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征
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种新潮歌曲像流行时装一样，花样翻新，炫奇逗巧，变化频繁，几乎垄断了城镇文化市场，成为歌台舞榭的霸主，渗透到大众音乐生活的各个领域。一时节造成了高雅文化的失落，严肃音乐的困惑，一向作为我国音乐生活主流的艺术歌曲（包括传统民歌中的精品），受到了严重的冷落与冲击。
20世纪90年代年代以来，随着精神文明建设的加强和对素质教育的重视，有识之士在不断的反思中，认识到了在科学文明勃兴发展的新时代，各阶层对艺术的需求仍有雅、俗、高、低之分，厚此薄彼，兴此废彼，只满足一部分人的需要是不行的。于是，又重新兴起了对严肃音乐的推崇，对高雅音乐的呵护，对民族音乐的提倡。本文想就此谈谈个人对社会音乐现象的看法与认识。
我们翻遍国内外出版的音乐辞典，找不到有关“通俗歌曲”“时代歌曲”“新潮歌曲”等辞目和解释。我国20世纪30到40年代，受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兴起的商品化音乐（JazzMusic）和北美夜总会、舞厅盛行的流行歌曲（ModernSong）的影响，在全国大城市中曾出现过一次流行歌曲的热潮。尽管其中也有一些如《四季歌》《渔光曲》《秋水伊人》《塞外村女》等清新健康、雅俗共赏的作品，但大部分都是宣扬金钱至上、享乐主义、颓废思想的靡靡之音。在严格政治化的年代，一律被作为“资本主义的垃圾”“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产物”“反动阶级用来麻醉腐蚀人民群众斗争意识的鸦片”而被批判禁绝。谁也料想不到，这类在中国港、澳、台地区以及新、马、泰等国家仍继续流行发展的时代曲、流行歌，在20世纪80年代与“摇滚”“迪斯科”等一起，又重新闯入国门，掀起了更加盛大狂热、喧嚣嘈杂的大潮，形成了我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通俗音乐大流行，高雅音乐不景气”的一边倒局面。虽然经过20世纪最后十年的调整，初步形成了通行的“美声”“民族”“通俗”三种唱法的分类和“艺术歌曲”“民歌民谣”“通俗歌曲”三足鼎立的规范，但由于商业化的炒作、不正当的竞争，我国社会音乐生活中的这种不平衡状态并未彻底打破。一些迎合低级趣味，满足少数人的享乐颓废思想的杂歌滥调，仍在歌坛舞台和街头巷尾盛传，迷惑污染着青少年一代。最近，湖南《天地人》杂志通过歌迷投票方式选出“全国十大不健康歌曲”：《独自去偷欢》《饿郎传说》《十三不亲》《游戏人间》《舞女》《大花轿》《你把我的女人带走》《马桶》《心雨》《赤裸裸》等都列名上榜。其实这类音调淫邪娇媚，内容庸俗无聊的歌曲何止区区十首，此类比20世纪30年代的《夜上海》《疯狂世界》《香槟酒气满场飞》《野花朵朵开》《早行乐》等有过之无不及的庸俗低级歌曲，已开始引起宣传文化部门、演艺界的有识之士和积极上进的广大歌迷的注意，在公开的演出场合不唱情调品位低下的歌；积极创作推广品味高、内容好、雅俗共赏的好歌等，已形成世纪交替时代的一种新风尚。此类歌曲由歌迷和群众票选后公之于众，或在电台、电视中列榜分析批判，也不失为一种积极引导抵制的好做法。
