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常驻宁夏的一名普通记者，无天赋，无特长，无优势，天时地利也与我无缘。二十多年来，我在不太被人关注的地方写着不太被关注的稿件，自己自然也没有理由被人关注。平庸无能、业绩平平、固执僵化、一意孤行，这些词语用在我身上可能都合适。有时，我甚至悲观地认为自己的不少劳动是无效劳动，有些稿件可能就没有人理睬。然而，最近的一些经历，让我感觉也许还没有那么悲观，干了这么多年，还是没有白干，至少还有几个人留意过我、关注过我、对我有那么一点印象。再夸张一点说，我可能还有几个知音呢，也真有人自称是我的“粉丝”（无法考证其真伪）。
2011年9月13日，中宣部在北京召开“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座谈会。我没想到，这样高档次的会议，会让我这样一个普通记者参加。我专程从银川赶到北京参会，并根据安排在大会上（大会上安排发言的记者编辑共有3人）介绍了自己六访黎明村的采访经历。刘云山同志当场对我给予了肯定。随后，《求是》杂志、《中国新闻出版报》分别刊登了我的发言。没想到，此事竟引起连锁反应。10月下旬，北京电视台制作纪念记者节特别节目《在路上》，邀请我做访谈嘉宾。在录制节目时，有好几个人请我签名、让我留下电话，更让我感到意外的是，北京电视台一位主持人竟十分高兴地对我说：他在上大学时就知道我的名字、读过我的文章，见到“真人”真高兴！就在录完节目准备返回银川时，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的记者，又抢时间赶到报社对我进行采访。采访结束时他们说，听了你刚才的话，很感动。报社对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的采访很重视，专门发出通知，要求本报工作人员注意收看。这两档节目播出后，许多人给我发来短信，有人专门打来电话，表达友好、关爱、鼓励之情，着实令我感动。光明日报记者部的老主任、年已八旬的阎百琨兴奋地打来长途电话，回顾我二十多年的成长经历，多有鼓励褒奖。曾在1992年为我主持召开新闻作品研讨会的光明日报新闻研究部主任邓加荣，看了节目后更是兴奋不已，立即就此写出回忆文章（刊登在光明日报《新闻研究》上）。不仅如此，他还专门给我打来电话并寄来他的这篇文章。
我多次采访过的宁夏盐池县，在纪念解放75周年时竟专门编辑了一个小册子，以《一个村庄的变迁———庄电一六访黎明村》为书名，将我的相关稿件收集成册，并配以由县委书记、县长合写的序言。序言中说我的这些报道“见证了盐池县村庄建设和生态治理的过程，是媒体监督促进地方工作的一次生动实践”。这个小册子两次印刷，共计印了册，广为散发，产生不小的影响。
11月8日，光明日报推出一个纪念记者节专版，编辑部约我为专版写篇文章。我写的题目是《我当记者的幸福感》。随后，中国青年报就我的相关言论发表题为《社会需要更多的“草根记者”》的文章，文中不仅引述了我的语言，而且对我进行了点评。江西省读者钟惠林在看了我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之后，也写出题为《贴得紧还需“同频振”》的读后感。随后，银川晚报派记者采访我并写出长篇报道：《庄电一：基层“新闻富矿”挖不完》。宁夏新闻网则在“网眼”和“热点追踪”栏目推出专题：《“草根记者”庄电一：到基层去，寻找当记者的幸福感》，不仅收录了我六访黎明村的稿件，而且收录了我的采访札记、工作照片和社会各界对我的评论。新华网宁夏频道在“名家访谈”栏目登出了分社社长杜晓明对我的专访：《庄电一：有心栽花，无心插柳》。一时间，“幸福感”“草根记者”成为一个热门词语。
这么一闹腾，知道我的人好像多了起来。没多久，新闻出版总署教育培训中心向我发出邀请，请我到海南省海口市为他们举办的培训班讲课（往返交通食宿全部由主办单位负责）。说实话，我当时急着要做的事很多，很难抽出讲课的时间，同时也担心讲不好这个课，便以需报社批准为由推脱。没想到，有关人员真的与报社联系了，报社也真的支持我去讲课。这样，我便没有理由再推脱了。12月上旬，我奔波几千公里从银川赶到海口讲课。培训班在《海南日报》大楼内举行，由于事先做了精心准备，我的课很受欢迎。就在准备返回银川时，报社电话通知我，要我参加中宣部、“三教办”组织的巡回报告团，到广东、湖北、海南做巡回报告。因为年底工作繁忙，而此行需要半个月时间，我当即表示难以参加。但是，当有关负责人告诉我这是报社领导的决定时，我就不好再说什么了，只有服从。
