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马克斯韦尔·库切《男孩》
去英国的飞机上读的约翰·马克斯韦尔·库切的小说《男孩》。于飞机上读《男孩》,气氛真是太对了:看似纷扰实质寂寥。中篇的体量,飞机从上海起飞到伦敦落地,就可以读完。判断如强烈的潮涌,猛烈地撞击着我的心:遇到一本了不起的小说了。当时,就想把满腹的“好”字化作字符呈现出来,却不知从何说起,索性回家再说。
回家后,在网上搜了搜关于《男孩》的评论,最醒目的标签是“恋母情结”。去你的,这是用便捷方式盖棺论定了一部维度丰富的小说。就算撇去了男孩的父亲、老师、同学以及学校,就说男孩与母亲的关系,难道是一个熟词“恋母情结”就能一言蔽之的吗?
小说开始于“他”与父亲一起反对母亲学骑自行车的情节,并在此段落末尾添上了这样一段话:他不愿她走。他不愿她有自己的愿望。他要她一直待在屋里,当他回家时,她在家等着他——是不是很能坐实“他”的恋母情结?如若不够,接下来,“他还喜欢和她结成一伙抗拒父亲”,并且,小说在几乎没有跌宕起伏的故事缓缓“走”向库切想要的终点时,父亲总是在“他”的描述中一次次地出现,出现的时候,做什么很次要,“他”的评价里充满了对一个无法承担起家庭责任并在求职途中一次次失败,终致母亲为其背上沉重债务的父亲的怨恨。可见,恋母情结是有的,只是,将恋母情结打成最大号的字体贴在《男孩》的封面上,我则觉得是消解了库切这部小说的分量。
库切《男孩》的分量,由以下书中力量结合而成:
一是作为一个阿非利堪人的后代,“他”因为融不进白人同学的圈子而备受欺侮后的消沉和不甘,让他对活着产生了强烈的质疑——我觉得这是《男孩》一书中最主导的情绪,所谓恋母,是因为在同伴那里找不到心心相印者,才不得不到母亲那里寻找依托。
二是作为一个信仰不明的孩子误打误撞地投入到天主教的门下后备受排挤,让“他”对自己是个少数派有了很深的芥蒂,以致,明明向往苏联政府却因为不想成为再一次的少数派,不得不违心地诺诺于亲英派的泯然众生中。可是,思想却没有因为身体的背叛而消停,它在“他”的喉咙口变成了悼词,越想咽下去疼痛和刺痒就会越强烈。
三是从一个外省学校的优等生到开普敦的中等生,初遇的人生挫折让才读中学的“他”,无以释放郁闷。
……
所以,我更愿意接受,《男孩》鞭辟入里地呈现了一个男孩因为青春期的不期而遇而与所处社会格格不入的状态。恰好,“他”所处的南非社会,正好是种族主义甚嚣尘上的时期——那才是库切的野心:用一个男孩的眼睛看、用一个男孩的笔墨记录,通过男孩与周遭的冲突显现彼时南非的况味:不要说黑人了,就是一个来自荷兰的移民所谓的阿非利堪人,都生活在凄凉和寂寥中。而这所有,库切让“他”来议论,其中的见识是超出了一个男孩的认知,可是,通篇都令人信服啊,这就是库切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