音乐是表现广阔社会生活和人类思想情感的一种艺术形式，歌曲则是由歌词和音乐结合而共同完成艺术表现任务的一种篇幅短小、易于传播的一种声乐体裁，因而其表达方式更加直接明显，易为广大群众接受并产生直接的效应。任何艺术形式内容的产生和发展，都是社会现实的产物和结果，都是社会生活和意识形态以及文化水准、鉴赏品位、精神素质、价值取向等的反映。当前音乐文化的多元化发展以及商业化竞争出现的不平衡状态，流派众多、风格多样、雅俗共赏、良莠共存，是社会转型期必然出现的状态，只有引起普遍的重视并不断地通过引导调整的正确方法，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造成这种状态的根本原因是文革后整体文化素质的衰退和艺术审美、鉴赏品味的盲从和低下，给不加选择的引进和不正当的商业化竞争造成了可乘之机。就连一些在资本主义国家被视为“另类”的文化垃圾，如低级趣味的呻吟嚎叫，过度的狂热和刺激等，也被视为“新潮艺术”而加以模仿和传播，实在是对艺术的亵渎和对人们精神的腐蚀。
音乐是艺术的门类之一，艺术的灵魂是美。音乐与其他艺术门类一样，可以反映人类共通的美好事物和情感，借以鼓舞人类团结互助，发展进步；也可以表现社会的病态、庸俗和低级趣味，从而对社会和人类造成危害。因而，任何社会对艺术都是有选择的，“洋为中用，古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这就是我们选择标准，“开源导流”“变废为利”这就是我们应采用的具体做法。以歌颂人类美的事物和情感为主的艺术歌曲与民族音乐的主流，不断改造提高通俗歌曲和流行音乐的格调品位，使其以更加丰富健康的新面目服务于社会人生；在振兴与提高、净化与整顿中，不断提高自身和人民大众（尤其是青少年一代）的艺术素质与鉴赏水平，这是作曲家、音乐教育家、音乐制作人和传媒界的当务之急。
人类在自己的艺术实践中，将艺术作品分为高雅与通俗两种，但它们之间从来都不是凝固不变或泾渭分明的。艺术歌曲也像名著或名画一样，由俗变雅、由雅到俗或雅俗共赏，是可以互相转化或融会贯通的。民间流传的历史故事，本来是俗文学，经过作家的整理编写再创作，就变成了雅俗共赏的名著。民歌俗调本是俗曲，经过作曲家的整理改编或创作，也会变成名歌名曲而列入艺术经典传播欣赏。歌曲的分类和界定历来众说纷纭，很难有明确的界限和确切的定义。一般按体裁不同分为艺术歌曲、民间歌曲、舞蹈歌曲、通俗歌曲、群众歌曲等；按题材内容分为叙事歌曲、抒情歌曲、颂歌、军歌、学堂乐歌、工人歌曲、农民歌曲、行业歌曲等；按演唱形式分为独唱、重唱、合唱、对唱等。这些不同类别的歌曲基本上都可以用艺术歌曲和通俗歌曲两大类加以概括。
欧洲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开始盛行一种抒情短歌，它是由浪漫派作曲家，把著名诗人表现人的内心世界丰富多彩情感的诗词谱成歌曲，其结构严谨，曲调流畅多变并富有表现力，作曲技法较为复杂规范，伴奏与歌手融为一体且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这类艺术性较强的抒情歌曲一出现，很快就冲破了古典宗教歌曲独霸乐坛学府的状况，成为声乐教习和音乐会的主导和保留曲目，欧洲音乐界通称其为艺术歌曲。
艺术歌曲在德国称为Lied，代表作曲家为被称为“艺术歌曲之王”的舒伯特，他采用歌德、海涅、席勒等著名诗人的抒情短诗为歌词，创作了《野玫瑰》《纺车旁的马格利特》《春天的信念》《魔王》等六百余首艺术歌曲，其中许多曲调优美流畅，意境深邃高雅的歌曲，已成为传遍世界的经典曲目。德、奥两国著名作曲家舒曼、门德尔松、勃拉姆斯等，也有一些艺术佳作传诸后世。
艺术歌曲在法国有代表作曲家柏辽兹、比才、库普兰、德彪西等。法国的艺术歌曲精致纤柔，在发扬浪漫派传统风格的同时又有新的发展，如德彪西用著名法国诗人波德莱尔、巍尔兰等的诗歌谱成的抒情短诗，具有浓郁的印象派风格。
