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里说的“轻车熟路”，有两层含义：一是说我到基层采访线路熟悉、目标明确，我不是“轻车简从”而是“轻车无从”，因为我采访不想惊动什么人，也不要人陪同；二是说我到基层如鱼得水，很少有空手而归的时候。
一个勤俭持家的农妇，每次出门都要带上一个箩筐，见到一棵野菜要挖起来，见到一个蘑菇要捡起来，见到一枝麦穗也要拾到箩筐里。回到家里，她就分门别类、精心整理，让这些别人看不上眼的东西都派上用场。这样，日积月累，日子也就越过越兴旺了。我就像这样的农妇，每次出去都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不放过任何有价值的信息。即使没有采访任务、即使休闲度假、即使散步闲聊，我也不忘记者的职责，随时随地抓新闻。
当然，有了好原料，还不一定能做出好菜肴。还需要细心筛选、专心加工、精心炮制，能做大菜的，绝不能做成小菜，不够做大菜的就弄个小拼盘。
有人说我是“石头缝里抠新闻”。我回答：光从石头缝里抠还不够，还要搬开石头，看看下面是否还压着有用的东西！有的时候，还得掘地三尺呢！
我常年驻守的宁夏，只有22个县市区、630万人口，在一些同行眼里是个新闻的“贫矿区”，能上全国性大报的东西更是少之又少。我刚到记者站工作时也曾有过“无米下锅”的尴尬，也曾有过“断炊”之忧，我也曾羡慕过经济文化发达地区，甚至盼望能有更多的全国性活动、全国性会议能在宁夏举行，能有突发事件、爆炸性新闻则更好。但是，这样的盼望常常落空，指望从这里面找题材、进而改变“无米下锅”的困境，无异于缘木求鱼、竹篮打水。
活动少、会议少、应酬少，对记者来说，不一定是坏事，在一定条件下甚至可以转化成好事！当我们告别一般性会议、走出没有新闻价值的活动、摆脱无聊无味的应酬，走到基层、走到群众中间、走到火热的现实生活中，我们就会发现：基层的天地大得很、新闻多得很，我们苦苦寻找的新闻线索，在基层俯拾即是！到了基层，就不愁“无米下锅”了！
对我来说，走基层就像到大超市购物、到养鱼池捉鱼、到宝山寻宝，几乎都能如愿以偿。因此，我向往基层、心系基层、与基层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基层总能给我丰厚的回报，走基层也就成为我的工作常态。我不想泡会议，我不愿意抄材料，更不会在别人的现成稿件上署上自己的名字。
只有奔向现场、走到基层，写起东西来才会有底气，写出来的东西才能经得起检验。位于贺兰山拜寺口深处的一座西夏古塔被不法分子炸毁，宁夏考古人员第一时间通知了我，我当即决定与他们一起赶到现场。而现场距山口有20多公里且无路可通，只能顺着山沟攀援。这一天我在山沟里跋涉了六七个小时，累得几天都疼得迈不动腿。但作为当时唯一到现场的记者，我发出了独家新闻，而且做了系列报道，引起强烈反响，连中央领导同志和外国媒体都关注到了此事。后来，在清理古塔废墟时发现了我国现存最早的木活字印刷品，我又做了更详细的报道。由于了解其来龙去脉，我的报道也更全面、更准确、更具有权威性。按说，当时我可以不到现场，听听介绍也可以写稿，但我坚信：不到现场就写不出现场感，就难以做到准确生动！
只有走到基层、深入到人的内心，才能写出生动、感人的作品。宁夏南部贫困山区有一位代课回族女教师，只拿着几十元的微薄“工资”，却在村里没有校舍的情况下腾出自家住房坚持办学十年。就在她难以为继的关键时刻，我出现在她家的院落。看见几十个儿童在寒冷的冬天用冻得红肿的手握着树棍在地上写字，我的心灵被强烈震撼了。我带着感情写出长篇通讯《没有苗圃的园丁》。这篇通讯配图在《光明日报》头版头条位置登出来后，立即激起强烈反响，全国各地的捐款捐物像雪片一样飞来，总额有数万元。女教师和她几十名学生的命运就此改变，自治区教育厅厅长在接受我的采访时当即作出承诺：一定要为她建一所标准学校！