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理想的种子撒向何方
青年人都有自己的理想和抱负，不甘碌碌无为地度过一生。可是，理想的种子应撒向何方呢？我认为，最好把它播种在脚下这块土壤里，只要勤于耕耘，不吝辛劳，这颗种子就有希望长成参天大树。这是我12年自学生活的切身体会。
才学与事业共生
1965年，我从杭州到宁夏插队落户。后来被招进县办工厂——永宁玻璃厂。这个厂由于没有技术力量，连年亏损达20多万元，已濒于下马的边缘。新任的党支部书记找到我，他说：“玻璃厂不能再这样蛮干下去！没有技术人才，调，调不来，请，请不到，得靠我们自己培养。厂里决定让你当技术员，你边干边学吧！”我为之愕然，但不得不面临着一次抉择。
我的兴趣爱好是多方面的：我爱好文学，在中学作文比赛中多次名列前茅；也爱好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下乡几年啃了不少书，写了40万字的笔记……唯独对工科没有大的兴趣。现在要我搞技术，怎么办呢？经过再三思考，我决定选择自学玻璃技术这条路。其理由有三：一、社会需要是多方面的，走完全符合自己爱好的理想之路，可能性微乎其微，应从自己所处的客观现实出发，来选择自学目标。二、作为一个有志青年，总要在变革现实、改造世界的斗争中，去学习知识增长才干，凭空“成才”是没有的。三、兴趣、爱好并非固定不变，是可以在实践中培养的。
从那时起，我一面向实践学，一面向书本学。十几年来，我自学了上海化工学院、西北轻工学院玻璃专业的教材，还学习了土木建筑等专业知识，逐步对玻璃制造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和同志们一起边学边干，使工厂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几间破土房变成了明亮的大厂房；人称“烂瓶子厂”的永宁玻璃厂成了自治区唯一的建材玻璃厂，不仅能生产压花玻璃、透明平板玻璃，而且能生产出口百叶窗玻璃；产值由十年前的20万元上升到400万元，从负债73万元变为每年上缴利税60多万元。通过自学、实践，我也得到了提高，1980年通过考核被评为助理工程师，并担任了副厂长职务。
工作第一，学习第二
对我们在职青年来说，自学首先遇到的难题是学习和工作的矛盾。我处理这个问题的原则是：在任何情况下，工作是第一位，学习是第二位，后者必须服从前者，必要时，舍得作出一定的自我牺牲，舍得付出一定的代价。
1973年，我刚接手技术工作一年多，厂里分配到一个上大学的名额，而且是玻璃专业。这是我梦寐以求的机会，可是领导不同意我去，说现在正是生产的关键时刻，你无论如何不能走。为此，我陷入了深思：领导让我搞技术工作，我去学习正是为了工作，既合法又合理。但是，厂里的工作需要我，确实走不开。怎么办？学习还得服从工作，再说上不了大学，还可以自学嘛！我愉快地服从了领导的决定，放弃了上脱产大学的机会。
1979年，电视大学招生，我应考录取了。但学校要求全脱产学习，并要单位领导签字同意。可我的情况不要说全脱产，连半脱产也不行。怎么办？还是工作第一。好在电大实行学分制，人家三年毕业，我就作五六年计划吧。单科不要求脱产，我就学几门单科。看不上电视，晚上借别人的课堂笔记自己学。就这样，我这个业余电大学生，平时靠自学，到时去考试。现在，电大机械类专业的课程已接近完成了。
为了学习，我宁可牺牲休息和娱乐时间，从没有影响过工作，所以，在学习问题上从来没有发生过不愉快的情况。相反，却得到了同事、领导的体谅和支持：每逢考试前夕，他们都有意识地减轻我的负担，需要占用业余时间的会议就推到考试后开；下班以后，没有要紧的事一般不来打搅我，真正有急事，说完就走；电大有些重要课程，同事主动帮我用录音机录下来，使我能及时听到。考出了好成绩，大家都为我高兴。这样，我虽然作出了一点自我牺牲，但精神上是愉快的，学习的劲头更足，效果也显著。
讲究方法，提高效率
在职自学的另一个困难是时间紧。我赢得时间的方法有三个。
一靠挤。这么多年来，多少个夜晚和清晨，多少该休息和娱乐的时间，我都在学习中度过了。平常我把生活搞得尽量简单省时，每天只认真做一顿饭，早晨和晚上把剩饭剩菜热一热吃。至于添置家具之类的事，只要与自学计划冲突，就一概放弃。
二是经济地利用时间。在我的口袋里塞满了纸条，上面写有公式和要解的题，利用等车、会前等时间记忆或运算。每记住一个公式或解完一个题就丢掉一张，晚上回家检查，口袋越空，就说明争得的时间越多。还要学会在嘈杂的环境中学习。比如出差，可在火车上解题，到了住地即看书，有空还能收看电视讲课。有些会议往往先发发言稿，然后开大会照本宣读，我就先花些时间集中看完发言稿，然后看我的功课，做到了开会学习两不误。