意大利的艺术歌曲，具有鲜明的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气质，像斯卡拉蒂的《在我心里》《紫罗兰》、洛蒂的《请告诉我》、马尔蒂尼的《爱情的喜悦》、乔尔达尼的《我亲爱的》等，因吸收民间牧歌与恋歌的艺术特点，在声音技巧的发挥上树立了不可磨灭的典范，成为学习美声唱法过程中必修的经典作品。而一些直接脱胎于那坡里民歌的歌曲，如《啊！我的太阳》《重归苏联托》《玛丽雅·玛丽》《桑塔·露西亚》等，因热情豪放、充分发挥了声区转换和高音的特点，向来是各国著名歌唱家独唱音乐会的“主打”曲目。
俄罗斯音乐之父———格林卡是俄国艺术歌曲的首位经典作曲家，他用著名诗人普希金等人的名作谱曲的《我记得那美妙的瞬间》《云雀》《夜晚的和风》等，早已成为世界各国音乐学府和音乐会的经典名作。而著名作曲家柴可夫斯基、拉赫玛尼洛夫、穆索尔斯基等创作的一些艺术歌曲，注重心理刻画，富有强烈的独创性和哲理性，在国际声乐教学和独唱音乐会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欧洲的艺术歌曲作曲家很多，除抒情短歌之外，还创作了一些可全部演唱亦可单独演唱的声乐套曲，它以同一诗人的诗作为歌词，谱成一组由抒情短歌组成的音乐统一体，像舒伯特的《美丽的磨房女》《冬日里的旅行》、舒曼的《诗人之恋》等七种。捷克著名作曲家德沃夏克用吉卜赛诗人海杜克的抒情诗谱写的《茨冈之歌》，是非常著名的声乐套曲，他采用风格新颖独特的吉卜赛民间音调作主题，对吉普赛人充满情趣的流浪生活，刻画得细腻入微又富有诗意。尤其是被誉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之一”的《母亲教我的歌》，感人至深，成为国际声乐教学和演唱活动中的常用的歌曲之一。
我国古代是一个诗乐结合的国家，在儒学教育的熏陶下，文人大都通音律。因而，由专门的宫廷音乐机构———乐府收集的民歌与文人加工创编的宫廷音乐和上层社会流行的乐舞（包括雅乐、鼓吹乐和宴乐），都是歌、舞、乐三位一体的作品。中国古代的诗歌，都是诗乐结合、可以演唱的艺术歌曲。史籍上有大量文官武将、文人雅士、宫廷乐人歌唱家创作演唱艺术歌曲的记载。遗憾的是除《姜白石自度曲》和散见于后人辑编的《风雅十二诗谱》《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碎金词谱》《太古传宗·琵琶调·弦索时调新谱》《纳书楹曲谱》等琴曲词谱，以及佛、道教音乐中保存有少量曲谱，如《阳关三叠》《关山月》《凤凰台上忆吹箫》等流传至今外，大都变成了有词无谱的文学作品遗存。20世纪20年代新音乐教育在我国推行以来，才涌现出黄自、李惟宁、李叔同、赵元任、冼星海、贺绿汀、聂耳等为代表的一批卓有成就的作曲家和音乐教育家，他们创作的《玫瑰三愿》《思乡》《我住长江头》《玉门出塞》《教我如何不想她》《渔光曲》《嘉陵江上》《黄河颂》《黄河怨》等大量脍炙人口的艺术歌曲，在国内外广泛传唱，不但成为音乐会和声乐教学的保留曲目，也引起了世界各国的注意，列入了国外著名歌唱家的节目单。
近现代以来，艺术歌曲在继承传统风格规范的基础上有了很大发展，这首先体现在扩大了艺术歌曲的范畴和界线上。一些通俗性的民歌或民族民间曲调，经过作曲家加工改编或重新创作，如《在那遥远的地方》《东方红》《送我一支玫瑰花》等，都成为雅俗共赏、广泛传唱并公认的艺术歌曲经典名曲。作曲家谷建芬、李海鹰等，歌唱家刘欢、李谷一等在通俗歌曲民族化、艺术化方面都作出了一定贡献，创作演唱了既有流行歌曲特点又有鲜明艺术歌曲风格、雅俗共赏的好歌，让现代艺术歌曲走出了“象牙之塔”，本来属于通俗音乐范畴的民谣民歌、流行歌曲逐渐向艺术歌曲靠拢，雅俗合流共赏已成为世界文化交流融合的一种新的趋势和导向。从这一点说，艺术歌曲应把一切反映各种生活场景和美好情感的、在艺术水平与思想境界方面达到一定高度的抒情歌曲都囊括进来。