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然台上
隔千里兮共明月。
隔超然台不足百里，隔宋王朝不过千年。秋月和诗词是我的向导。选择一生平平仄仄地行走，没有比这更轻松也更沉重的事情。
仍是北宋的月光吧，漂洗去白日的最后一声喧嚣，将一座城市半明半晦地写意出来。“城上高台真个是超然。莫使匆匆云雨散，今夜里，月婵娟”，古远的词句从历史深处飘来，越过城市的楼群，袭上心头，如水般的清澈，似银样的锃亮。眼前即刻闪现出古密州（今天的诸城）的模样。熙宁九年（1076年）暮春，苏轼就是君临超然台上远望城中春景的。
贬离京都，出知密州，“朝为青云士，暮作白首囚”（韩愈诗），官位可以一低再低，但生命必须永驻高处。命名“超然”是苏辙的创意，一母同胞，血脉相连，心志自然相通。仰观月有阴晴圆缺，俯察人有悲欢离合，落拓的诗人，超然的高台，游目骋怀，俯仰一世，文章憎命达，这或许又是艺术的幸会了。超然台，栉风沐雨着，竟屹立成中国文坛的一座高峰。
城墙还是城墙，沧桑还是沧桑，厚重还是厚重，梯形的台面坚持着向上的走势。我阅读的手指如呼吸轻轻拂过一株小草的叶脉，色泽洁净得好像自己的手不干净。苏子已经回到了后堂吧。一手捧书，一手扶膝，神态还是那么文雅，风度还是那么超然。“超然”，——这太像一位高人的雅号。“现在，我们所能看见的树太多，而天空太少，读今人的诗我经常有这样的悲哀。”忽然想起诗人洪烛的一句话，我觉得，我不虚此行了。在城市里，怎么看月亮，都像贫血少女的脸靥，是一种淡淡的黄。
宋时的超然台消失了，捧着崭新的《超然台》杂志，我进行着，我的纸上的行走。误把龙城作密州。空间距离几步远，时间相隔一千年。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就中国古典诗学而言，源远流长、丰满充沛的意境也该是月吧。“风花雪月”，读起来有时更像是“起承转合”。苏子被一阵风吹到一个叫做“密州”的异乡，就是在月下找到了自己的影子，“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由此，我们可以窥见他穷其一生始终不改的创作态度：超越困厄，获得一种月光般的平和与冲淡。月，明澈，超然，达观，这几个语词在夜色中格外明亮。抬头远望，婆娑月影撒成万家灯火，宛如朵朵金菊，层层馨香包裹着古老的密州。
苏子是离不开明月的作家之一。密州任职期间，苏子或登台赏景或举杯邀月，即使会挽雕弓也须如满月。一个把超然台作为地平线的人，我们很容易想象他的创作高度。苏子在密州谱写了许多锦绣华章，《水调歌头》“逸怀浩气，超乎尘垢之外”（胡寅《酒边词序》），最为脍炙人口。
刺枣树前
如今的名胜古迹，举目所见，要么是迎客松托举厚重岁月，要么是霓虹灯炫耀现代风情。能把刺枣树作为景点，并且别有寓意地栽培着，这地方恐怕只有韩愈墓了吧。
刺枣树干细枝弱，叶疏花迟，似乎只有“恶溪村”或者“瘴江边”才是它的安身之地。我不住地提醒自己，这是河南孟县，不是天之涯潮之州。
刺枣之妙，尤在于长刺。刺者，骨气也。韩愈如果是一株摆首弄姿、哗众取宠的杨树或者柳树，长安之大，水肥土美，他总会站成皇宫大殿的一根“栋梁”。然而，他说“名为宫市，而实夺之”，他还说，佛骨是“枯朽之骨，凶秽之余”，矛头犀利，直刺九五之尊。敢于拿自己的头颅跟佛骨硬碰硬地进行一番较量，他只有“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了。那时的潮州，大概也只有瘴雾缭绕、雷电汹汹吧，是中原人想象中的“蛮境”。
