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研究历史的学者写下一段话：
在最近一千年里，要找出人类最惊惧而中国最熟悉的一个共同词汇，也许只有“革命”。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革命能使历史沸腾，革命是摧枯拉朽的风暴，凡是革命的正面作用，和其魅力长存的精神遗产，人们已经谈得很多，也都对。但是人们往往遗忘了革命遗留的代价，并且由于遗忘而轻信了许多神话。
我不知道“一千年”这个时间段落是不是太夸张了些。我想，将“革命”视为20世纪中国历史的关键词肯定没有什么不对。父亲出生于1929年，他的生活必然与“革命”一词结下了不解之缘。革命是什么？不久之前我才读到“革命”的词源考据：“革命”一词语出《易经》，本义与处理兽皮有关，引申义为暴力性的改朝换代。我至今仍然可以张口背诵毛泽东的经典论述：“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的确，只有伟人才能信口几句就概括出这么一个大词的含义。他写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时候比我现在还年轻许多。毛泽东生动地诉说了家乡的革命景象：“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的家里，一群人涌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踏上去滚一滚。”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与其饿死，不如揭竿而起。于是，众多的农民呐喊着举起了扁担、锄头、大刀和梭标。
但是，父亲是一个少爷，一个纨绔子弟。究竟是什么力量把他从富裕舒适的家庭里拱出来，推到革命的惊涛骇浪之中，成长为本阶级的逆子叛臣？
太祖父是家族史上一个创业者。他从这个城市的郊区闯入，先是做一些小生意，后来渐渐发达，竟然成为这个城市轮船公会会长。太祖父手里至少有三艘铁壳轮船——这在当时相当显赫。这些铁壳轮船命运奇怪地互相纠缠：一艘被日本人抢走改装成炮艇，另一艘被日本人击沉，还有一艘被国民党沉在闽江口，目的是阻挡日本人从海上进犯。父亲记忆之中，小时候他常常站在太祖父的黄包车前排，跟到轮船公司的办公室玩耍。那个时候，这个城市里拥有黄包车的人家并不多。父亲六七岁的时候，太祖父死于肺病。这是当时的不治之症。父亲还隐约记得出殡的盛大场面。特别大的棺材。许多面用竹竿擎着的“奠”字长幅。护送棺材前往墓地的时候，沿途有过多次路祭。幡旗，酒席，头面人物，鞭炮和纸钱，一顶一顶的轿子，这些喧闹的景象显示了太祖父的身份。太祖父葬在一座容纳得了三代人的大坟里，这是他这辈子的另一个杰作。父亲是长子长孙，这个大坟里设有他和母亲的位置。小时候我曾经跟随父亲及几个叔叔上山扫墓，见过这座大坟。大坟背山面江，墓碑是由唐隶镌写，笔画古朴飘逸。
其实，太祖父去世的时候，公司已经进入颓势。传到了祖父手里，轮船业苦苦支撑，左支右绌。因此，祖父又介入纺纱业，试图打开一个新的天地。祖母的娘家从事铸鼎业。祖母也算出身于富庶人家，自小娇生惯养。据说太祖母曾经打发祖母看一看厨房里的水开了没有，祖母不知所措，干脆就从锅里舀一勺捧到房间请太祖母过目。父亲是长子长孙，上上下下的器重自不待言。父亲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帮助祖父抄写商务信函留底，遇上不懂的行书草书就依样画葫芦。为什么父亲没有按部就班地成为一个生意人？父亲自己的解释是读书——当时，读书是许多人倾心于革命的根本原因。