三是找省时有效的学习方法，求得高效率。做习题，别人花四个小时，我只能花两个小时，因此就采取少而精的办法，一定把书上的原理弄通再做题。这样，虽然做的题少，但质量好效率高，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由于年龄关系，我的记忆力不如以前，但理解力较强。学习时我就根据自己的特点，在弄懂基本内容的基础上，把需要记忆的东西压缩到最简单的程度，一旦要用时，根据脑子里记住的简要内容，再凭借对这些问题的充分理解一扩展就行了。在学习过程中，我注意科学用脑，并不单纯拼时间、拼精力，连续看书一小时，脑子发“木”，就抽10-15分钟干其他事，或者换一门课程看，以调节大脑的兴奋点。如果有三个小时的学习时间，我决不用来看同一门课程。考试前夕决不开夜车。
由于注意学习效果，我用较少的时间取得了较大的收益。参加评定职称或电大的每次考试，成绩很少在90分以下，我这个业余的自学者，成绩超过了许多全脱产的电大学生。有些不了解情况的人说我“脑子好使”“记性好”，实际上，我的秘诀是注意学习方法，提高学习效率。
编者：项宗西坚持自学12年，由一个玻璃行业的“门外汉”成长为助理工程师、自治区硅酸盐学会的理事。他所在的永宁玻璃厂，也由“烂瓶子厂”变成自治区唯一生产建材玻璃的工厂。他把青春献给了建设大西北的光荣事业。今年7月，他参加了全国少数民族地区先进科技工作者代表座谈会。
（原载于《中国青年》1983年第10期）
我的大学梦
1965年我毕业于杭州第二中学，在这个省重点中学的一个重点班里我以文理科平均95分的毕业成绩名列前茅，大学之门似乎已经在向我招手了。可是当时我的同桌也是班团支部书记奉命告诉我：“一颗红心两种准备，你要作好第二种准备（即积极报名‘上山下乡’）。”我们都清楚，其原因不在我而在我的父辈甚至祖父辈，这是当时的政治气候决定了的。于是我毫不犹豫地报名，登上了西去的列车，来到了宁夏黄河之滨的永宁县农场务农。
劳其筋骨，饿其体肤，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那儿没有电，晚上点起煤油灯还要孜孜不倦地攻读，还没有忘记自己的大学梦。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切都停顿了。有一个阶段武斗盛行，农场的知青队只留了几个留守人员，当时把所有的行李铺盖集中到两个房间，个人带的书籍则集中到一个房间的大土炕上堆成了一坐小山。作为留守人员之一，这些书就是我最好的伙伴。至今我还保留着一些读书笔记，有欧洲中世纪经院哲学，有宋词的豪放派和婉约派，无人可以请教。反正读懂的，半懂不懂的，甚至完全没有弄懂的，囫囵吞枣灌到一个中学生的脑袋中去。务农的生活过去了6年，这6年的“劳动大学”使我一生获益匪浅。
20世纪70年代初我被招工到县上一个鞋业社转产的小玻璃厂。当时全县找不到一个学玻璃的大中专毕业生，像我这样的文化程度就算全厂最高的“知识分子”了，工业局让我当技术员。对玻璃工艺一窍不通的我通过在大学工作的父亲找来了三个大学玻璃专业的全套教材，开始自学。那真叫“急用先学，活学活用”。白天碰到技术难题晚上回来翻书，有的生产上很具体的问题书上是找不到的，着急得翻来覆去地看，只想从字里行间悟出一些什么来。高校恢复招生招收工农兵大学生，西北轻工学院玻璃专业的推荐表已拿到手了，我梦寐以求的大学梦眼看可以实现了。厂子在发展，年年搞技改，当时全厂改造工程已搞了一半，组织上找我谈话，作为改造工程的主要技术负责人此时能不能离开？要我自己来回答。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因为答案是明摆着的。为了200万元银行贷款，为了厂子的前途，只好作出痛苦的抉择。推荐表最后给了我的助手（后来他学成归来，现在是这个厂的总工了）。大学恢复高考后，我的大学梦还没有死，又参加了考试，虽然成绩合格但学校不收已婚的青年，就又一次与大学失之交臂。
尽管在技术工作上作出了一定的成绩，被评为自治区劳模和有突出贡献的科技人员，但正式学历仍是高中毕业，职称评定就分外艰难。评技术员就得参加科委组织的“不具备规定学历的在岗技术人员”的考试，评助理工程师也是考了又考才通过。20世纪80年代初三年制脱产电视大学开始招生，熄灭了的大学梦又复燃了。可是当时有一个苛刻的条件，即必须由单位盖章保证三年的脱产学习期。当时我已是厂长了，总不能在入学表上盖章自己批准自己全脱产三年离岗学习呀！幸好县上分管文教的一位领导帮助，再三力争电大特许我不脱产，作为在册学生参加每学期的考试。这样我一边工作一边自学，和其他脱产学员一起完成了电大机械专业的学业，并以优异的成绩被评为宁夏电大优秀学员，拿到了文凭，相隔不久又评上了工程师职称。在此前后我还先后拿到了长春光机学院、西南财经大学函授等院校的结业证书。
