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耿河
一条河流，在我的肉体可能是一团模糊的气体时，就消逝了，就像旧历年祠堂上供着的祖先，薄薄的灯光漂洗着他们的名字。
它是朱耿河。朱耿河是一条雨水河，它的出身和消逝，像谜一样纠结在我的眉头。“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这歌声在我听来，有时就是锯齿，切割着我内心的隐痛。几乎每个人都有一条童年的河流，但是，我没有。一个没有河流的童年，他的胳膊只能在半空中划来划去，以桨的姿势。
“东朱耿，因位于朱耿河以东而得名。”看过故乡的地名考，我只能臆测出这样的意象：一根匍匐着的藤蔓，结出了两个葫芦，葫芦长大以后成为瓢，在水缸里，浮浮沉沉，藤蔓像一条羸弱的手臂，满是皱褶，水分在悄无声息地，流失。
60多年前，爷爷永远躺在了朱耿河的西岸。我的小脚奶奶抱着一个（我不满周岁的父亲），领着一个（我的大伯），走过了朱耿河。父亲太小，他后来只知道爷爷的名字是刘世温。大伯11岁那年得病死了，父亲成了刘家的独苗、郝家的长兄。父亲说，要是现在，你大伯就不会死，条件不行啊。父亲重重的叹息像石块，压得他低下头，只好用胳膊支撑着自己的倒伏。晚年的奶奶是父亲和二叔轮流赡养的，一家五天，按当地的集市日计算。是奶奶决定的，这样时间短，遇上农忙，两家都能顾上。奶奶来来回回，就像赶集，隔墙喊一声，奶奶便小腿勤挪，一步一颠地过来了。奶奶没有名字，生产队里按人头分东西，我看见奶奶的那份写着“郝赵氏”（奶奶娘家赵姓），我的胸口像是被一床棉被堵着，憋闷，胀痛。我上学了，填写履历，“家庭成员”一栏：奶奶，赵氏。我对父亲心存芥蒂：他那时是生产队长，是郝姓家族的大哥。“水往低处流”，经年之后，我理解了奶奶和父亲。他们以水的姿态，把自身降到了最低处，赢得了最低限度的尊严。
一条河流，缝合了断裂的土地。西边我的籍贯，东边是我的故乡。这是一条负重累累的河流。它是一个赶脚的汉子，每天都在路上，忽然有一天，它走累了，躺下，沉溺在漫长的夜晚。它生在天上，死于大地。
我无比怀念我的爷爷，尽管他一直是一个称谓。我在乡下教书的时候，见过我一个同事的父亲，70多岁，腰都直不起来了，他弯腰抱起小孙子的时候，胖乎乎的肉墩正好填充了他的胸前，使他的身体不再是一个弧，而是敦实的，像装了新麦的粮囤。我停下来，作业不批改，只抱着笔，怔怔地看。有个爷爷多好，他用长长的胡子扎我的脸，他拽着我的小鸡鸡问：这东西是干什么的？我头一偏，看天：打种的！我高兴了，就骑在他头上，去捋高高的槐花。
一个没有爷爷的童年，注定是残缺的。消失的朱耿河是一根喑哑的琴弦，它的失语，让枯黄的叶子迟迟找不到春天的树枝。
今年清明，给母亲添了新土，我转道去了爷爷的坟墓，和我的女儿。爷爷的坟很小，像小时候的窝窝头。这些年，我们一家人不停地搬来搬去，东朱耿，慈埠，安丘，直到把母亲搬到亘古的黑暗里，才恍然明了，独独把一个人扔在了西朱耿。如果我是一滴水，爷爷必是我的上游。如同河流消失了，村庄站立着。
无论我怎么眺望，依然看不到我的朱耿河。那是怎样的一条河流？夏天的时候，田野的裂缝被朱耿河温柔地覆盖；到了冬季，它羸弱的手臂，依然挽着两个村庄，绵延的体恤，悠长的慈悲。
真的有过一条朱耿河吗？
我问父亲，他说，河流没有什么两样，河流西边是咱村的坟地，有个西朱耿姓韩的在看林子，就叫了韩家林。韩家林已经是一块耕地的名字，有我家的责任田，现在由我的妹妹、妹夫耕种，农业税不收了，真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而我的爷爷，他一直就在河的西岸，他一个人（奶奶去世后葬在郝家的坟地）。他一定看见了我的父亲，在土里刨食，还有我的母亲——一个老实巴交的女人。他看着我们夏日割麦秋天浇水，看着我们的日子慢慢好起来。蒸了新麦馒头，上新麦坟，首先让爷爷尝一尝。我想，爷爷肯定饿坏了，他颤巍巍地接过来，吃得手上嘴里全是热气，然后，不住地打嗝，幸福地几近窒息。