两年后，我再次来到那里，看到原来没有“户口”的教学点变成一所完全小学，教师由一人增加到5人，学生由50多人增加到120人。于是，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又写出后续报道《春风吹绿了苗圃》，又刊登在头版头条。随后，光明日报全体员工为这所学校捐了款和大量书籍、学习资料，为这个一无所有的学校建了个书屋。时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的王晨同志，不仅带头捐款而且亲笔书写了“光明书屋”四个大字。我带着光明日报职工的深情厚谊，亲自将这些捐款、书籍送到地处偏远的学校，亲手将王晨题写的牌匾挂到了校舍。不久，这位女教师转正了，还当上了县政协委员。后来，这位女教师患肺包虫病到银川做手术，身上只带了1000元钱，更让她发愁的是难以住院、不能及时做手术。我闻讯后主动出面联系，不仅使她顺利住院，而且使她以最短的时间做了手术。在她住院期间，我又在当地媒体报道了她的事迹，医务人员得知后从家里为她带来不少食物、衣物，医院还为她免除了许多医疗费，我也为她买了一些东西。事后，她特地从山区为我带来两桶食用油并且牢牢地捆到了我的自行车上，虽然如此，我还是坚持退了回去。
只有深入基层，才能了解民生疾苦、为群众排忧解难。得知宁夏贫困山区海原县三胞胎兄弟考上大学却因贫困而无法入学的消息时，我正在几千里外的辽宁省开会，而且买好了回老家探亲的火车票。阔别家乡20多年了，我一直盼望回去看一看，这次更是满怀憧憬。结果，因为紧急采访我又与家乡擦肩而过，我当即改买返程的机票。虽然回到银川已是深夜，但第二天凌晨我就驱车赶赴300多公里外的海原县，在采访了三胞胎的家人之后，我又在当天赶回，追访已到银川的曹家兄弟。采访完毕，我又连夜赶稿，一直写到凌晨三四点钟。很快，《曹家兄弟的大学梦能圆吗？》就配发三胞胎兄弟的照片在《光明日报》头版刊登，随后，我又做了多篇追踪报道。编辑部也为此组织了30多篇相关报道，推动各高校解决大学贫困生问题。三胞胎兄弟相继接到全国各地十多万元的捐款，其中，鄂尔多斯集团一家就捐款8万元。当年春节，三胞胎兄弟的家人要专程到银川来给我拜年表示感谢，我一口回绝。我说，这是光明日报的支持、是社会各界的关心，我只是做了一个记者应该做的事，没有必要感谢我个人！四年以后，曹家兄弟大学毕业，我又到海原县回访，写出后续报道《圆梦后的报告》，详细介绍他们的成长经历，反映了人间大爱。这篇通讯被刊登在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又引起广泛关注。
只有深入基层，才能发现重大题材，写出关乎国计民生的稿件。退耕还林，是我国重点建设的生态建设工程，许多地区、许多群众从中受益，但这个工程只有8年。工程到期，各项补贴就会停止。补贴能否延续？不补会不会出现反弹？老百姓有哪些呼声？就在工程还有两年就要结束的时候，我深入退耕还林地区进行多天采访，了解到大量有说服力的材料，随后写出长篇通讯《退耕还林：补贴到期之后怎么办？》。在通讯中，我写到20多年前联合国粮农组织在宁夏西吉县实施的“2605”退耕还林项目最终失败的教训，为此还单独写了一篇《“2605”项目的悲剧会重演吗？》。我在报道中对国家延续相关政策、避免重蹈覆辙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引起中央高层的高度重视，国家发改委、林业局都到宁夏调研此事。国家林业局副局长李育材称：“在宁夏，我取到了真经”。随后，国家决定将各项补贴再延续8年，退耕还林的群众为此舒展了眉头，我也自认为做了一件值得做的事。而我的这篇报道还获得了全国“关注森林奖”一等奖。