12月13日，我在3个月内第三次登上进京的飞机。在全国记协参加协调会时，我才得知：这次共从中央的地方新闻单位中抽出6人，分成两个组，除在北京举行报告会外，还分别到宁夏、四川、重庆和海南、广东、湖北做巡回演讲。报告团的名单是刘云山同志审定的，而且根据他的意见有所调整。这让我感到此次活动非比寻常，我只能摆脱各种事务，全力投入，尽最大努力完成这个神圣使命。因为这不仅是我个人的事，还关系报社的荣誉，因为我是光明日报记者！
我先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军事记者王亮、中央电视台记者何盈在中国传媒大学做了一场报告，作为“预演”。当时，张艺谋带着新片到学校举行活动，而我们的报告会则与他们唱起了对台戏，有人曾担心报告会会受到冲击。没想到，可容纳400人的大教室居然差不多坐满了。我讲完后王亮接着讲，然后休息10分钟，直到何盈登台时也很少有离席的。主持报告会的高院长说，以往有些报告会中间不敢休息，一休息人就走了。因为今天的报告会精彩，所以我们不担心。结果也证实了她的判断。由于报告会放得开，也就超出了原定的时间。等到我们与学生座谈时已是傍晚了。座谈会上，我们回答了许多尖锐问题，现场气氛欢快热烈。
第三天，我与新华社总编室主任刘思扬、中央广播电台军事记者王亮一起从北京飞往南方，先后在海口、广州、武汉参加3场报告会、3次座谈会。
海口的报告会在海南日报大楼举行。我再次登上十几天前登过的讲台，感到很亲切也很兴奋。让我感到意外的是，有好多人是第二次来听我演讲了。在随后举行的座谈会上，有两三个人都对我说，又听到您的演讲，很高兴。而我再次见到上次接待我的朋友也很兴奋。这里面还有一个小插曲：我回到银川后，在一个活动中见到宁夏日报摄影部主任苏保伟，他竟祝贺我在海南演讲成功！我问他是怎么知道我去海南的，他告诉我：我在海南演讲时，与他相熟的海南日报摄影部负责人当场给他打来长途电话，报告我在海南演讲的情况。这个人还兴奋地把手机指向会场，让他听一听是不是庄电一的声音？当然，两个人免不了对我评价一番。
广州的报告会在南方大厦举行。为了给我捧场，光明日报驻广东记者站站长吴春燕在百忙中挤出时间到场聆听，还给我拍了不少照片、向报社写了汇报。报告会结束时，我竟被几个人围住了，交谈也持续了不短时间。有的人毫不隐讳地说，开始，我们对这类报告会并不感兴趣，也不是太想听。但听了以后感觉很不一样，真的很有收获！其中，信息时报的几位负责人十分诚恳地邀请我到他们报社，给没有听报告会的编采人员再讲一次。而我当时很难抽出时间了，但盛情难却便答应当晚去讲。信息时报的人是从饭桌上把我接去的。虽然当晚我很疲劳但我还是抖擞精神，与他们做了近两个小时的交流。座谈结束时，报社负责人再次邀请我有机会专程到广州，与他们做更深入的交流，等我回到宾馆已是夜里11点以后了。
武汉的报告会在当地很有名的洪山礼堂举行。里面空间虽然有限，但却坐得满满当当。由于现场气氛热烈，我们三个人的演讲都超时了，但现场并没有人退席。虽然报告会结束时快12点了，但我们并没有“省略”座谈会这个“节目”，仍然一丝不苟地进行，一直持续到中午近1点才去吃午饭。事后，因为许多人感到意犹未尽，湖北记协的同志在报告会结束几天后又向我索要演讲原稿，准备供大家阅读。
尽管我以前为各类培训班讲过课，也曾做在一些报告会上演讲过，但这次巡回演讲非比寻常，我仍然信心不足。特别是海南、广东、湖北都是新闻业发达地区，思维新潮，业内精英也很多。每场报告会前，我都寝食不安，担心会砸锅，所以，我每次都要做一些调整，并补充一些新内容，以达到更好的演讲效果。
特别有意思的是，我们到过的几个地区，都有人对我流露出亲近感。全国记协的一位女干部在北京初次见到我时，竟然兴奋地对身旁的同事说，她上初中时就知道我、读过我的文章，是我的“粉丝”。第二次她在下班路上见到我，一定要用车把我送回宾馆，尽管我一再说明只有二三百米的路程。有几个省委宣传部负责人竟直截了当地提到了我六访黎明村的经历：他们都参加了中宣部9月份召开的座谈会，而且对我当时的发言留下了印象，有人甚至说出了我那次发言的主要内容。有些新闻界同行甚至说，他十多年前就知道我、读过我的东西且一直关注我，是我的“铁杆粉丝”。