奶奶肯定能记得爷爷的模样，她没有说。我的记忆开始明朗的时候，父亲快40岁了，早活过了爷爷的年龄。更多的时候，我注视着村里的老人，构造着我的爷爷。可爷爷呈现在我眼前的形象总是这样：英俊且悲哀。一个英年早逝的人，就像一条消失的河流，我们记得的，应该是有那么两排白杨守护着的一泓水流，水草肆意地生长，有蜻蜓从水面掠过，低低的，在麦浪之上飞翔。
每一棵庄稼和青草，都是河流抚育的孩子。
一条沉寂在地下的河流，它紧紧握着植物的根系，在无边的黑夜里。当每一株绿色挺出地面，都是一条向上的河流。
堂兄桂明
桂明，是我的堂兄，正值壮年，不想触电而亡。
他还有一个弟弟，叫桂亮。桂亮夏天出去卖冰棍，走到洪沟河桥上，突然肚子疼，用手捂了一会儿，又爬上车走村串巷了。过了一些不咸不淡不痛不痒的日子，又疼，很剧烈，拉着去了医院，又拉着回了家：肠道癌。兄弟两个，像流星，倏地一闪，消逝了。
桂亮媳妇带着女儿远嫁到了外村，即使打个照面也不认识了。桂明家嫂子，嫁了本村一个小伙子，住在原先的三间大屋里。这三间大屋，高高地挺立着，成了桂明曾经风光的最好的证据。不，还有他的儿子凯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桂明没白活一回。听说，今年春节，凯凯和爷爷一起过年来。他爷爷点了鞭炮，凯凯用竹竿挑着，热烈的鞭炮在空中炸响，一个接一个，最后一响是外面凯凯后爸的喊声。放了鞭炮，就是过年了。鞭炮声走远了，留下一地的碎屑，花花绿绿的，像春天的脚印。人呢？
桂明心细手巧。初中升学考试，只是给家人的一个交代：我不是上学的料。桂明跟他小舅学起了木匠活，也进百家门吃百家饭了。他对木头的理解比我入木三分。我吊好了墨线，拉着拉着，锯就走偏了。桂明说，你不是干活的料。铁锯在他手里，是一张弓，我听到了木头鲜亮的歌声。周末，我有时抱着一本书，坐在马扎上，看桂明的忙碌像木屑一样纷纷扬扬。我埋头看书的姿势是不是刺激了他？他忙成了一个指挥家，指挥他的锯子刨子凿子斧子，演奏着一支木头圆舞曲。惟独他，不说话。桂明把岁月变成了沙发衣橱高低柜。我把时间变成了近视眼镜。丑陋粗糙的木头原来也有光洁细腻的内心，这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桂明是我所认识的村里第一个不上门的木匠。他从集市东边买了木头，拉回家，再拉回来，木头已经被点化成了敦实的茶几伟岸的衣橱，还有喜鹊在喳喳地叫着。
几年过去了，我回乡当了教书匠。我年轻要强，总想成绩高人一头，动不动就发脾气，用半生不熟的普通话大声训斥学生：真是一些木头。有一次，我到镇上理发，我过去的一个学生就在店里学徒。他辍学了。我问他这里发工资吗？他说打打下手不缴学费就挺好了。我问学完了自己干？他说回村开店俺村挨着公路呢。不知怎的，那时，我想起了桂明，他真是一个好木匠。作为我们这一代的青年人，许多人热衷于向外走，桂明却偏偏以留守生活的方式，在家乡的土壤里扎根，发芽，长成高大的树木，枝叶里贮满了风声和新鲜的鸟鸣。