现在的人们已经很少把读书与革命联系起来。儿子时常迷恋网络游戏和一些不三不四的电视节目，对于学校的课本兴趣索然。我再三地告诫他，如果读不好书，日后就必须做一些没有知识含量的体力活，例如送煤气罐，摆地摊，在街头发放广告，如此等等。我不愿意儿子形成蔑视底层生活的观念，但是，我认为我说的是事实。我时常提示儿子看一看伫立街头寻找活计的民工。我还知道，许多乡村的孩子趴在昏黄的小灯泡下面苦读，心中的秘密计划就是利用知识的力量跳出贫瘠乏味的乡村日子。可是，就在半个世纪以前，父亲这一代人的读书目的恰恰相反。就是因为读了些书，他们把自己抛出安乐窝，自愿地认同底层的劳苦大众。
世道真的不一样了。
那个时候，革命对于知识分子具有某种奇特的吸引力。革命表明了另一种全新的生活。一个人企图冲出陈旧的生活牢笼，革命就是不可避免的选择。衣食无虞的时候，知识分子就有时间考虑一些大问题，例如中国往何处去，谁代表了中国的进步势力，生存的意义是什么，为什么人与人之间需要平等，如此等等。一些年轻知识分子力图从死水一般沉闷的日子里发现活下去的价值，这是他们破门而出的理由。只有革命才能提供自由呼吸的空间。他们不是追求几亩田地，几文小钱，或者一个报酬相当的职位。他们渴望的是一种纯洁的、理想的生活。“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确，读书唤醒的是他们的良知。他们身在课堂，但是，他们把怜悯的眼光投向田头或者矿井边一些佝偻的身影。他们的革命动机没有兑入那么多物质生活的私心杂念；同时，他们革命的急迫性和决绝程度也比劳苦大众逊色。他们的革命理念来自进步书刊而不是切身体验。蔑视物质生活的革命具有崇高的意味；另一方面，这又是知识分子的阿喀琉斯之踵。人们觉得，劳苦大众远不如知识分子那么擅长夸夸其谈，但是，劳苦大众的革命精神流淌在血液之中，远比知识分子可靠。不管怎么说，读书成了父亲这一代人的革命启蒙。必须承认，这是另一条相当普遍的革命之路。
我猜想祖父并不是太专制。否则，父亲不可能如此轻易地跳出既定的生活设计。小时候，每年我仅见到祖父几次。祖父是一个和蔼的老头，额高目深，说话轻声细语。祖父患有糖尿病，每顿饭必须精确地搭配各种食品，他经常拎一杆中药房用的小秤，严格掌握每一顿要吃多少花生、多少黄豆、多少青菜，如此等等。祖父和祖母住在一所老宅子的厢房里。老宅子的天井里并排放着两口八角形的大金鱼缸，里面蓄了半缸混浊的雨水。老宅子的屋顶很高，天窗很小，窗棂上各种小人物雕刻精致，但是透不进多少光亮。祖母信佛，佛龛上供着菩萨，香烟缭绕。近了黄昏，屋子里立即昏暗了下来，许多朦胧的角落传出许多窸窸窣窣的神秘声音。一些布满了灰尘的坛坛罐罐之外，似乎还有些别的什么。上了年纪的老宅子失修已久，瓦片破碎，雨天嘀嘀嗒嗒地漏水；朽败的地板不时吱呀一响，仿佛被踩着了痛处似的。我曾经想象：父亲是不是从这里一跺脚冲出了厚厚的大门，如同海燕一般扑向革命的暴风骤雨？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这并不是父亲小时住的地方——祖父当时的住宅阔气得多，是一幢青砖楼面的二层楼大院落。父亲还记得，按照时兴的观点，这幢大院落的门牌号是一个吉祥的数字：888号。
祖父没有给父亲留下什么家产，甚至没有房子传给父亲。父亲结婚的时候，祖父收回了寄存在别人家里的一套红木家具作为贺礼。仅此而已。也许祖父从来没有想到，他留给后代的最大遗产竟然是他的身份——资本家。这是一个沉重的符号，它的分量远远超出了祖父的任何言行。1971年的时候，祖父已经被火葬场的一把火烧成了灰，我根本不知道祖父的骨灰现在保存在哪里。但是，“资本家”这个符号是烧不掉的。这个符号的印迹神秘地烙在我的成长史上。红小兵、红卫兵、共青团——在我面前，所有组织的门槛都抬高了许多。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总是费尽心机地琢磨如何填写表格上的家庭出身一栏。父亲投身于改天换地的革命，可是，他改不了血缘的历史。革命的效力改写不了精子、卵子和遗传基因。我没有向父亲抱怨什么，我明白，父亲的苦恼绝不亚于我——那个时候，他的入党问题已经搁浅了二十多年。
