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有时候，他坐在板凳上，脚泡在脚盆里，吸着烟袋，看着她忙活。看着看着，不由得会看到一个苗苗条条的背影，一条大辫子在背上跳着，长虫似的。他的心，就会像刀剜似的一疼。他觉得那疯子是有意跳下水，给这个媳妇儿让路的，也是给他让路的。唉，要是找着她的尸体，埋在地头，也好时常看看，捧捧土，拔拔草，心里的难受也好有个地方发落。可她不知躲哪儿去了，连根头毛也找不见了，连把土也不让他捧，草也不让他拔，连个地头也不占他的，连个难受也不给他。是放他过去，也是叫他放她过去。
鲍秉德心里酸酸地难受。可是天一黑，一搂着那娘儿们，话又来了。耳根子隐隐的好像家后秫秫地里有人唱小曲，声音细细的，风吹似的。再凝神一听，又没了。
三十五
鲍仁文熬了几宿，写成了捞渣的报告文学。这回，他发了狠，一连抄了四五六七份，发通知似的发给了好几下处：省里的、地区的、县文化馆的；刊物、报纸、青年报、少年报……
收过了秋，粮食进了屋，囤了起来。过年了，鲍秉德家里的肚子挺得老高，快生了。
庄前庄后连连响着鞭炮，起屋上梁哩！
这一天，大路上来了一辆吉普车，进庄就问鲍仁文家住在哪里，然后就一径找了过来。
鲍仁文正在地里做活，见一辆吉普车老远地来了。车停了，下来两个人，朝他走过来了，是朝他走过来的，踩着刚出头的麦苗。他站直了腰，用手搭起凉棚望着，心里“怦怦”地跳起来了。他看得出这两个人不是乡里人，其中一个甚至不是此地人。他们是来做什么的？太阳照着眼，眼睁不开。那两个人从太阳照眼的地方走来了。
那两个人一步一步走来了。
两个人一步一步走来了。
两人一步一步走到了跟前，问道：
“你是鲍仁文同志吗？”
“是的。”他说，声音有些打颤。
“这是地区《晓星报》的记者老胡同志。”那个像此地人的人指着那个不像此地人的人说，“我是县文化馆的，我姓王。”
老胡同志早已伸出手，握住了他的手。老胡同志戴了副眼镜，嫩相得很，不敢判断他的年龄。城里人的年龄不好说。他热情地摇摇鲍仁文的手，拉他在地头上坐下，好像是他家的地头似的。
他果真是为捞渣的报告文学而来的。他们收到稿子，先是看了一遍，压起来了。后来，过了年，临近三月份了。三月份是礼貌月。领导上要他们好好地抓一个典型，以配合“五讲四美”的宣传。于是他们又想起了这篇报告文学，重新找出来看了一下，传阅了一下，都觉得事迹是可以的。就是，怎么说呢？文章还要润色，并且要更加充实加强捞渣几年如一日照顾五保户这一情节。要知道，如今老人问题，简直是个世界性的社会问题。所以就派老胡同志来和鲍仁文同志合作，一起完成这篇报告文学。事情很紧急，今天，鲍仁文就要跟他们进城去。要力争在三月以前完成，让老胡同志带着稿子回报社发排，三月一日见报。
鲍仁文听他说着这一切，就好像坠入了五重云雾中。“我不是在做梦吧？”他问自己。“我可不是在做梦吧！”他又问自己。他觉着头晕，觉着身子软软的无力，连微笑也微笑不动了。他看着老胡同志那张嫩生生的脸，听不见他在说什么，就好像放电影出了故障，只有人影没有声音似的。老王同志递过烟卷，他糊里糊涂地接过来，居然让老胡同志点的火，连声谢谢也没说。
最后，老胡同志站起来，拍拍屁股上的土，说：“就这样。”
鲍仁文也站起来，拍拍屁股上的土，说：“好，就这样了。”
“我们现在就走吧！”
“好，走吧。”鲍仁文跟着说。恍恍惚惚的，不知要走到哪里去。走出麦地，上了吉普车，一股子臭汽油的味，叫他清冷起来：老胡同志是要上捞渣家去瞅瞅，和他父母拉拉。
鲍彦山家里的在烧锅，见来了两个陌生人，有些着慌，忙不迭地站起来。老王同志说：
“这是地区《晓星报》的记者，专来采访你家鲍仁平的事迹，要写文章报道哩！”
他娘还是惶惑。
“这是县上、地区上的干部，来问问你家捞渣的事，要写文章表扬哩！”鲍仁文解释说。
她便懂了，释然了：“屋里坐，屋里坐！”