这些巡回演讲，各地各类媒体都做了大量而充分的报道，其中，《海南日报》《南方日报》《羊城晚报》《湖北日报》等报纸甚至拿出整版或半个版的篇幅反映报告会的情况，配发图片刊登了我们3个人的演讲摘要，有的报社甚至为这个活动发出五六篇稿件、用去很大版面。限于篇幅，这里不再赘述。
事后，我在“微博”上看到了以下一些文字：
“‘草根记者’庄电一：到基层去，寻找当记者的幸福感。”
“光明日报宁夏站记者庄电一，常年在宁夏乡村采访，记录农民生活，帮助弱势人群。帅！”
“今天去洪山礼堂听了新华社、光明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3名资深记者的专题报告会，收获还蛮大。容我小小仰视一下他们：看，这才是真正的媒体人！在他们身上看到了很不一样的一面。”
“光明日报社驻宁夏记者站站长庄电一，用自己20多年如一日驻守宁夏、在经济落后地区挖掘新闻富矿的亲身经历……”
“刘思扬，庄电一，王亮，每一个都是当今中国新闻界杰出的代表，今天有幸在南方报业集团见到他们，并听到他们的精彩报告。”
“草根记者是别人给我戴的帽子但是这顶帽子我戴得很舒服带上我就不想摘了———庄电一”
“在听光明日报高级记者、宁夏记者站站长庄电一的演讲：声音干净妆容清爽表达清晰激情洋溢会讲故事是热爱自己工作的人是干将！”
也许，这些“微博”言论可以反映一部分人的心声。
回顾这段经历，我惊讶地发现：除了此前的五访黎明村外，我的所有行动，几乎都是“被动”的！没有一个是我主动争取的、是我个人谋求的！几乎每一步，我都是被推着走的，有的时候自己还不太情愿。最近，看到光明日报何东平副总编辑在《党建》杂志上发表的一段话，我才知道：就是我的六访黎明村，也是何东平同志提议、时任总编辑胡占凡拍板决定的，我自己不过是“雷厉风行”“昼夜兼程”“依计而行”而已！没有报社领导“识货”的“慧眼”和精心的策划，就没有我的六访黎明村及其社会反响，也就没有后面这一系列的事！由此我深切地感到：个人的成长、进步，真的离不开领导的支持、组织的培养、同志们的配合，否则，将一事无成。迂腐、僵化、被动如我者，尚能有点建树，更何况那些聪颖、新潮、灵活的人呢？
上述经历对我来说当然是难忘的，但我并不想从中谋求什么，我也真的没有捞取什么，因此，我从始至终都是无欲无求、从容淡定的。我没有感到失去什么，也没有感到获得了什么。有人可能认为我的这次“出名”带有很大的偶然性，是命运对我的“垂青”。其实，我不想出名，也没有想当“名人”的欲望，更没有把出名当做人生追求的目标！多年前，我就曾被评为“宁夏名人”，我的名字甚至被刻在人来人往的地方，但我并没有感到有什么荣耀，也没有感到它给我带来了什么。我一向认为，人怕出名猪怕壮。出名，只能增加自己的负担，让人更加不自由。如果把“出名”当做牟取不正当利益的砝码，那不仅很危险，而且很难如愿。当然，出名也不一定就是坏事，它可以促使我们更严格地要求自己、更加谨慎地为人处事、进而向更高的人生目标攀登！就我自己来说，就算有几个人记住了我的名字、读过我写的东西，也没有什么，不能做过高的估计，就算听到了几句廉价的赞誉，也不值得沾沾自喜、自我陶醉。骄傲自满、忘乎所以，是渺小可笑的。对于一个记者来说，成名、出名还是要靠作品，作品立得住，人才能立得住，否则，没有成名作品的所谓“名记者”，是难以被社会认可的！想要成为“名记者”，还是要争取多出“名作品”。
一个名师，可以培养出许多杰出人物、自己也会尽享爱戴；一个名医，可以解除很多人的病痛、自己也赢得广泛赞誉；一个明星，可以拥有很多粉丝、进而大把大把地挣钱，出场费多少往往由知名度高低来决定；一个“名记”，有那么点小名能给自己带来什么呢？如果几个月不写稿就可能被读者遗忘！“名记”能够带给人的实在很有限，也满足不了什么需求。因此，我们还是不要把虚无缥缈的虚名作为自己的追求目标吧，那会让人大失所望的！而赢得读者的理解和支持，在读者中树立威信、用稿件来证明自己的分量，那才是我们所要追求的。