时令既然是仲秋，绿叶丛中探出一粒粒红红的枣子，我分明看见一片片浓缩的丹霞云霓。“不有韩夫子，人心尚草莱”，这是歌咏韩愈治潮有为的两句诗，我情愿把诗中的“草莱”读成“不毛之地”。
刺枣树，种在韩愈墓前，最合适不过。
我，不远千里，从遥远的山之东雀鸟般飞到这河之南，就为了在刺枣树的枝桠上唱一曲千篇一律的颂歌吗？还是在用脚步踏响“为嫌诗少幽燕气，故向冰天跃马行”的诗句？
刺枣树，在故乡的山间几乎到处可见，如同“不平则鸣”、“异曲同工”等成语常常萦绕于耳畔。枣子个小肉薄核又大，却是野菜丛中的珍珠玛瑙。后来，听老人们说，枣子是上好的中药，能补气宁心，敛汗生津。这话，我信。我甚至相信，在异乡与这样的植物相遇，是一种生命的玄机。
“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当时的中唐，骈风流行，佛老嚣张。在霜欺雪压中生长着，在风吹雨打下绽绿着，惟其如此，方显刺枣树卓尔不群的生命力。韩愈为人特立独行，行文奇伟不凡，重文气，深立意，长描绘，一时多少华章！
有同行人仰望着两棵柏树啧啧称赞。柏树郁郁苍苍，据说已历千年。我的双眼却固执地盯着这一丛丛、一簇簇枯了又荣的刺枣树。一边是甜的，一边是酸的，像韩愈的诗文别有新意，独具匠心。
于是，我把甜的一边唤作文学或者思想；酸的一边，我称它——生活。
试扫阳台看马耳
“试扫北台看马耳，未随埋没有双尖”。
置身超然高台远望马耳，眼界宽，心界更宽。苏轼当属深谙借景之妙的古代文人。眼前双尖，脚下高台，处江湖之远的迁客骚人，亦能任须发飘然，把马耳主峰，看个畅快淋漓。没有比人更高的山。那一个瞬间，苏轼与马耳山相看两不厌，遥遥感应着彼此的挺立与倔强。
苏轼，是一个驿动的语词，杭州密州湖州黄州惠州儋州，都是它的宾语。公元1101年夏天，流水泊不住动荡的宿命，在遇赦北归途中的一条客船上，苏轼一病不起，终年66岁。一千年以后，有一位诗人“少小离家老大回”，他的部分骨灰，撒向了他生前魂牵梦绕的马耳山，最终实现了诗人魂归故里的夙愿。
马耳山，是在雪后让苏轼眼前一亮的。如果苏轼漂泊的一生是一部经典诗篇，那么，起句就是这“未随埋没有双尖”，结句该是“也无风雨也无晴”吧。与苏轼的瞬间一扫阴霾不同，现代诗人臧克家是把马耳山挂成了墙壁上的一幅画，方方正正的窗棂，镶嵌着四时不更的风景，“试扫窗台看马耳，未随埋没有双肩”。就那么一抬眼间，迎面走来一个脸色黝黑的庄稼汉，宽阔的双肩能扛起所有的艰难。走出农家的屋檐，诗人就是一座大山了，肩着正气担着道义。
我是站在城市的阳台上远望马耳主峰的。异代不同时，问如此江山龙蜷虎卧几诗客？诗人亦远瞻，有长留天地突兀耸立两巨石。那并峙的双峰可是两位诗人高大的身影？双尖还在，双肩犹存，诗人不死。诗人回来了，“五岳看山归来后，还是对门马耳亲”，对门的马耳山就是诗人臧克家先生的老哥哥，我分明听到了诗人急促的脚步声，它的节奏明快，它的韵脚铿锵，像花朵在赶往春天，如溪流在奔向海洋。并举的双石都竖起了耳朵。
一生不得志的苏轼很幸运，神州辽阔，横无际涯，他竟与马耳山奇迹般地相遇了。辉煌一世的世纪诗翁臧克家生前唯一的遗憾，就是没有去看一看老家对门的马耳山。
位于今山东诸城城南的马耳山，海拔717.8米，为鲁东南第一高峰，主峰双石并举，远望状如马耳，因而得名。“马耳山戴帽，大雨就到”，当地老百姓常常通过远望马耳山，及早了解天气变化，以安排农事。两位卓越诗人隔着千年的迢遥时空，都读出了一种生命的挺拔和坚韧。
一座山，两位诗人，秉承着中华诗魂，延续着昂扬向上湮灭不了的东方精神。一个文学爱好者的高密声音。
高密，也叫凤凰城。它是我生命里的一个高地。