屋里漆漆黑，一个粮食囤子占了三分之一的地方。老胡似乎有些吃惊地左右看看，没有说话。有人到湖里把鲍彦山喊来了。
“这是鲍仁平的父亲。”鲍仁文介绍。
两人一齐上前，一人握住了一只手，使劲摇着。鲍彦山惶惑地看着他们，好容易把手解脱出来：
“坐，坐吧！”
各就各位坐下以后，老胡同志扶了扶眼镜，低沉地问道：
“鲍仁平是从几岁开始照料五保户鲍五爷的？”
“打小就跟鲍五爷亲呢。会说话就会邀鲍五爷吃饭；会走路，就会去给鲍五爷送煎饼。”
“他为什么会对鲍五爷这么好呢？”
“他俩有缘分。鲍五爷不理人，倔，就理捞渣，和捞渣亲。”
“鲍仁平生前记不记日记？”
“日记？”
“捞渣活着时每天写不写文章？”鲍仁文解释道，无形中他成了翻译。
“自打他上学，每天放过学，割过猪菜，吃过饭，就趴在桌上写作业。写个不停，冬天手冻麻了，还写；夏天，蚊子咬疯了，还写。叫他，捞渣，明天再写吧！他说：明天还有明天的作业哩！”
“他写的东西还在吗？”
“和他的书包一起烧了。”
“烧了？”老胡同志很吃惊。
“此地的风俗：少年鬼，他的东西不兴留家里，统统都烧，烧不了的就埋了，扔了。”鲍仁文解释。
“哦。”老胡同志轻轻地吸了一口气。
“这孩子命苦，没吃过一顿好茶饭。”他大唏嘘起来，眼泪啪啪地落在了地上。他咳了一声，吐了两口痰，用脚搓搓，搓去了。
老胡同志不再说话，过了半晌，轻轻地说：“走吧。”
鲍仁文带他们到大柳树下去看看。老胡同志仰起头望望那树梢，想象着当时那鲍五爷是怎么趴在那树上的。又低头看看树干，想象着捞渣又是怎么抱住这树干死的。老胡摸摸那粗糙的树身，不说话。
鲍仁文又带他们到大沟边捞渣的坟上去看了看。坟上长了一些青青的草，在和风里微微摇摆着。一只雪白的小羊羔在啃那嫩草，一个小孩在大沟里洗脚，瞪大眼睛严肃地瞅着他们。
“小孩，过来。有话问你。”老王喊他。
他跑上来，牵起小羊羔，转头就跑了，一边跑一边回头看。
“乡里小孩没见过世面。”鲍仁文代他抱歉道。
老王摇摇头，笑了：“我想问问他，鲍仁平的事。”
老胡一直没说话，站在捞渣的坟前。
坟上的草青青嫩嫩的，随着和风微微摇摆。
三十六
鲍秉德家里的生了，生得毫不费难。人到湖里喊鲍秉德，他忙不迭地往家跑。刚到门口，还没搁下锄子，里面就“嗷”的一声，下地了。是个大胖闺女。
不是小子，鲍秉德也不泄气。闺女小子，他都要，一样的金贵。梦里都做过几回了，有人喊他大。
不过两个月，他家里的又怀上了。乡里来动员计划生育，要他女人去流产，去结扎。他嘴里答应着，第二天就把他家里的送回了娘家。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他一个人从她娘家十里堡走回来，想想要乐，想想要乐。没想到一个人都活到这份上了，眼瞅着没什么指望了。不料，山回路转，又行了。他走到了大沟边上，走过了捞渣的坟。风吹过坟头，青草沙沙地响。他腿一软，蹲下了，他想起了那疯女人。他望着小小的坟，坟下黑黝黝的大沟水，不由生出一个奇怪的念头：
“没准是捞渣把她给拽走了哩，他见我日子过不下去了，拉我一把哩。”
他又望望坟，坟上的草在月光下发亮。
“都说这孩子懂事。这么小，就这么仁义。”
他看看大沟，水，在月光下闪闪发亮。
“这孩子也真奇，仁义得出奇。和鲍五爷的缘分也出奇，这是个小怪孩。”
他抓起一把土，拍在坟头上：
“好孩子，你保佑你七爷生个你这样的好儿子吧！”
他把土拍结实了，又停了一会儿，走了。
庄里噼里啪啦的鞭炮响，起屋上梁哩。
大沟对面，树影地里。有两个人，在说话：
“你家收这么多粮食，还不盖屋？”
“我大说先还账哩！这么些年咱家欠队上的账不少，大说，做人要讲个信义，借了账不能不还。”
“那房子，什么时候盖呢？”
“收了麦，卖了粮食，就盖屋。”
“你家咋不去做生意？光死种粮食。也种点别的，上街卖去。”
“我大说了，最要紧的是粮食。有了粮食，什么也不怕了。再说——”
“再说什么？”
“我大说，咱是本分人，不是生意人。”