在杭州，我的家就在大学的教工宿舍，大学之门只是几步之隔。眼看着自己的长子进不去校门，作为一个老知识分子的父亲一直深深地抱憾。直到现在，年近80的他还在家信中告诫我：不管怎么样，大学的正规课堂你一天也没有跨进去过，这是有缺憾，有差距的。要我务必努力学习提高素质，多向同事学习。是的，我丝毫不敢懈怠，一生都要努力来弥补。
下乡来宁夏已经过去了31年，生活好像一部浩瀚的百科长卷永远也读不完。社会大学的考试一场接一场永远没有毕业的时候。上不上大学不是关键，关键是不管生活的激流把你卷到何方，都要脚踏实地从自己脚下开始，一步一个脚印认认真真写好自己人生的答卷。
（原载于《宁夏日报》1996年11月29日）
甲子盛典有感
在鲜花和掌声中，在赞美和祝福中，人们迎来了新中国60华诞。国庆盛典刚过，每个炎黄子孙都还沉浸在幸福和激动之中。
在历史长河中，在中华民族五千年辉煌青史中，60年是多么微不足道的一瞬，快得就像白驹过隙。
对于人生来说，60年相当于一个人的一生。从牙牙学语到两鬓飞霜，人生又能有几个60年？
在这60年以前的109年（1840~1949年）中，是中华民族最饱受屈辱和掳掠、任人践踏和欺凌的一段。面对民族危亡、生灵涂炭，中华儿女为了救亡图存，实现民族复兴，顽强抗争、抵御外侮，上下求索、变法图强，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全民团结、抗日救亡……写下了极为悲壮的一页。
不说我们熟悉的无数先烈志士，就说“戊戌变法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吧，他早已料定，革命、变革必将以付出生命为代价，留下了“外国变法，未有不流血者。中国变法流血者，请自嗣同始”，“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豪言。在刑场高喊“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而从容就义。
无数仁人志士的鲜血和生命，奋斗和抗争，换来了1949年天安门城楼上响彻全球、气壮山河的宣示——“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迈出了中华民族复兴之路的第一步。
60年风雨兼程；
60年艰苦求索；
60年春华秋实。
我们曾经幼稚，妄图通过“大跃进”而超英赶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我们曾经走过弯路，以“阶级斗争为纲”而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改革开放是60年发展中最重要的变革，也是最为重要的抉择。“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邓小平——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论断振聋发聩。于是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发生了“春天的故事”，“走进了新时代”，创造出了亘古未有的人间奇迹。这30年我们的国内生产总值以年均10%左右的速度递增，到去年年底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经过了3000美元。这样的速度是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所没有达到过的。
到了今天，我们至少可以自豪地说，我们已经赶上了世界潮流，使中华民族牢牢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实现了无数仁人志士百年以来的夙愿。
然而邓小平曾预见“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
从“又快又好”，到“又好又快”，从关注数量增长到更加注重质量效益，从片面追求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到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以科学发展来解决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区域差距，来解决生态改善、环境保护等诸多问题。
“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中国的民主模式既不能照搬西方，也不会有现成的可以借鉴，只有靠自己摸索来解决，就像经济改革“摸着石头过河”，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问题解决好了，根治腐败的问题就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必须时刻牢记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第一要务，专心一致、心无旁骛地把经济建设搞上去，把人民的生活水平提上去。