艺术歌曲作为人类艺术宝库中的珍品之一，愈来愈绚丽多姿、美不胜收，它风靡了几个世纪，陶冶了几代人，不但是世界各国美育教育和社会音乐活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提倡和普及艺术歌曲，一直是各国音乐艺术界、教育界和传媒界的重要工作之一，因为它直接关系着民族形象的塑造，大众文化素质的提高，以及一个国家或地区精神文明的体现。从这一基点出发，笔者以为歌曲的分类还是以艺术歌曲、通俗歌曲两大类为好，流行歌曲与民歌民谣等也是既定存在的人类的文化遗产，虽同属通俗音乐范畴，但因为是不同时代、不同社会制度的产物，虽各有特点风格，一般来说，是良莠并存、好坏杂陈，是在不断衍生变化并需要选择改造的品种。通行的严肃、民族、通俗三足鼎立的分类法是不科学的，含义不确，概念模糊且主次不分。至于唱法上的三种分类就更显得有些荒谬了，歌唱家、歌星、民歌手之间是不能划等号的，一个经过严格训练的歌唱家，应该是能熟练地运用各种声音技巧和艺术修养、演唱各种风格不同的声乐作品（当然并不排斥擅长演唱某种风格流派的歌曲）。各国民族民间世代传衍、源于生活的习惯唱法（包括有流行歌曲的唱法），各有其公认的传统特色，不管是哭的、喊的、呻吟式的、随意哼唱的、喘息的、用鼻音的、用喉音的、用炸音的、用哑噪的、用颤音……“萝卜白菜、各有所爱”，都是本民族或地区的神圣又珍贵的民俗文化宝藏，我们不应该也不能够轻易地用“不科学、原始、粗野、落后”等去否定它们的价值和存在。科学的唱法，也正是在广泛吸收民族民间唱法的基础之上，总结出来并基本定型被公认后加以推广的唱法。两者的共鸣、位置、声音、技巧、风格、特色、艺术含量与价值差异很大。有些被媒体与追星族捧为“天王”“天后”的红歌星，在很窄的音域或一个声区里唱得有滋有味，但有些大都是文化素质较差或很差的音盲或半音盲，必然会产生对这些歌星演唱和素质优劣标准如何评定的困惑，也易于导致盲目的追逐和单纯的模仿，从而更加忽视了“唱法”的艺术水准与技巧含量，以及“艺术贵在创造”的根本原则。
音乐的内涵和表现形式，直接发挥着影响与协调社会成员意志行为的作用，健康高尚的音乐，在演唱与传播的过程中，可以对社会成员起到陶冶和教化的作用，所以我国历来把音乐的审美教育功能，列为音乐的主要社会功能。音乐也有给社会提供休闲娱乐的功能，它可以通过轻松愉悦的审美享受和有教养与高品位的娱乐休闲，来松弛人们的神经，缓解精神上的紧张疲劳，增强人们新的活力。但低级的娱乐，缺乏教养的休闲，不按照健康审美观念加以规范的演出与传播活动等，又易于滋生萎靡、粗野、淫秽、丑陋的音乐，从而对社会成员行为的塑造产生反面效果，导致人们精神生活的贫乏、空虚和混乱。音乐在社会中的这些功能是相辅相成的，不能厚此薄彼或有所偏废，把音乐的教育功能夸大到绝对化的程度，或否定音乐的审美娱乐功能都会造成不良的后果。“文革”的恶果大家都还记忆犹新，在“唱一首好歌就是上一堂生动的政治课”的错误引导下，不贴政治标签的歌曲就不是好歌，一向作为歌曲主流的经典艺术歌曲“被视为封、资、修的产物而禁唱”，大量优美健康的抒情歌曲“被视做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情调”而打入冷宫，民歌“都是哥呀、妹呀的俗词滥调，会腐蚀革命者的意志”，连20世纪50年代流传很广的电影插曲《小燕子》《十五的月亮》《十八岁的哥哥坐在河边》等通俗性的歌曲，也被视为“黄色小调”而禁唱。传统的审美教育机制被革掉了，“八亿人八个戏几首歌”的过度饥荒状态，造成了全民文化素质衰退、音盲遍地、艺术鉴赏水平低下的后果。本文前面所述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现的“饥不择食”的现象，就是最好的证明。