“做生意怎么啦？”
“那得会坑人，心要狠才管。”
“一街都是做生意的，一街都是狼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
一颗石子扔进了大沟，荡起一个水花，水花一圈一圈地荡开了。
“生气了？”
“生什么气？我是怕为了盖房子，把你饿毁了。我知道你是个大肚汉。”
“满地里青的黄的，什么不能吃？灰灰菜，妈妈菜。”
“吃得你生浮肿病。我大是生浮肿病死的。”
“不能。我娘说是把粮食都卖了，总还要留一点儿。”
“这才对了。”
风吹过树林子，一大沟的水微微荡起波纹，闪闪地亮。
“你在想什么！翠。”
“我想，以后来，我带馍馍给你吃。”
三十七
鲍仁文跟着老胡，在县一招住了三天。说是合作，其实就是鲍仁文提供材料，老胡执笔。写完之后，再让鲍仁文看一遍，看有哪些地方失真，不符合事实的。鲍仁文指出后，老胡就改去。弄了两天，鲍仁文只动了嘴，却没有动笔，心里是很不过瘾的。
而这三天与老胡的接触，却使他打破了一些对记者的神秘感。他没料到记者也是和他一样的人，要吃饭，要睡觉，睡觉还打呼，打得如雷贯耳，害得他两宿没睡踏实。而且他晓得了老胡比他要小三四岁，插过队，然后自学成才，进了报社。他有时请鲍仁文喝酒，喝多了就发牢骚。抱怨自己没有文凭，如何地吃不开。房子挤，工资低，奖金制尚在争取之中，等等，等等。鲍仁文只是不明白，从事这么崇高的事业的人，怎么会有这么多俗事的困扰。而有了这许多繁杂俗事的打扰，还怎么能够对人类的灵魂开展工作！
当他从县城往家走的时候，心里充满了一种失落的感觉。不过，等他进了小鲍庄，面对着人们完全改变了的尊敬的目光时，那失落感又消失了，内心渐渐地充实起来。一周以后，《晓星报》上头条登出了文章《鲍山下的小英雄》。他的名字赫然地用铅字印在了题目下边，老胡后边。他对着那报纸，心跳得厉害，像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了。镇定了一会儿，他开始看文章，心跳渐渐缓了下来，正常了。文章里没有一句是他写的。他慢慢地平静下来，又从头看了一遍。这一遍，他发现有几句话一定是出自于他最早的原稿。比如：“死亡面前，他把生留给他人，把死留给了自己。”这句话在原稿上，他记得就有的。当他看到第五六遍的时候，他从字里行间看到了自己的劳动。他确确实实地认可了，这是老胡的文章，也是他鲍仁文的文章。他的文章终于用铅字印出来了，他的名字，终于用铅字印出来了。这铅字，便是一种认可，一种肯定。他的名字不再是无足轻重的。他的存在像是更加确定，更加切实了。如果说他原本对自己是否存在还有一些怀疑，一些犹豫，一些不敢肯定，那么这会儿，是完完全全放心了。
文化子把这文章念给他大他娘听，不料他大他娘脸上却淡淡的，好像在听一个别人家的故事似的。那些激动人心的话，对他大他娘作用不大似的。文章里的捞渣，离他们像是远了，生分了。只是当文章提到鲍彦山的名字时，鲍彦山抬起头问了一声：
“提我了？”
“提你了，你是捞渣的大嘛！”
“提我干啥，怪没趣儿的。”
“你是捞渣的大嘛！”
他便不再吱声。
文章里还提了许多人，比如组织救人的村长，捞起捞渣的拾来，他们都让文化子或别的读过书的孩子念了好几遍。
这文章激动了许多人的心，有人给鲍庄小学写信，有人给捞渣他大他娘写信，也有人给小鲍庄全体乡亲写信。清明那天鲍庄小学全体师生，来给捞渣扫墓。照此地规矩，在坟头上压了块土坷垃。然后献上一只花圈，用野花野草扎的。五颜六色的，在阳光下，灿烂得很。
过了两个月，收毕麦子。小鲍庄又来了一辆吉普车，下了三个人。一个是县文化馆的老王，一个是个小妞，穿着连衣裙，另一个是个男的，有四十来岁。他们一起步入了鲍彦山的家。这是从省里来的省报记者。省里决定，要大力宣传捞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