只有深入采访，才能有意外的发现、意外的收获。我采写《“马铃薯博士”的马铃薯“情结”》，不仅在银川采访了相关人员，而且专程到北京中国农科院采访，还奔波几百公里到他们常去的固原地区采访，采访的人数超过了十人，历时一个多月。通讯在《光明日报》头版头条配发评论发表后，中宣部“新闻阅评”发文给予了肯定。时任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建国作出批示，号召宁夏科技工作者向他们学习。同时，陈书记还号召宁夏新闻工作者向我学习。有关部门为此召开了两个座谈会。最让我感到意外、也最令我高兴的是，我在通讯中重点报道的“马铃薯博士”———中国农科院副院长屈冬玉，一年多后竟出任自治区主席助理，2011年又被任命为自治区副主席。一篇通讯能够引起一连串的反响，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
深入基层，让我写出大量有针对性、有可读性、有说服力的舆论监督稿件。比较有影响的有：披露利用火车车皮非法转运固体垃圾的《宁夏成了垃圾场吗？》，批评迎来送往中不正之风的《迎来送往：基层难堪事》《迎送何必到边界？》《迎来送往：莫搞庸俗化》《地界迎送何时了》，披露施政后遗症的《我这五次被告当得冤不冤？》，批评基层官员大吃大喝的《五任班子没有还清一任班子欠下的吃喝债》，揭露施工破坏文物的《吴忠市唐代墓葬群在施工中遭受严重破坏》（我还为此写了一篇采访体会《我摸了一下老虎屁股》），批评官僚主义的《副县长也需要配秘书？》《这些讲话稿怎么有点八股味儿？》《讲话稿该由谁写？》，批评不尊重基层民主权力的《能这样撤掉我的居委会主任职务吗？》，批评决策失误的《如此“政绩”要不得！》《该留下什么样的“政绩”》《莫把“政绩”变成“证据”》，总结教训的《老龙潭记者遭非礼》，批评不正之风的《企业怎经得起如此“骚扰”？》。由于采访深入、态度端正、严肃认真，我的这些批评报道尽管相当尖锐，但都没有引起不良反映，我也没有因此让自己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没有受到无理指责。
在深入基层的采访中，我还注意反映群众呼声、为群众代言。
有一位中学校长为阻止在学校的鱼池取土，被人从背后猛推一把，致使两根手指被手扶拖拉机的皮带轮剪掉。案发多日得不到公正处理，当地媒体前去采访，稿件竟被扣住不发。我顶着压力前去采访，旗帜鲜明地披露了此事：我的报道《是谁伸出了罪恶之手？》，推动了案件的公正处理。事后，学校的老师们给我送来了一整只羊、一箱水果，我坚决不要。在无法当场退掉的情况下，我事后寄去了高于市价的钱。
有一个初中生在上课时被本校一个老师叫出去痛打，几个月后他发现自己的左眼失明了，但打人的老师在看守所关了几个月后竟被判无罪。这个学生和他的父亲满怀悲愤到记者站找我。我随即前去采访，写出报道《他的左眼究竟是怎样失明的？》（这篇文章在当地一家媒体刊登时，编辑把标题改为《老师打后他的左眼失明了》）为此，这个老师带着他的妻子到记者站纠缠了我一个上午，还声言要到法庭起诉我、到中宣部告我。我顶住了压力，没有妥协。不久，二审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这个教师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这个老师此后再也没有来纠缠我。而那位学生的父亲却带着东西到银川来感谢我，我没有收下他的东西。他的一个亲戚不甘心，又打电话给我说，要给光明日报社写感谢信，也被我拦住了。
有一辆个体运输的面包车在穿越一条铁路专用线时与火车相撞，车上的驾驶员、售票员和唯一的乘客———一名女中学生全部死亡，但事故迟迟不做处理。女学生的尸体在殡仪馆一冻就冻了八九个月，没人理睬。她的父亲焦急万分、四处求告，在毫无结果的情况下找到了我。我很快写出报道《无辜者的灵魂何时能得到安息？》，有力地推动了事故的赔偿和处理。事故处理后，我又写出后续报道《无辜者的灵魂终于可以安息了！》
一时间，群众有了冤情纷纷来找我，该找的不该找的都来找。有人甚至对我说：“别人都说你的胆子大，其他人不敢写的，你都敢写！”对此，我报以苦笑，有时也问一句：是谁这样说我？