祖父是一个胆小的生意人。解放前夕时局动荡，一伙又一伙的人来到公司募捐，祖父总是要解囊相助。一些钱成了游击队购买药品的经费，还有一些钱被腐败的国民党官员吃了个满嘴油光。祖父不懂得政治游戏，谁也不敢得罪。和为贵的最好方式就是掏钱包或者写支票。祖父不懂得政治游戏的另一个表现就是随便担任一些职务。由于某种复杂的人事纠纷，一个亲戚怂恿祖父接任国民党海员特别党部的区分部书记长。当了一年傀儡之后，祖父就将这个职务拱手转交给这位幕后操作者。祖父不可能料到，六年之后，就是这个职务把他送进了监狱——他被定性为历史反革命。祖父还以乡绅的身份担任过某一个小镇的副镇长。祖父大约以为这些职务与他同时挂名的各种公司经理相类似，他慷慨地把副镇长的全部俸禄送给别人。
父亲说，解放前夕不少人动员祖父逃到台湾。对于一个轮船公司的总经理说来，这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把家当搬上自己的轮船开过海峡就是了。祖父没有走，他还是舍不下经营数十年的基业。50年代初期，政府征用了祖父的轮船，打算收复台湾。这场战事最终没有发生，但是，台湾海峡从此进入无数大炮的瞄准镜。这对于轮船公司的业务是一个致命的打击，祖父很快就开不出海员和公司职员的工资。但是，为了保护工人的利益，政府不允许公司倒闭——政府愿意借钱给祖父发放工资。祖父入狱之后，政府讨不回这一笔钱，没收了祖父的大院落抵债。我所见到的老宅子是祖父当年用一笔闲钱信手买下的。没有想到的是，这一笔闲钱无意地购置了祖父后半生的栖身之所。
60年代后期，祖父被遣送至乡下，不久就死于食道癌。我和父亲、母亲赶到老宅子，祖父的尸体停放在天井里。祖父去世的时候侧卧着，枕着自己弯曲的右臂。入殓的时候，几个叔叔揉了许久才扳直了祖父的胳膊。一个表哥说，他在半夜里梦见祖父满面春风地向许多人打招呼告别，天明的时候祖父已经咽气。当时我是一个15岁的少年，我把握不住要对这个老人的去世表示多大程度的哀伤。我没有心思观察父亲和母亲的表情，祖父的尸体让我感到了莫名的恐惧。很长的时间里，我一直不敢枕着自己的胳膊入睡。
附录：父亲手记（三）
祖父生有两男一女。父亲是老大，18岁成婚。母亲怀第一胎时，祖父已四十有四，抱孙心切。可是母亲的第一胎却是红花。第二年，母亲再度临盆，祖父坐立不安，一个人靠在店铺门口的立柱上，亟待内宅传出喜讯。不料听到的又是“也好！也好！”——女的也好。直到两年过去了，母亲终于有了第三胎。临产那天早上，祖父干脆踱出家门，但愿回来的时候是个惊喜。天遂人愿，他刚刚回到路口，就听到一片“恭喜！恭喜！”
可是，我天生孱弱，五个来月，大病一场，口糜溃烂，不吃不拉，只剩下两个眼珠还能转动，眼看不中用了，家人已经把我放到地面的席子上等待时辰。据神婆说，我是犯了“前生父母”，前世的母亲来要人了。祖父一听勃然大怒，来到床边厉声吆喝：“来！来！来！前生父母，来，我跟你‘坐床’！”——“坐床”即方言之中“结亲”的意思。总之，不知是祖父吓走了“前生父母”，还是我的命不该绝，当年红十字医院的一位陈姓医生用灌肠法救活了我。于是，他在那一带红极一时，被目为神医。
