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事皆有其理由，也许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既无先见之明，也不了解其中的原因，但假以时日和耐心，一切都会真相大白。
这就是凯瑟琳案例的情形。我初见她时是1980年，她27岁。她因焦虑、恐惧和痛苦的侵扰，踏进了我办公室寻求帮助。虽然这些症状自幼时起就如影随形地跟着她，但近来却逐渐恶化。她每一天都觉得情绪麻木，无法正常作息，处在一种低潮、沮丧的状况中。
与她那时的混乱生活相反，我的生活则一帆风顺，有美好而稳定的婚姻、两个小孩以及蒸蒸日上的事业。
从一开始，我的生活好像就在直线上前进。我在一个呵护备至的家庭中长大，学业的成就不太费力就能得来，在大二那年我即立志要成为一个心理医生。
我在1966年毕业于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然后进入耶鲁大学医学院，1970年拿到医学博士学位。先在纽约大学贝列弗医学中心实习，后转到耶鲁完成精神治疗的住院实习。结束后，我受聘到匹兹堡大学教书。两年后，我转到迈阿密大学领导精神药物部门。在那段期间，我在生物心理治疗领域得到了相当的认可。在大学教了4年书后，我升为心理治疗系的副教授，并被派为迈阿密一家教学医院的心理治疗科主任。当时，我已发表了37篇有关心理、精神领域的学术文章。多年有纪律的研究已把我的心智训练成科学家和医生的思考方式，把我往专业的保守主义窄路上推，我不相信任何不能以传统科学方法证明的事物。我知道美国各主要大学都在进行灵学研究，但我没有在意——那些对我都太遥不可及了。
然后我遇到了凯瑟琳。花了18个月的时间做传统心理治疗，想减轻她的症状。当一无所获时，我尝试用催眠疗法。在一连串的催眠治疗状态下，凯瑟琳记得了引发她症状的“前世”回忆。她同时也能做“管道”，传达一些高度进化的“灵魂实体”的讯息，通过她，我知道了许多生与死的秘密。在短短几个月内，她的症状消失了，过得比以前更快乐、更平静。
凭我的知识背景，我对这种情况简直一无所知。当讯息一点点地揭示出来，我感到全然讶异。
我对于眼前发生的事并没有一个科学的解释，它不是人类心智可以了解的，而且远远超过我们想象的范围。也许，在催眠下凯瑟琳可以集中注意力于潜意识储存的前世回忆；也许，她能捕捉到精神分析大师荣格（Carl Jung）所谓的“集体无意识”，它是我们周围的能量来源，包含了人类全体的记忆。
科学家开始找寻这些答案。我们作为社会的一分子，在这些研究中都可大大受益，它将解开我们的心智、灵魂、死后延续的生命等种种谜团，以及前世经验对我们今生行为的影响。显然地，歧见很多，尤其是在神学、哲学、心理治疗和医药领域。
无论如何，这方面的科学研究才刚萌芽，步调很慢，又不断遭遇科学界及外界的阻力。
从历史看来，人类总是不情愿接受新观念。伽利略发现木星的卫星时，同时代的天文学家完全不接受，甚至连看都不愿看一眼，因为这抵触了他们原先的信念。现在的心理医生和治疗师也是同样情形，对前世回忆和肉体死亡后的生存，即便已累积了相当多的证据，也不愿检视评估。他们的眼睛仍紧紧地闭上。
这本书是我对进行中的灵学研究的小小贡献，尤其是探讨死后经验的支派。你所读到的每一个字都是真的，我什么也没有添加，除了不断重复的地方外；也什么都没删节，只稍微更改了凯瑟琳的身份，以保隐私。
我花了4年来写这本书，花了4年才鼓足勇气，甘冒专业的风险透露这些不正统的讯息。
某晚我在洗澡时，突然觉得非把它写下来不可。我有种强烈的感觉，时候到了，我不该再隐藏这些东西。我所得到的讯息本意就是要与人分享，而不是据为己有。从凯瑟琳而来的知识现在该借由我传出去，最好的结果就是：让大家都了解我所知道的不朽和生命的真义。
我从浴室冲出来，到书桌前坐定，望着那一叠凯瑟琳催眠时录的带子。在清晨的曙光中，我想起在我少年时去世的匈牙利祖父，每当我告诉他不敢冒险时，他总会慈爱地重复那句他最喜欢的英文口头禅：“管他的！”是的，管他的。
布莱恩·魏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