虽然接待群众来访会占用我不少时间、甚至会给我带来不少麻烦，但我从没有为此抱怨过，更不会在来访者面前流露出一丝一毫的厌烦，甚至不能有一点漫不经心。我把群众的来访，当做是对自己的信任，设身处地地为他们着想，对所有来访者，我都是笑脸相迎，热情接待。即使不能写稿，我也想方设法给他们提供其他力所能及的帮助。
到基层采访，我不认为被采访者有义务接待我，因此无数次拒绝别人的安排，常常是一碗面、一盘饺子就自我打发了。就是别人安排吃饭，我也一再要求不要多点菜，吃饱就好，绝不能浪费。有时，我吃到的就是一碗烩肉、一碗烩面，但我没有因此有任何不快。在调查一些事件时，我尤其注意不接受任何一方的接待和馈赠，在采访、写作中也不带有任何偏见，更不会偏袒任何一方。有一次，我采访一起教师被打事件，采访结束时已经是中午一点以后了，就到路边一家饭店的大厅吃饭，我自己只点了一碗面。就在等待时，当地一位副市长带人进来吃饭，非要让我到雅座与他们一起吃不可，我委婉谢绝。这位副市长问服务员我都要了什么吃的，见我吃得太简单，又要给我加菜，我依然不答应。最后，他告诉服务员：将我吃的和他们吃的一块结算，但临走时我还是自己结了帐，也没有与这位副市长告别。因为我此行的目的也没有告诉他，我担心如果告诉他，我的采访也许会受到干扰。
我还常常通过深入基层给基层单位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在海原县图书馆采访时我了解到，他们多年不买一本书，每年订阅报刊的经费也只有5000元。于是，我写了《海原县图书馆没有购书经费》，引来了数万元的捐赠。后来，我在西吉县图书馆发现同样的窘况，又写出报道《15年未买一本书，西吉县图书馆藏书只有6万册》。某县排演新戏陷入困境，我写出了《大型歌舞剧“花儿故乡”的遗憾》《五万元排演费难倒了县文化局局长》。宁夏图书馆因消防不达标被责令停业，我写出了《宁夏图书馆的日子好艰难！》，自治区财政因此加大了对图书馆的扶持力度，增加了拨款。海原县的文物无处存放、多次转移，我写出了《海原县的文物放进了看守所》，引起广泛关注。后来这些文物终于有了展示的场所。我又写出后续报道《海原县的文物不再“寄人篱下”了》。1920年12月，宁夏南部发生震级达8。5级、裂度达12度、能量相当于11个唐山大地震的“环球大地震”，留下了大量的地震遗迹和丰富的地震文化。当地要开发利用这些资源，我为此深入采访了三天，写出长篇通讯《海原大地震留下的大奇观、大财富》，引起广泛关注。随后，我又以此在政协会议上做了大会发言，呼吁兴建海原地震博物馆。我的呼吁得到回应，海原地震博物馆最终在大地震发生90周年时落成，我应邀作为嘉宾参加了开馆典礼并作了后续报道。
文物考古，更是我特别留意的题材，我是宁夏写文物考古报道最多的记者，在全国也是数得着的。宁夏文物考古界的大事，我几乎没有遗漏过。我常常到考古发掘工地现场“考古”“刨根问底”，问其他记者都不问的问题。久而久之，我与专业人员有了共同语言，他们也都把我当知音，有了重要的事总不忘叫我，甚至第一个通知我。有了难事，他们也总要请我出马。我也多次在关键时刻为他们代言。
在基层，我磨炼了捕捉新闻的眼光。我的眼睛常为捕捉新闻而转动，我的思维也常为抓新闻而激发。有人曾说我“慧眼识新闻”、“满眼都是新闻”，这虽然都是溢美之词，但我真的注意随时随地发现新闻，也真的抓到了许许多多独家新闻。
一次下乡采访，我发现有许多拖拉机拉着蒿草进城叫卖，有些店铺门前也堆着成捆的蒿草，马上来了好奇心。得知原因后立即就展开采访。原来，每年正月二十三，当地都有“燎干”的习俗，但从没有人对此提出过“不”字。但我却意识到：这既是一种迷信，又破坏了草场植被，也污染环境，容易酿成火灾。为此，我写了《盐池人，旧习俗该改一改了》，《人民日报》还对此做了点评。但我并不认为这事就这样完了，在第二年的“燎干”日快到时，我就此向当地提出建议，当地有关部门很快向社会发出告别旧习俗的倡议，我还为这个倡议发了一条消息。但我判断，此事不可能那么乐观，“燎干”不会就此绝迹。于是，我于“燎干”日当晚驱车近200公里前去采访。果然，“燎干”没有绝迹，在个别地方很相当壮观。我很快写出“燎干”现场目击记，被刊登在《光明日报》四版头条。《“燎干”，是“燎”去邪恶，还是烧来灾难？》还获得了“杜邦杯”环保好新闻奖。现在，“燎干”虽然在乡下还没有完全绝迹，但在县城基本看不到了。