祖父对我疼爱有加，但我还小，茫然无知。在我之后，母亲又连生了两个女儿。四女夹一男，民间有个稀罕的说法，叫做“八仙桌”，即两女为桌的前脚，两女为桌的后脚，一男则为桌面。四脚拱一面，尊贵的程度不言而喻。大约我四岁那年，九九重阳节，祖父非要带我去城内登乌石山。那时他已有病，身体虚弱，可是执意要去。主要是为了我，登高可以快快长大。我们坐着自己家的车去。上山的路上，走一阵抱一阵。到了顶上，他非要抱我登上那个最高处不可。他颤颤巍巍地往顶上一蹴，祖孙俩晃晃悠悠地就往外倒，幸好跟在一旁的车夫拦腰抱住。回家的路上，直到坐在车上，他还在喘气。多年以后，家人说起这件事，我居然也还依稀记得在山顶上的他的抱，他的晃晃悠悠，以及在最高处眺望到的那一瞥的景色！
祖父病重了。据说是亲自到外地收账，摔了一跤，从此卧床不起。有天早上，大约是父母亲的支使，我独自到他的床前，问他病都好些了吧！乐得他老人家高兴得不得了。孙子懂事了，孙子孝顺！他当即把放在枕边用来夹胡子的两枚银角赏给我。后来，我就学会了时常前去问候。
祖父终于走了。终年54岁。那个年代，人过五十就算上了寿数。他出殡后挂在厅堂前的大灯笼赫然写着“五旬寿考”，“四代同堂”。“四代”是虚计了一代，“五旬”倒是不折不扣。他死于肺痨病。“痨臌隔，神仙医不得！”第一个就是这个痨，现在大约叫做“肺结核”，当年是绝症。
记得那天早上，六岁的我，像平时那样正在马路对过大院的私塾里读书，突然家里的一个小徒工匆匆地唤我回去，说是祖父死了。我径直来到祖父床前。看来跟平常一样，床头电灯亮着，祖父满脸胡茬地静静睡着。“这就叫死了？”我伸手大胆地摸了摸他的脸。有人赶快把我拉开。母亲、婶娘搀着祖母哭得死去活来。父亲满脸涕泪地吩咐管事的做些什么。我还不想哭，只是好奇地睁大眼睛看着种种新鲜事。
很快有人煎了一块蛋饼盖在死人的鼻嘴上。据说这是为了防止病菌从口鼻逸出。
厅堂里的中门打开了。天井搭上布篷。几年前就立在屋角的大寿材给放倒了，又劈又锯，人们进进出出。
最叫人惊奇的是傍晚时分的入殓。大厅里灯火辉煌。棺材盖翻转过来铺上层层的红缎，然后抬来穿戴整齐的祖父放在缎面上。人们麻利地包着卷着，很快成了囫囵一条，像根花春卷。接着托起花春卷，悬空旋转，很快地扎出了一方格一方格鱼鳞式纹路。要不是我亲眼看到，我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个包装得十分精美华丽的物件，包扎的是一个人的尸体。那就是我的祖父。祖父不见了，成了花春卷。
落棺的时刻到了，人们呼天抢地地恸哭。除了尸体，棺材里上上下下前前后后塞进大量的石灰包和灯芯草。棺材几天一漆，一遍又一遍。有一道漆我印象很深，是用碎瓷片打磨的，整个棺材像个好看的花瓷棺。最外面的才是朱红。
七七过后是开吊。满屋里都还亮着灯，我就被早早地叫起来。四处是布轴、挂联。我一身黄麻孝服。作为长子长孙，我的岗位是盘坐在灵堂右侧的一只小蒲团上。来客了，霎时鼓乐齐鸣，司仪从大门口拉着长腔：“客——”，把前来吊唁的宾客引到大厅。“一叩首，再叩首，三叩首！”行礼如仪。父亲、叔父、姑丈在一旁忙不迭地陪拜。后厅白幔子内哭声顿起。我只管俯伏在蒲团上，就算完成任务了。
最隆重的要算亲家前来吊唁。司仪装模作样、瓮声瓮气地操着官话念起祭文。我听不懂，只是听到故意拉长腔的“呜呼！——呜呼！——”心里直想笑。
最喧闹的场面当属出殡。好多人，好长的队伍。我被分派跟着母亲坐在轿子里。听到夹路的人群在议论，“好大的棺材！”“没见过这么多人抬的！”有人在数多少顶轿子。走了一阵，我被叫了出来在路旁跟着大人屁股后面跪拜。路边一溜罩着白布的桌子，一盘盘供品、香烛，司仪的吆喝、乐声中一大阵鞭炮。人们说，这叫“摆祭”，是有身份的人家给体面的死者在半路上饯行吧。至今还有印象的是，棺材上山时，山路狭小，容不得并排走很多人。由于棺木太重，几乎出了险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