时至今日，这种影响也没有彻底根除。基础教育单纯追求分数和升学率，素质教育是副课，可有可无，大部分学校不按教育部颁发的音乐教材课本教学，仍保持着“老师唱一句，学生学一句”，教会几首歌就行了的应景方式。即便是全国风靡起来的考级活动，也存在着只重技巧锻炼，忽视艺术素质培养的弊病。为了应付高考和取得专科学位，高中以上大部分取消了音乐课，国内综合性的大专院校很少，一科为主兼修多样，同时拿两个以上的学位，精通一门又有丰富文化素养的专家学者太少了。全国声乐大赛增加了素质考核，一些文学艺术基础知识方面的题目，不但难住了大批受过一定专门训练的爱好者，有些音乐院校毕业的“大腕”或“上榜歌星”，文化素质修养也是很差或较差的。门内人尚且如此，业余爱好者和门外人就更不用说了，这和有艺术教育优良传统和五千年历史文明古国这个称号是极不相称的。
两千余年前，我国古代大教育家孔子就将礼、乐、射、御、书、数六种知识和技艺，列为学子必修的功课，在传统的家庭教育中，除文武之道外，琴、棋、书、画也是开发智力、增强素质修养的重要功课。13世纪以后欧洲的大学已普遍将音乐、数学、几何、天文并列为必修的四门科学，18世纪启蒙运动的思想家卢梭提出了美育是为了全面发展人的才能的新概念，认为音乐不但能开发智力，而且具有伦理价值，对儿童性格的形成有良好的影响。德国的社会学家M·韦伯尔和A·西尔伯曼进一步提出：“音乐是构成社会的一个要素”，他们从东西方音乐体系不同的事实出发，探讨音乐与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医疗等方面的互相联系，以及其对人类道德风尚与社会生活的广泛影响。20世纪新教育体制在我国实行以来，美育与德育、智育、体育并重已作为培养有文化知识、道德风尚、文明素质和健壮体魄的社会主义新人的重要措施。因而，在科技兴国、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新时代，各种新的思潮乐风不断涌入，音乐作为一种实用性很强的艺术，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音乐文化勃勃发展，音乐传播的迅捷方便，音乐教育的空前普及，音乐市场的流通活跃等等，都迫使我们从音乐社会学和音乐美学的角度，对当前的现象进行一些审视和评估，发现并指出其偏颇、失衡和缺憾来。
各阶层人对音乐的需要有相通之处，也各有不同，就像穿衣吃饭一样，人人都离不开它，但花样色彩款式味道则千差万别，社会的需要为音乐的丰富多彩与流通服务，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用武之地。高雅的也好，通俗的也好，雅俗共赏的也好，关键在于音乐的形式和内容给社会和各阶层人们以什么样的熏陶和影响。江泽民总书记在1994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通过不断地恢复、调整、推广、普及规范化的美育教育和传统乐教，提高全民文化素质和艺术鉴赏水平，让健康积极、促人奋发向上、并能发挥审美教育和高品位休闲娱乐功能的各类有益无害的音乐，在我们的生活和推广流通领域占有主导地位，应是宣传、文化、教育部门及广大音乐工作者共同的天职和责任。
参考书目
1.《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9年。
2.《中国古代音乐史稿》，杨荫浏著，人民音乐出版社，1985年。
3.《音乐美学问题概论》，克列姆寥夫，音乐出版社，196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