现在，很多人都知道银川西郊镇北堡有个西部影视城，而且知道是著名作家张贤亮创办的。但很多人未必知道，那里在19年前还是充满羊粪味的羊圈，最早提出要开发利用的也不是张贤亮！西部影视城的兴建，竟与我的一次“走基层”经历有关。那是1992年11月，我陪着外地客人寻找电影《红高粱》的外景地，来到镇北堡。所见所闻，让我写出两篇报道：《〈红高粱〉“红”了镇北堡》《影视界看好宁夏“外景地”》，分别刊登在《光明日报》《人民日报》上。正是这两篇报道给当时的林草试验场场长（镇北堡在其境内）带来启发，他将我的报道大量复印广为散发，并提出开发利用电影外景地资源的创意。这个创意得到包括张贤亮在内的许多负责人的响应，这才有了今天的5A级旅游景区。而我不仅应邀参加了首次筹备会，而且为它站脚助威，先后写出了《宁夏拟建西部影视城》、《中国西部影视城第一笔外资到位》《影片〈老人与狗〉引人注目》（在兴建西部影视城过程中拍摄的电影），西部影视城建成后，我又写了《华夏西部影视城在银川落成》《“土”味滋润出荣誉———华夏西部影视城参观记》。我提这些只是想说明问题，不是为了揽功，也不是为了炫耀。正因为我从不居功，所以每次带人去游览时，我都是自己买票。
宁夏话剧团，是我关注最多的文艺单位。我先后为他们写过二三十篇报道，有好几篇还登上了头版头条、二版头条。我也从中获得了好几个奖。仅中国记协组织的“现场短新闻”评比，就拿了两个二等奖。为了写好报道，我多次坐在台下观看演出，与演员同交流、与观众同欢乐。正是这样深入采访，我写起来才那样从容、自如、动情。这个剧团的负责人也一再对我表示感谢，此外还给中央有关部门写信表扬，说我为他们写了那么多报道，却没有抽过他们一根烟、吃过他们一顿饭。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还根据中央领导同志的批示精神对我进行过采访。
随时随地抓新闻，已经成为我的一种职业习惯了，我常常干点“搂草打兔子”的活。在汽车、火车、飞机上，我都发现过新闻。我曾在一天时间里采访了5条新闻。去青海大学采访支边校长李建保，我在4天时间里，除了完成这篇后来被刊登在头版头条的长篇通讯外，另外还采写了6篇有特色的稿件。2009年，我路过甘肃省甘谷县，因为火车还有一个多小时才到，我不愿白白浪费这段时间，就到车站附近去转，就是这次随访加上我此前的观察，让我写出了两篇稿：《甘谷县一处珍贵的古民居亟需保护》《民居简朴古风存》。我在云南省通海县县委机关上厕所时，发现厕所迎面墙上挂着一块木板，上面对各部门轮流清扫厕所都有明确要求。我眼前一亮：这可以写一条新闻啊！我忘记旅途劳顿，立即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进行采访。这篇不太长的稿件竟被“添置”了较长的引题，登在《光明日报》四版头条的位置。2010年，我参加全国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并参观上海世博会，期间，我采写了《花开时节又逢君》《感受劳模待遇》《宁夏劳模团里的“编外劳模”》《劳模看世博，处处受尊敬》《写劳模·学劳模·当劳模》等。最近，我应邀到海南省为新闻出版总署教育培训中心举办的培训班讲课，虽然没有多少空余时间，但我还是忙里抽闲采访写稿。
我曾参加中宣部组织的四次大型主题采访活动。每次都在完成“规定动作”之余搞点“自选动作”，每次都能做到“不虚此行”。第一次“三个代表在基层”主题采访，任务是3篇，我发出了19篇；第二次任务是6篇，我发表了15篇；“落实科学发展观”主题采访，任务是6篇，我发表了13篇；“建设新农村”主题采访，任务是5篇，我发出了22篇。有些“自选动作”还出了彩、获了奖。有人说我“剜到筐里就能拼一盘菜”，我认为这对我是个很高的评价。