我调到县城教书以后，离童年的语境越来越远，我们的见面也一次比一次客气。桂亮走了，桂明也越来越沉默了，他父母都信了耶稣。桂明一不抽烟二不喝酒，便拼命扛活，一觉醒来，就像掰开闸的电锯，固执地深入木头黑暗潮湿的内心。其间，有一种分解，剥离，暴晒，最后的形状是四条腿的桌凳，敦实，牢靠，平整，也像乡村男人的模样。其实，日子就是一堆粗糙的木头，只有像铁锯那样投入，我们才看到木头的纹理清晰，年轮如波纹，一圈一圈，荡漾在一种晴朗的安好里。桂明的日子直观形象，木头一样。他拆了狭窄逼仄的过道，建了大门楼，开来了汽车，汽笛一响，羊咩狗吠，日子欢腾跳跃。桂明开了家具店跑起了运输，还是丢不下手里的铁锯和刨子。还是很少说话。那年春节，硬塞给我女儿压岁钱之后，桂明便邀我过两天去他家坐坐，说家里什么都有，现成着呢。我礼节性地答应着，炕头还没睡热，就坐车赶回了单位。谁知，竟是最后的一面。我记得，那夜雨下得很大，扯天扯地地垂落。听说桂明半夜从炕上爬起来，去看看电闸合了没有，却从此合上了双眼，一根硬实粗壮的木头，从此吐不出新芽一样的呼吸。我记得他初中物理学得很好的，他好像说过在村里当个电工挺吃香的。他怎么就忘了，干燥的木头不导电，一受潮呢？作为木匠，最后和木头们躺在一起，也是寿终正寝了吧。
对于他的死，他的父母这样认为：那晚是上帝派人来喊他呢，声音真大，我们都听到了，他去了天堂，和天津（桂亮的乳名）做伴呢。
我觉得，一个人的生命，其实就是一根木头，扎根，发芽，抽枝，有了一些岁月，被一些铁锯刨子唤醒，摇身一变，成为吃饭用的圆桌睡觉用的木床，长久地稳固着我们的生活。不声不响的。
老张叔
老张叔失踪八年了吧。口粮田还一直分着，户主还是他的名字。
早些年，老张叔精神就出了问题，一个劲儿地抽闷烟。庄户人属鸡，土里刨食。张婶下坡了，饭温在锅里，晌午回来，一看，人像锅盖一样沉默，呆在早上的地方。馒头，冰凉冰凉的。
我们那里有仲秋节看闺女的习惯。老张叔弟兄三个，排行老大。8月14这天，他去十里外的刘家庄看妹妹，再也没有回来。庄户人下棋，老喊“没得走了拱步卒”，也喊“小卒一去不还乡”。说的是棋路。老张叔就是棋盘上的一个小卒。
老张叔生来少言寡语，一个大老爷们儿，三脚踹不出个屁来，活得有点窝囊。他养了四个孩子，全是清一色的子弟兵，就凭这一点，村里不少人夸他像个男爷们儿：女人的地，男人种，你看人家老张，真有两斧子。他的四个儿子：农民、会民、世民、金民，一个“民”字，附在他们乳名的后面，是一块怎么甩也甩不掉的泥巴。明摆着就是四处大屋。老张叔有时嘟囔：你们四个，哪怕有一个考上学，我也省了一份心思。
家里有四个儿子，日子过得挺紧巴。我记事时起，老张叔就一脸凝重，很有些干部的派头，村里让他干了生产队会计，算盘拨得比生孩子还费劲，不几天，就专门伺候土地了。会计会计，他这么慢，怎么干得了会计？他算账很仔细，哪怕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加法，他也要听到噼里啪啦的算珠声，如此几遍，才端端正正地写在账簿上。有了计算器计算机，那是许多年以后的事情了。
庄户人过日子，一是要大干快上，用小学时作文中的话就是“披星戴月”，就是“冒着严寒顶着酷暑”；二是抠抠牙缝紧紧腰带，“喝三年薄粥，买一头黄牛”，要节俭。老张叔的第一处新瓦房就是这样盖起来的。大儿农民结婚了。二子会民结婚了。老张叔抱了孙子。偶而回家，我路过老张叔的咳嗽和他孙子的笑声，迎头正碰上我的父亲：“会民家那小子都喊你大爷了。”我和会民是初中同学。
老张叔的名字，再次出现在我的生活里，是一些年以后了。当时，我在县城教书，离故乡越来越远。一天，他的一个堂弟打听着老张叔，也打听着我，问我见着老张叔没有，我说没有。他说你知道老张叔的模样你向老师同学们说说都注意注意。在学校门口说完这些，他便步行着，向西去了。
离开故乡以后，父亲成了我和故乡唯一的联系。常常，一忙完农活，就来帮着母亲看孩子。父亲抱着他白白胖胖的孙女说，整个村里姓张的人全出动了，方圆几百里全找遍了，还上了电视登了报纸。
老张叔原来有一个很响亮的名字：张洪亮。他没想到，在他失踪以后，他的名字很响亮地出现在电视屏幕上，像暴雨后的青草，肆意地生长着，蔓延着。这是他人生第一次上电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