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字舞，肯定是会作为一个特有的符号写在二十世纪中期的历史上的。但我确实没有想到，本人平生开跳的舞蹈就是忠字舞，自从跳过忠字舞之后我再也没有在公开场合跳过任何的舞蹈。
应该是一九七五年的春天，这个记忆绝对不会错误，因为我就是在一九七四年的冬天响应“全党动员，大办农业，普及大寨县”的号召开始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挣工分的。那时我可能八岁多或者不到九岁。前一年的春天，学校从我开始启蒙读书的古庙搬到了大队部所在地。那里新修了平行的两幢土坯房，是全校的教室，中间分别夹杂着一个小间是老师的办公室，那时的老师无论公办民办还是代课，一律都是不住校的，因为下午要参加半天生产队的劳动。学生一放学，学校里除了桌子板凳在一搭说说话，可能就只有些麻雀之类的小鸟来检阅了。而上课的时候，却常有学校附近的农人赶着牛扛着犁从教室的窗外走过，像是在炫耀着农业的重要和农夫的伟大。
春耕刚过，不知是哪里的一股风来，大队要办一次文艺演出来体现“批林批孔”和阶级斗争的辉煌成果，据说每一个生产队都是分配了任务的，都承担有数量不等的节目。在当年的学校里四年级应该算一个年龄偏大的年级，因为我们的上面只有一个五年级，况且五年级马上就要毕业了，毕业之后学生要到农村这个广阔天地去苦练红心。学校演出的任务，自然历史地落到了我们四年级头上。说是一个年级，也才仅仅二十多个学生，像我这样素不起眼的小花小草居然还有幸成了活跃分子，主要是因为至少有一半的同学要参与到节目中去，除去家庭成分不好和几个连广播体操都做不来的学生，也就没有多少革命群众（不，那时的说法应该叫革命小将）了，所以我这样的小树苗也就成了栋梁，最终得以成为大队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的一员。
当年组织一个什么节目实在是不那么简单，当时一个班也就那么一个老师，发挥四年级学生的所有主观能动性，再“能动”起来也就那么一丁点儿能力。大家和老师讨论了一两个星期，农民都把秧苗栽到田里了，我们都未能拿定一个主意。想唱歌吧，把全班学生集中起来依次唱“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呀就是好，就是好……”，唱“公社是朵向阳花”，唱“北京的金山上”，唱“大海航行靠舵手”，都有些五音不全的味道；合唱更是七长八短，不是调跟不上就是乱了节奏。乐器是那个年代的稀罕物，连吹笛子都没有一个人会，二胡什么的见都没有见过，锣鼓在农村只有结婚和埋死人才使用，平常人们有点忌讳。最后还是只有决定排舞，模仿着电影排样板戏，但《红灯记》找不到人扮演李铁梅，《沙家浜》找不到人扮演阿庆嫂，虽有人愿意演李玉和、杨子荣这类英雄人物，但四年级的小男生确实没有那么威武高大生猛的感觉，黄世仁、鸠山、胡传魁、座山雕这类坏人整死人都没有哪个愿演。特别是样板戏的京剧唱腔，即便少年的嗓音没有受过什么污染也还算清亮，但是红苕酸菜吃多了，却始终把高八度爬不上去，李玉和的“提篮小卖”还没有“卖”出来就变了腔儿有些打抖，上气接不住下气了。