我对黎明村的关注，自始至终都受新闻敏感和社会责任感所驱使。自1998年至2011年，我在13年里先后六访黎明村，见证了这个小荒村由四分五裂到重新聚合的沧桑巨变。现在，我正计划七访黎明村！也许有人觉得，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荒村，有什么可写的？值得你这么关注吗？对一个小荒村的报道，也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刊登到中央级报刊上吗？一个中央级大报的记者，为什么要盯着一个小荒村不放？可能有人觉得不可思议：一个小荒村，竟让我写了几万字，《光明日报》竟然每次都不惜版面来刊登。最近一次的六访，竟然作为光明日报“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的开篇之作，配发图片和评论在头版头条刊登，还获得了《光明日报》当月好新闻一等奖。2011年年底，此稿又被评为“中华环保世纪行———宁夏行动”好新闻一等奖。这不仅反映光明日报对来自基层报道的偏重、厚爱和引导，而且反映光明日报对我的一贯理解、信任和支持！
黎明村是位于毛乌素沙漠边缘的一个小荒村，全村只有50户人家。近30年来，这个可怜的村庄经历了风沙紧逼、四分五裂、全力治沙、重建家园、再次聚合的戏剧性变化。我责无旁贷地给予了持续关注。一访时，留在黎明村原地的，还有两户人家；二访时，原地只剩下一户了；三访时，原址一户也没有了；四访时，原址连断垣残壁都荡然无存了，但由于封山禁牧和制止滥采乱挖，那里的沙化发生了逆转；五访时，黎明村出现了历史性的变化；六访时，黎明村的村落由三片聚合为两片，正式踏上回归一个村庄之路。我为此先后写了《被风沙逼得四分五裂的村庄》《风沙吞噬了黎明村》《是谁毁了我们的家园？》《人类的退路在哪里？》《黎明村里看“黎明”》《新“黎明”，荒漠化逆转的证明》《黎明村的沧海桑田》《黎明村的新生和心声》《六访黎明村》《风沙退后是“黎明”》《黎明村又有好消息了》。从这些题目中可以看出，我对黎明村的报道，不是无病呻吟，不是没话找话，不是故弄玄虚，不是哗众取宠，每一篇都言之有物、有的放矢、主题鲜明。在写作中，我告诫自己：一定要写出可读性、趣味性、警示性。我想，仅仅从这些题目中就可以看出，这些报道，每篇都有不同的主题，每篇都有新的开掘，每篇都给读者带来新的信息。我想通过这些报道吸引人们不断关注，唤起全社会的环保意识，进而更加自觉地保护好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截至目前，黎明村已为我“奉献”了8个奖了，既有地方奖，又有全国奖，有3个还是一等奖。
“六访黎明村”的实践说明：基层不仅是新闻富矿，而且是孕育好新闻的沃土！
最让我感到欣慰的，还不是我在一个小荒村里发了这么多稿件并获得了这么多奖项，而是我得到了黎明村群众的理解、信任和厚爱！我在黎明村和黎明村所在的盐池县，都有一定的知名度。村民白学宝居然说，我写黎明村的稿件他们都看过，村里很多人都知道我的名字！我多次采访过的崔福香老大娘，居然说我是黎明村的恩人。这些话让我着实“幸福”了一阵子。在《六访黎明村》发表之后，我又满怀激情地写了“采访札记”《黎明村，有我的知音》，并在《光明日报》头版刊登。更让我感到意外、感到温馨的是：这个革命老区在纪念解放75周年时，特意将我对黎明村的六次采访报道收集到一起，出版了《一个村庄的变迁———庄电一六访黎明村》，作为纪念大会的材料印发给到场的千余名嘉宾。县委书记、县长联合为这个小册子作序且不避讳我此前对当地环保问题的批评。序言中说，这些报道真实地反映了黎明村的变迁，也是盐池县生态治理的一个缩影，更是媒体监督促进地方工作的一次生动实践。这样的评价，是什么也换不来的！最近，黎明村村民白学宝给我发来短信：你再来黎明村，我一定要用最好的羊羔肉招待你！这些话让我感到温暖：今生与黎明村结缘，真是我的幸运！