回想当年在西北农村当知青的经历，那时我们失落过、困惑过，也和命运抗争过、拼搏过，但我们一直没有放弃关心思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我们目睹了国家沧海桑田的巨变，亲历了中华民族迈向复兴起步的历程。我们和共和国同龄（或准同龄），我们的付出和贡献，无愧于时代和子孙后代。我们自当善待生活和工作，为复兴大业添砖加瓦，为复兴大业鼓与呼。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之路还很长很长。
“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作于2009年10月8日）
两个十五年约定的思考
一
最近全国知名学府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教授、该校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董藩对其所带的研究生提出如此的要求，即15年之后，“当你40岁时，没有4000万身家不要来见我，也别说是我的学生……”并称“对高学历者来说，贫穷意味着耻辱和失败。”
老师要有一桶水才能给学生一杯水。董先生已是教授、主任，研究生毕业应已过了15年，自己没有个千万、亿万身家如何要求学生达到？由此推测，董先生不是富二代转身，便是从房地产老板改行从教而来，要不就是得过了诺贝尔奖之类的学术大奖，否则一介教书匠，何来巨额身价？
孔老夫子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若按金钱多寡这个标准，90%以上都要被开除出学生之列的。首当其冲的应该是他最得意的弟子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他倒不改其乐，不知自己身价几何？
想起这些年陆续离开我们的“两弹元勋”“三钱”、朱光亚、邓稼先们等，他们有的在国外个人身价早已过千万，有的只要出国，过千万、过亿都是指日可待的。可一旦从事那工作，不但收入菲薄，还得隐姓埋名，如果以金钱衡量的话，对个人来说可谓名利尽失。他们的学历已高到无人可及，莫非他们抛弃了成功，选择了耻辱和失败？如果遇到董先生这样的“恩师”，是否也要将其开除出学生的行列？
二
一所不太知名的河北农业大学。其园艺系果树93（01）班的全班同学，为他们15年前不幸罹病去世的同学李宝元的父母承担了整整15年子女的责任。生活在河北偏远贫困山区的李维贺，家徒四壁，老伴多病，全部希望所在的两个上大学的儿子竟相隔一年相继病故。遭此天大的厄运，正是这个班的同学，给了老人生活下去的勇气和力量。15年的封封来信，张张汇款单存根，老人一张不落地保存至今。
更令人想不到的是，老人又用15年时间，起早贪黑，打工务农，节衣缩食，还清了儿子当年治病所欠下的7万多元钱。尽管这笔钱的债主遍布这个小山村的家家户户，由于李维贺的境地，几乎没有人向他催还过欠款，有许多人还多次拒绝他还款，但他坚持一一还清了。他说这是一笔良心债，还了就轻松了。
李维贺和他的乡亲们至今还是穷人——天生的低学历者。
农大果树班的学生们，当中也有研究生，也有个别出国谋生的，他们倒都是高学历者，但鲜有听说有身价过千万的。一个本不应该由他们来承担的责任，他们作了一个永远的约定，而且不折不扣地执行了15年。他们的行动感动全国，催人泪下，他们是高尚的成功者还是“耻辱和失败者”，不是明明白白摆着的吗？
三
两个15年的约定，一个已经执行了15年，一个将要执行15年。对比是如此鲜明，反差是如此强烈，发人深省。
师范、师范，学高为师，身正为范。高学历的精英，无论导师还是学生最缺失的并不是“财富意识”，而是以天下为己任、视个人富贵如浮云的高尚情操。当下中国还有多少贫困的住房困难户，还有多少进城打工者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这才是学习研究房地产发展事业精英们首先应有的抱负。当然，在此前提下，通过诚实劳动获得个人的回报也多多益善，无可非议。但如将个人所获多少当做主要目标，甚至是唯一标准，那只能是我们教育的失败和悲哀。
时代在前进，社会在进步，高尚必定胜过卑下，奉献必定超越自私，春天的脚步谁也挡不住，不信东风唤不回！
（作于2011年4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