“凤皇鸣矣，于彼高岗；梧桐生矣，于彼朝阳”，是《诗经》的一个句子。凤鸣朝阳，在我听来，这是诗歌的声音。很久没有听到这样的声音了。是攘攘尘嚣遮蔽了，还是我的听觉迟钝了。
凤凰宾馆是敞亮的，没有电动门，没有铁栅栏。就这样，呈现在人民大街面前。看上去，整个建筑群更像是一些黄土地上的红高粱，浴着泼洒的阳光。蓬蓬的树影闪过，是一座淡黄的小楼：凤凰阁。我觉得，在这以凤凰命名的地方，一定是大音即即吧。后来，我就是在这样的声音里不能自拔也不求自拔了。
北面主席台上方的横幅，醒目着这次会议的主题：繁荣文学创作座谈会。主席没有露面，我们的文学先繁荣起来。像一只小鸟，飞进一个大林子，我的眼里尽是浓阴和翠绿。刚进门的时候，我看见一位老妈妈。她该是发苍苍视茫茫齿牙动摇的年龄吧，她戴着老花镜，双手捧着一本文学期刊，很安静地坐着，洁白的纸张闪射着文学的光芒。她仿佛从时间的深处降落，眼睛里充盈着漆黑的孤独和明亮的执着。在她那专注的样子里，我看到了自己许多年以后的表情。
“真正的诗人是在歌唱，而不是说话，是站在最高处歌唱”，这是一位作家说过的话。在会议的现场，诗人和歌手是同一个概念，在这里，诗歌像歌曲一样流行。如果徐志摩在这里放歌，我一点儿也不惊讶，就像在单位遇到同事，就像在故乡看见了母亲。我一直在注视一个人。他是一个诗人，一个外表像汉隶内里是小篆的诗人，头发张扬，人却羞涩得很。他对麦克风说，他是写爱情诗的，这几首诗是准备投稿的，下面就念念吧。许多天以后，在端详集体合影的时候，看着他略略鼓起的腮帮，我的耳边一直回荡着这样的声音：“善待生命善待爱情善待文学/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圣职/原来我的爱人一直在这里。”三日绕梁。
氛围，这就是氛围。我实在想不出更好的表达。我只能像《巴黎圣母院》里那个丑陋的敲钟人伽西莫多那样复制着：“美呀，美！”文友苏小蝉说：“多久没有这种氛围了，就像毕业时候唱毕业歌，仿佛一下子回到了过去，回到了青春。”一个写字也绘画的女子，就坐在我的身边，她身材窈窕，容貌可人，她轻轻的低语，犹如草叶上滚动的露珠，闪着莹白澄澈的光。我的好心情，使我的听觉愈加灵敏了，它像移动手机，无缝漫游着，接收着许多缤纷摇曳的声音。
在高密的日子，我一直被这样的声音激励着。我就是路边一棵卑微的小草吧，倾听着，只是为了呈现这块土地的肥沃与厚实。我想，即使我是一个哑者，也会开口歌唱的。
光线。
许多年以前，高密这个名字，在我眼里高大而茂密。看到家乡的红高粱，我就想起了高密。
走在家乡的土地上，“每穗高粱都是一个深红的成熟的面孔”。后面这话的主人是高密作家莫言。“八月深秋，无边无际的高粱红成汪洋的血海。高粱高密辉煌，高粱凄婉可人，高粱爱情激荡”，莫言的小说《红高粱》是那样的沁人心脾，和着黄土地上一种苦涩微甘的成熟气味。
2006年夏天，当一辆肥胖的公共汽车像卸货物一样，把我抛到了高密明亮的大街上，我仿佛跌入了一个巨大的梦境。是的，梦境。人们说，这是一座凤凰城，我真实地在它的纹理间穿行。它的翎羽成五彩，干净地一根一根，在我的身侧，明亮地排列着，光芒四射。它华丽的外表，是不是裹着一个高贵的灵魂。这是我精神的天堂吗？
心里是暖暖的明亮。
凤凰宾馆，就是一块肥沃的高粱地吧。日光直直地下落，没有水泥钢筋的干预，我说了，它是敞亮的，人像风一样自由，在宾馆和大街之间，随意地飘进飘出。夜晚的时候，我们几个人坐在路边的石阶上，颔首或者微倾，高谈或者沉默，话题都是文学。城市是如此的繁华，不夜，我们也各具姿态地亮着。忙活了一春又一夏，就这样，舒适地坐在田间地头上，谈论着自己的耕耘和收获。陈粮新麦，那些播种过的文字，在我们的话语里深入浅出，一如银灰色的高粱穗子，飞扬着清淡的花粉。写了几行字，我凝视着那夜留下的一些照片，夜色朦胧里，我们的笑容始终是明亮的，灿烂的。神出古异，淡不可收。内心的光亮，也是这个时代的一种特质。