眼看距离大队的演出只有十来天了，老师和全班学生急得没有办法，好在当时接受过毛泽东思想阳光雨露的高觉悟的人还是有，邻近生产队一个姓金的成都知青愿意急群众之所急，帮我们排练舞蹈。也是病急乱投医，既然是按照毛主席的要求到农村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来路肯定是正的，用那时的话说叫根正苗红，而且该知青在生产队里的表现还算老实，既无打架斗殴，也无偷鸡摸狗。我们停下课来，到距离学校仅几十米的大队部一个四合院的木楼上开始排练。舞蹈的动作很简单，单调而机械，粗放而夸张，跟做广播体操差不多，先假定十多个学生手中都拿着两束花，像电影纪录片里吼着“欢迎欢迎，热烈欢迎”迎接某位社会主义国家的元首那样跳动，不过要把花想象成红颜色的。先围成一个圈舞动，脚下有节奏地踢踏，然后圆圈分开成两排，一排一排地跳；跳了就双手高举表示对红太阳或红星的信仰；再斜弓步表示永远追随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手要怒指地面表示彻底砸烂资产阶级；然后把花束收在胸前紧握双拳摆一个定型表示要将革命进行到底；最后再围成一个圆圈旋转，直到结束。连续跳了三天，加上放了学晚上就在自家院坝里练习，大家终于学会了基本动作。
动作学完，再练习歌曲，因为那时没有唱片磁带之类来配曲，所有只好一边唱一边跳。开始选唱的是“北京的金山上”，用了两天才刚唱会，又传说已经有别的生产队唱这支歌了，要求我们改换歌曲，于是就选定了一首估计成年人不会唱的《红星歌》。最后合成时，我成了局外人，我被选做了旗手或者举红星的人，因为选定的曲子是《红星歌》，我就站在众人围成的那个圆圈里高举着自己的右臂当红旗或红星，让所有的同学围着我“红星闪闪放光彩，红星灿灿暖胸怀”。开头我不想举拳头，但少年的思想工作很容易做通，别人想举都不能让举的事儿给了你，多么光荣自豪啊，因为“红星是咱工农的心”，仿佛我也就是工农的心了，于是我既不用再唱歌，也不用再跳舞，只是苦了右手臂，一天举下来麻木得仿佛已经是别人的手臂了。三天反复地练唱，最后用了两天的时间来和动作配合成舞步，终于排出了一个舞蹈。而我最大的遗憾是直到演出结束我都没有得到红旗或红星之类的道具，在各生产队的大姑娘小伙子排演的各类节目演出完，才轮到我们上场，我高举着右手臂当红星，全身心充溢着朝圣的庄严感，情绪激荡，像连环画中的董存瑞、刘文学那样，昏天黑地跳完，居然还得到了掌声。直到多年以后，我才知道排在演出最后的节目叫做压台，也就是说，我们当年那个舞蹈是整个演出中最好的。
大队的演出结束后，据说要组织一个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去公社演出，还准备把我抽去编排其他的节目，但生产队长说我做活路踏实，人小心实，还是适合种庄稼，也就从此断了我走文艺的那条路，没有能够成为中国乡间的艺人。
从此以后，我条件反射似的注意着保护自己的右手臂，因为我的右手臂是充当过红星的，有着光荣的历史。但是至今我都没有能够让我的右手臂像歌中唱的那样闪闪地放出光彩。
没有想到的是，那一次演出的粗糙、僵硬、稚拙，缺乏美感的舞蹈，居然是我一生之中唯一的表现舞蹈这种艺术形式的光辉记录。隔不久忠字舞就没有人跳了，升了初中和高中，升学也不再是走白专道路了，我将精力投注到学习中去了，再也未能在舞蹈艺术上有所发展，结束了我的舞蹈生涯。
多年以后，我在网上读到湖南诗人胡遐之创作的《文革杂咏》四十五首关于忠字舞的传神写照：“忠字舞，手应锣，脚应鼓，一声号令为军伍。忠字舞，心应鼓，口应锣，舞时更唱语录歌；忠字舞，狂且野，飙轮火被金光射；忠字舞，野且狂，舞兴浓处昼夜忘。左旋右转无已时，男女老少俱难辞。爹娘仆地儿孙赞，忠于领袖有何碍。曲终舞罢祝无疆，更有林总永健康！”我才真正弄清楚当年跳的舞蹈就是忠字舞的翻版，用时下流行的词汇讲，我是不是也让忠字舞“被跳”了一回？
2010年1月6日于澡雪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