴的。没想到，其中一位比我小不了多少的“资深记者”竟然作出激烈的反应：“我就是不去，能把我怎么样？去不去，在我自己，谁能强迫我？我不明白，我不去就会扫谁的兴？”仿佛是挨了一根闷棍，我以沉闷作为回答，一种自责涌上心头：我是不是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真把自己当什么团长、真把这个“露水官”当回事了？自己自讨没趣，怨不得别人。如果我不咽下这口气，而是“奋起反击”，非要争个是非、高下，下面的采访将会受到不利影响。所以，我什么也没说。当我和少数几个人参观回来，大谈新奇、大谈观感时，没去的人后悔不迭。事实已经证明：我的建议没什么不妥。在整个采访活动中，我用我扎实、细腻、深入的采访作风，赢得了采访对象的信任，也赢得了同行者的尊重。那位当众让我下不来台的资深记者，好像也忘了他给我的难堪，主动到我的房间找我交流采访心得，一直谈到深夜12点以后。当采访团其他记者回北京时，我又到宾馆热情送别。我至今不知道，那位资深记者何以会因我的一句话作出那么强烈的反应？我想，如果我不当这个“露水官”，我也就不会说那句话，可能就不会有这事了。
当然，当“露水官”并不总是费力不讨好。在陕西省延安市采访后，当地有关部门竟写信给中央有关部门对我们提出表扬，《新闻战线》杂志对此也有报道。在河南省某地采访时，我拒绝住专门为我安排的套间。当时也没有多想，只是觉得自己住套间太浪费了，有个标准间就很好了。没想到，此事不知被谁反映了上去，竟被写进中宣部副部长吉炳轩的总结讲话中。在落实科学发展观大型主题采访活动期间，正赶上两位年轻记者的生日。在我的主持下，我们凑份子分两次为她们热热闹闹地过生日。大家一致推选我给两位寿星喂蛋糕，我也俨然以领导和家长自居，获得一份难忘的快乐。同行的摄影记者留下了许多难忘的瞬间，两个年轻记者十分激动，称这是她们过得最特别、最难忘的生日。在内蒙古呼和浩特采访时，市委书记（由自治区党委常委兼任）、市长亲自出面接待，分别坐在我的两侧。当烤全羊推上来时，主人非让我来动第一刀，给了我很高的礼遇。每有歌手前来献歌或敬献哈达，也常常从我开始。到一些地方采访，当地新闻单位把我们的采访活动当成新闻，非要让我说说不可，虽然我对这种“抢镜头”的事毫无兴趣，但为了支持同行的工作，我也只好勉为其难。有时，我推荐其他人，却不被采访者接受。这样一来，我便在很多地方媒体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和影像，尽管这并不是我的愿望。最让我难忘和感激的，还是几次采访结束前的总结会上，大家对我有许多“溢美之词”，对我的“领导作风”也给予了充分肯定，因为在采访中，我总是尽力创造条件满足每一个人的采访要求，从不强求一律。对工作之外的事，我也采取非常宽松的态度。每当大家说我的好话时，我总是“叫停”。我半开玩笑地说：给中宣部写总结材料，我是不会自我表扬的，我不会为此写一个字，你们说了也白说，还是说说其他人的先进事迹吧！一段难忘的经历，也让我与同行的记者和各地相识的有关人员结下了深厚的友情。有些记者、有些接待人员每年新年、春节都要主动给我发短信或打电话表示慰问，有的年轻记者在分别几年后还与我交流、探讨新闻业务，有的人还多次表示要与我再聚的愿望。所有这些，都让我感到很温暖。
“露水”，是很容易蒸发的，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蒸发得无影无踪；当“露水官”的时间自然也很短，几次加起来也不过半年时间，我很快又恢复了原来的状态，重新过起“独来独往”的生活，而当“露水官”的记忆，时不时会泛起，想想倒也有趣。
中宣部组织的几次大型采访活动，丰富了我的新闻生涯。几次当“露水官”的经历，让我觉得当官并不神秘，我也因此增加了一点自信。我想，只要以身作则、出以公心、坚持原则、宽容大度、与人为善、勤奋务实，少些私心杂念、少计较个人得失，不仅谁都可以当“露水官”，而且谁都可以当“非露水官”并且都能当好。
（原载2011年7月25日《中国新闻出版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