“莫愁前路无知己”！只要与人民休戚与共，只要与人民同甘共苦，只要把人民的愿望当做自己的愿望，只要多做好事、善事、应该做的事，只要有信念、有追求、有建树，就不愁没有知己！而这样的“知己”，远远要比一些泡沫式的虚名要珍贵得多，这才是最值得我们珍视的。
我当记者的幸福感
党中央、国务院对新闻工作者队伍不仅寄予厚望，而且有很高的评价。最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同志在记协换届会上说：“实践证明，我们的新闻工作者队伍是一支政治强、业务精、纪律严、作风正的高素质队伍，是一支在关键时刻豁得出、冲得上、打得赢的坚强队伍，是一支甘于奉献、敢于牺牲、勇于创新的优秀队伍，是一支党和人民完全可以信赖的队伍。”中央领导同志对我们有这么高的评价，我既感到幸福又感到温暖：这是党和人民对我们的信任啊！
我一直觉得，在当今时代，当记者是自己的一个理想选择。记得年过第一个记者节时，我满怀欣喜地写下“第一个记者节抒怀”：《当个记者多荣耀》（文载2000年11月16日《新闻出版报》），我在其中写下了自己当记者的快乐和幸福。
仿佛是在转眼之间，我这个记者已经干了27年了。如今，年过半百的我仍然是个普通记者，仍然活跃在新闻采访的第一线，仍然像年轻时一样奔波在基层，仍然从我所在的宁夏发出大量鲜活的报道，仍然能够感受到这份特殊职业带来的充实、愉悦和成就感。而党和人民的肯定，是我最大的幸福，同时也为我继续努力注入了不竭的动力。
我认为，李长春同志的这段话，既是党和人民对新闻队伍的总体评价，也是党和人民对新闻从业人员的希望和要求。虽然就总体而言，我们这支队伍确实相当优秀，但具体到某个人，却未必都无愧于上述评价、都能达到上述要求。就我自己来说，尚有不小的差距，有些方面差距还很大。
新闻工作常干常新，既不能模仿别人又不能重复自己，既有竞争性又有挑战性，既能使人有危机感又能使人产生成就感，既不能故步自封又不能随意妄为。我在为各类学习班讲课时，常常称自己是新闻战线一名尚未出徒的“学徒工”，有人可能以为我这是故作姿态、过度谦虚，其实这是我的内心感受，我真的认为自己一直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因此，我常常感到内疚和遗憾，因为我虽然干得如此久了，仍然没有做到尽善尽美，有时，就是写一篇普通的稿件，也常常需要改来改去，不敢轻易拿出手。就是登出来的东西，也常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有人称我为“草根记者”，对这样的称谓我是认可的。因为我就来自基层、生活在基层、活跃在基层，也没有离开过基层，基层不仅有我的挚友亲朋，而且为我提供了采写不完的题材。草叶是向上的，而草根是向下的，没有草根吸取营养，就没有枝繁叶茂。草根一旦离开土壤，草叶草茎就会枯萎。同样，一个记者如果脱离基层、脱离实际、脱离群众，那他就会失去灵性、缺乏动力、丧失创造力。我以“草根记者”为荣。
虽然已经发表过几千篇稿件、出版6本书了，但我仍然感到自己还有很多该写的东西没有写、该做的事没有做；虽然也获得了大大小小不少奖励，但我仍然感到很心虚，因为我的实际水平和所做工作与所获得的荣誉相比，还很不相称。
有人曾问我：你当了这么多年记者，一点不烦吗？一点也不觉得辛苦、枯燥、乏味吗？如果有待遇更高、收入更多的工作，你就不动心吗？别人当了大官、当了大款，你就一点也不羡慕吗？对此，我都作了否定的答复，因为我不仅没有虚度年华，而且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同时，我看到了自己稿件的作用，也看到了自己工作的意义，得到了人民的理解和信任。
记得《光明日报》一位领导到宁夏之后，半开玩笑地对我说：你的幸福指数很高啊！对此，我微笑默认了。当又一个记者节到来的时候，我想告诉我的同行们：我当记者的幸福感依然很高！我所从事的职业带给我的是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我已经陶醉其间了。
（原载2011年11月8日《光明日报》纪念记者节专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