山东省作协主席来了，又走了。犹如一阵风，吹过田野，荡漾起辽阔的绿意。他说他和莫言是老朋友，文学需要交流。他说他创作《古船》的时候，是想写一部包含自己全部积累、用尽心力的作品，他完成了。他的话语也是一种照亮。如果照亮我们的，是金币，是汽车的尾灯，总有一天，我们会双目失明的。
进行座谈的时候，我们围成了一个圆，文学的话题就这样传递着，无限可能地延伸着，这种情形，像极了小时候的一种游戏：丢手绢。我们一直保持着这样的写作姿势，鲜活的，纯真的。我的发言，谈了我的创作风格的渐变。一棵高粱，它扎根了，生长了，当它所有翠绿的叶子归结为古朴单一的灰色时，捧出的恰恰是饱满的籽粒。高粱晒米，在这里是不是可以这样解释：文章千古事。在这样的语境里，我们是一些些绿色的庄稼，鼓励是雨，贬低也是雨，我们伸展着自己的枝叶，向着可能的高度。就像《红高粱》里的一句描写：
“高粱与人一起等待着时间的花朵结出果实。”
气息。
或许是先入为主的缘故，印象中的高密，热情，爽快，淳朴，是一杯地地道道的秋收冬藏的高粱酒。我想，不少看过电影《红高粱》的人，大都会有这样的感受吧。
我是在上午到达高密的。中国北方的小城，阳光总是那么勤快。高楼的琉璃瓦上，浮着一层脆薄的、光洁的气息。眼前是敞亮的人民大街，呈现出一种坦荡而亲和的味道。许多五颜六色的姑娘，从我身边水流一样经过时，空气中漾着一些沁人心脾的馨香，像一瓶佳酿刚刚开启。在这次繁荣文学创作座谈会的现场，当一个女生用她的唇香朗诵诗歌的时候，我看到她绯红的脸颊流溢着阳光的色泽。我静静地凝视着她，就仿佛看到许多年以前，一位女子，她丰姿佚丽，才调超人，一如碧波池里的出水芙蓉，她的倩影亭亭玉立，她的声音珠圆玉润，她寂寞而热烈地开着，是一种久远的绝妙的芳香。
已然是陶醉了。
宾馆的名字极高雅，叫凤凰宾馆，让人想起许多遥远的诗句，古典的沉香。正午的阳光，打在墙壁和玻璃上，毛羽鲜鲜的宾馆像一只神鸟。神鸟，它在天方国的神话里消失，集香木自焚，轻烟一般飞升，幻灭，重生，降临在胶莱平原上，它敛起风声的一刹那，祥瑞的气息在阳光里弥漫着。
我们都是这个城市的过客，我们从彼此的脸上看到了吉祥的光芒。当我们在饭桌前围成圆满的形状，光芒聚拢了，如一口火锅，煮热了我们心里的文学。我们深深地知道，在这个“举酒欲饮无管弦”的时代，一个人遇上这样的文学之乡，是一个华丽的梦境。凤凰是离我们最亲近的语言。在一个生动的神话里，我们端坐着，只能以这种举杯的形式，敬奉我们心中的神灵。我们的眼睛目睹了太多的斑驳，眼前却只有这单纯透明的酒香。这种气息纯粹清爽，与广袤的田野敞亮的街道相接着。
我们来自于各自深深的历史，却沉醉在一杯醇香里；我们的心里贮藏了许多复杂的往事，吐出来，却是一些坦荡透明的话语。我们在自己的、别人的文字里醉着。酒水，此时成了最贴心温暖的物质，几杯落下去，脸红了脚轻了飘飘欲仙了。是酒，使我们抓住了摇曳的飘渺的灵感。如果我们的文字弥散着一种芬芳，那一定不仅仅是——墨香。有意思的生活，往往从吃喝开始。有轻松的文字佐酒，我想，身与心没有一处不熨帖了吧。
晚上，我和苏小蝉参加了一个民间的聚会，回来的时候，我依然醉着，有一种不能言说的恍惚。这鲜活的风，可是吹过先秦，又拂了晚清？许多年以前，这样的深夜，同样飘逸的身影，他是晏婴，还是郑玄，或者刘墉？
我行走着，仿佛在时间的深处。是否会遇上一位遥远的故人，他须发飘飘，手握长卷，穿一袭青灰的长衫，于漆黑的孤寂里，迎面走来。