黎明村是我的“新闻富矿”，也是我的“福地”。它对我的“慷慨”，是超出我的预期的。尽管这样的“福地”不是谁都能得到，但这样的“新闻富矿”却是谁都可以挖到的。只要深入基层，总会有回报，而这种回报往往是“慷慨”的！
中央五部门号召新闻工作者“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为我继续坚持这个方向注入了动力，而光明日报的精心部署又为记者们提供了用武之地。光明日报不仅开设了很多颇有创意、易于操作的栏目，而且拿出很多版面、很好的位置，专门刊登“走基层”的稿件。这也让包括我在内的许多记者都焕发出采写激情。在短短时间内，我就采写出了十多篇“走基层”的稿件。多年来，光明日报一直重视来自基层、来自群众的报道，总是不惜版面对那些生动的、感人的、有说服力的报道给予好版面、好位置，并精心编排，突出处理。这种引导、示范作用是明显的、巨大的，也是富有成效的，我对此有很深的体会。
屈指一算，我当了27年记者，发表了4000篇、四五百万字，其中大部分稿件是在基层发现并采写的，而不是来自一般性的会议和活动。我不仅走遍、写遍了宁夏所有的市县，而且几乎写遍了宁夏所有的行业和部门，许多领域还不止一次写过。有的地方我竟然写了四五十篇。多年来，我每年在《光明日报》上发稿一直保持在百篇以上。如今年过半百了，精力也大不如前了，但我仍然保持着这个记录，而且仍在开拓进取，仍在寻找不足，不懈攀登！
令我感到惭愧的是，我没有写出惊天地、泣鬼神的杰作，也很少采写特别重大的题材，所写的多是凡人小事，有不少稿件应该划入平庸之列。至今，我在工作作风、采访写作等方面还有这样或那样的毛病，我还需要加倍努力，因为留给我弥补不足的时间已经不是很多了。
我是个“草根记者”。虽然我早就评上了正高职称，也享受副司局级待遇，但我仍然认为自己是个“草根记者”。“草根记者”这顶帽子，不是我要戴的，而是别人给我戴的，有几篇对我的报道就都用了这个标题。而我，戴上这顶帽子就不想摘了，因为我戴着它感觉很舒服、很合适。2011年记者节这一天，中央电视台在“焦点访谈”节目中播出了对我的采访，我就表达了这个观点。我就是一株小草，而且是生活在贫瘠土地上的小草。小草向上长，草根向下扎。根扎得越深，草长得越旺。当记者何尝不是如此呢？就像小草离开土壤就会枯萎一样，记者离开基层将无所作为。我来自基层，生活在基层，工作在基层，基层不仅给我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新闻素材，而且为我注入了工作的动力。其实，对我来说，无需专门“走基层”，因为我始终没有离开过基层。我“走基层”，不过是从一个“基层”走到另一个“基层”而已。我认为，“走基层”，不一定要走得多远，也不是非下农村不可。进社区、走医院、到学校、上商场、访邻居、问亲友，只要是带出问题、注意观察、勤于思考，就能了解社情民意，就都能抓到新闻。
2011年的记者节，光明日报出纪念记者节专版，编辑部约我写一篇文章。我写的是《我当记者的幸福感》。几天后，宁夏新闻网在“网眼”为我做了一个内容丰富的专题，题目就是：《庄电一，到基层寻找幸福感》。不错，我就是在基层感悟到了记者的价值，找到了当记者的幸福感！
“走基层”，是我新闻工作的常态，我尝到了甜头，至今还感到甜蜜。基层，是我新闻工作的源泉，对我具有永久的吸引力。今后，我还要高高兴兴地、认认真真地、满怀期待地到基层去，更好地履行自己的职责、更多地发挥自己的作用、更方便地寻找自己的幸福感！
（本文是2011年12月参加中宣部、全国“三教办”组织的巡回报告团的演讲稿，曾被《海南日报》《南方日报》《羊城晚报》《湖北日报》等报刊摘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